多爾袞死後，順治厚葬後挖墳墓鞭屍，百年後乾隆為其平反：太冤了

話說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大清帝國的「征服者」多爾袞冬死於塞北狩獵途中，順治帝追封他為「清成宗」，謚懋德修遠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並對其進行了厚葬。

然而，多爾袞死後兩個月,即順治八年二月,就起了大風波。有人首告其「謀算大位」,說攝政王死後,其侍女殉葬前,曾囑咐侍臣羅什等人,把多爾袞背地裡製備的八補黃袍放在其棺內,另外還揭發多爾袞曾打算以兩旗移駐永平府,與親信何洛會等人共定逆謀之事。於是濟爾哈朗等王公大臣合詞上疏,指控多爾袞「顯有悖逆之心」,並言「臣等以前畏威吞聲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謹冒死奏聞,伏願皇上速加乾斷」。

順治帝令在朝大臣核實,確認其「逆謀果真」,斷然下令將多爾袞「削爵、撤廟享、黜宗室、籍財產人官」,並命令毀掉多爾袞的陵墓。當時目擊此事的人這樣記載說:他們把屍體拉拉出來,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後砍掉腦袋暴屍於眾。他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當時在京的朝鮮使臣在寫給本國國王的報告中也提到:「攝政王以謀逆黜廟,而攝政王葬處,掘去其金銀諸具,改以陶器。」

聲威顯赫的多爾袞死後未及百日就成了罪人,這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

原來,多爾袞生前權重位崇,日漸驕橫,不僅政事及批閱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而且「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甚至把皇帝的印璽搬回府中,大權獨掌,儼然如一國之君,對順治帝也多有輕慢。他私自將皇帝侍臣伊爾登、陳泰一族及所屬人丁收人自己旗下,拉攏皇帝侍臣培植黨羽,使福臨只有皇帝之名而無掌權之實。

順治帝親政後回憶說:「於時墨爾根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大事,朕既不預,亦未有人向朕言者。」多爾袞曾斥責眾臣:「只知諂媚於我,而不知敬皇帝。」這正反映了他當時權勢之大,在人們心中亦同皇上一般的事實。對此,順治帝深惡痛絕,但迫於多爾袞勢大,一直忍耐,此時正可藉以反擊。多爾袞死後,他立即命令剛林到睿王府府,把所有信符收貯內庫,又命將賞功冊收回大內。六天後又將多爾袞親兄、欲接替其攝政的英親王阿濟格定罪幽禁,對多爾袞勢力進行打擊。再則,當年多爾袞與豪格爭立皇位,結下怨仇。攝政後他尋機進行報復,唯以剷除而後快。

順治元年四月,見機行事的正藍旗固山額真何洛會評告豪格圖謀不軌,多爾以此為把柄,毫不留情地將其廢為庶人,奪所屬七牛錄,罰銀五千兩,後來以豪格於清軍入關時效力有功,在順治帝的一再堅持下,多爾才同意復封為親王,但對其嚴加防範唯恐勢大。順治二年十二月,多爾於諸王議事時特意告誡他們說:「當初所以不立肅王,非予一人意也,爾諸王大臣皆曰肅親王若立,我等俱無生理」,彼時不背議立,而今則復有布恩修好者。」極力消除豪格在諸王中的影響,甚至對胞弟多鐸與豪格因事往來也表示不滿,當面罵他為「奸人」。

順治五年,豪格平定四川載譽歸來,順治帝親為設宴迎勞,為多爾袞所不容。不但未對豪格有所嘉獎,反而以「對屬下冒功之事不加處理」等微罪將其監禁,致使豪格冤死獄中。兩黃旗日臣除投勢多爾袞者外,余者均遭打擊,朝中大臣多有不平。此事成為日後多爾袞構罪之由,為豪格鳴冤者甚多。另外多爾袞對濟爾哈朗也多有排擠,指責他「向與肅親王同謀」「擅謀大事」。順治四年又以「府第逾制」之罪奪其輔政之職職,令己胞弟多鐸繼任。多鐸死後,他又把理事大權交給尼堪、滿達海等人,將濟爾哈朗排擠出決策機構。

由於多爾袞不斷排除異己,培植黨羽,使一批人受到壓制,他們在其死後自然要群起而攻之。

多爾袞擅權過甚導致悲劇的發生,但他畢竟對清王朝在全國建立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也有人為之抱不平。順治十二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二人便上疏稱頌多爾袞功勛,請求「復爵號,修其墓」。琉中說:「太宗文皇帝創業盛京,諸王俱樹勛勞,而睿王之功為冠,又與諸王堅持盟哲,扶立皇上鞠躬任事。」將多爾袞比作周公輔成王,認為「論事削爵,毀滅過甚」「方今水早相繼,似同風雷之警,或其中不無冤抑,乞賜昭雪」。濟爾哈朗等隨即上奏福臨駁斥其言,說他們「妄頌功勛侔周公」,是企圖結黨煽亂,應予以處死。順治帝恐引起騷亂,令從寬處罰,將二人流放到黑龍江寧古塔地區,從此無人再敢替替多爾袞辨言。

直到一百年後,乾隆帝オ為多爾袞翻了案。乾隆四十三年的詔諭中,列舉事實說明多爾袞辦理事務公持正,深明君臣大義,為史冊所罕見。提出如果想謀逆「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的疑問,堅決否認其有謀逆之心,而削除之罪「實為宵小奸謀構成冤獄」,命為其昭雪。乾隆帝高度評價了多爾袞對大清王朝的卓越貢獻：「當開國時，首先統眾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畫，尋即奉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