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與《易經》

《易經》被稱為中國經典的源頭，了解中國不了解《易經》自然說不過去。

《易經》說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說？考慮那時候還沒有文字，或說《易經》包含大量的原始思維，如萬物有靈論，或萬物互滲意識（參見陳明《原始思維與傳統文化——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研究《易經》的嘗試》）。。。《易經》中有我們已經不使用的「文字」，即「—和— —」，簡單講就是「—」（— —是—的疊加），你或說它是「陽」，或說它是陽的對立面。我們可以有許多解釋，如萊布尼茨的計算機語言的基本單元，但是，它不屬於現代語言體系，我們還可以將「—和— —」看做一個個不同的圖形，或不同的象，或象的排列組合。。。。。。所以「什麼也沒有說」也成立。

但是，「什麼沒說」的辯證就是什麼都說了。。。《易經》用—和— —說了我們現代語言沒說的遠古中國。《易經》用—和— —架構了原始社會的語言體系。《易經》用—和— —架構了中國文明的「形而上」的源頭。

它也是孔子的「一以貫之」的最好的解讀。我的解讀，孔子這裡的「一」就是《易經》中的「—」。。。。。。—和— —是中國遠古建構社會理路的「代數（A、B）」。是與完整性的城郭共同體建構虛實相間的中國文明淵源。。。。。。即城郭共同體的完整性體系性將「原始階段」的「—」鍛造為體系化的遠古思維體系，且這種體系性的範式貫穿五千年。

《易經》是原始思維的大成。認識到它的思維的淵源性是解讀它的起點。即解讀《易經》需要我們思維與思維對象的同一。你用現代思維的理念或邏輯解讀它，只會越讀越糊塗。就像現代歌曲中所說，「女孩的心思你別猜，猜來猜去也不明白」。

伏羲留下了東西，即八卦，八卦衍生為《易經》。。。。。。五千年來聖人學者對八卦「趨之若鶩」，如獲至寶。歷史在擺烏龍？開玩笑？八卦是「皇帝新衣」？

用現代語言或邏輯去看《易經》，什麼也看不出來。看出來的都是猜想。當然，猜想也不簡單，不是有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嗎。把《易經》還原到非語言的形態（—和— —）體系，即儘力將「—和— —」體系嵌入現代語言的體系，是傳承《易經》理路的必須。

認識到《易經》—和— —的體系性。是中國遠古人文精神坐實的基礎。即僅僅認識到《易經》的思維特徵仍然僅僅的認識的一個「形而上」的方面，還需要認識到《易經》的實踐基礎。即城郭共同體的實踐基礎。

《易經》是什麼？（詳解）

中國人不喜歡界定，說話雲天霧罩，情理雜糅。

《易經》就是伏羲在地上用樹枝擺的圖。後人稱它八卦圖。文字是後人加上去的，還是「象」，是遠古中國的代數。因為伏羲時代沒有文字沒有數字，沒有紙張沒有筆墨，所以去掉文字或數字，我們得到的只有樹枝擺的圖。簡單猜想下大約如下：

—— ? ?

伏羲自然不會只在地上畫一個圖，那麼我們再猜猜還能有什麼圖？

—— ? ? —— ? ?

—— —— ? ? ? ?

—— ? ?

——

{圖1}

參考下圖

總之，伏羲用長短不一的蓍草或樹枝在地上擺出了一個個圖形。（也可能用石子擺圖，但是，石子不如蓍草或樹枝便捷。。。。。。慢慢便推出了八卦）又經過長時間的「歷練」，伏羲的樹枝只留下兩種，就是長蓍草（樹枝）和短蓍草（樹枝）。產生了陰爻（兩個短樹枝? ?），和陽爻（一長樹枝——）。

《易經》的演化和意義

首先，《易經》現代的意義。近幾十年，系統科學蓬勃發展，信息學，控制論，拓撲學，模糊學等等最現代的學科都為系統學的豐富貢獻力量。但，我們不難發現，《易經》中包含有豐富的系統學的「思想」。用閔家胤先生的話說，古典學說強調實體的取向維度，而系統學則偏重關係的取向維度。（參見他的博客）

但是，《易經》不是如此嗎？《易經》什麼也沒有說，它給出的是一張張整體性的圖，且用長短符號（陰陽）演繹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例如此消彼長，相互轉化，相互對立等等）用現代的話說，《易經》就是一個個系統。現代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在用系統的觀點來重新認識《易經》，還原它本初原貌。

如果以上結論成立，我們中國人還有什麼妄自菲薄的呢？？？我們還需要「全盤西化」嗎？我們不可能要求古人，尤其是還沒有文字的古人伏羲給五千年後的現代人留下一個全面徹底的學說，但伏羲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整體性的系統性的思維或思索的構架（範式）。

我們常說，西方文化講求「分」（原子論、二元論、一神論等等），中國文化講求和，講求整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一以貫之」等等。這不是從《易經》延續下來的嗎？

從一些心理實驗中可以看到，中國人觀景察物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對背景﹑全景，更注重。而西方人則注重細節，局部。《易經》已經深入的我們的骨子裡了。可以說中國人具有天生的接受和發展系統科學的才智。

把《易經》理解成算命的占卜是後人的痴迷或現代人的自嗨。但是，正是因為它「原始」但不簡單（用極簡的「—」構建出一個個整體性的象，一個個體系化的動態的過程或範式），所以顯現出艱深，一致後人把它視為可以「占卜」一切事件或自然或社會或生活的工具。。。。。。《易經》成為遠古中國的範式（集體的精神或表象），且具有的推演性使它成為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占卜」（遠古預測）的工具。而甲骨文正是這遠古中國遠古預測的化石。。。《易經》的「—和— —」體系是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所以它是解決中國復興這一千百年來的難題的鑰匙。

《易經》的演化過程及意義2

《易經》的長久價值。中國人講求實用，所以，我們多探究下《易經》的意義和價值。不過給《易經》下定義的大師太多了，小的不敢班門弄斧。僅僅探究下「一生二，二生三」的過程，並嘗試發掘那一直影響的今天的「蝴蝶的翅膀」。

還是回到圖1（我們是不是也迷入了《易經》中？）

一般認為，圖一中最下面的一長橫應為太極圖，即

但是，不難看出，太極圖太過複雜。伏羲的圖應該是非常簡易和便利的。它就兩個爻，一個陰爻（— —），一個陽爻（——）。陽爻（——）是陰爻的疊加，或無間斷的陰爻。陰爻是間斷的陽爻，或兩個陽爻壓縮後的疊加。。。。。。陰爻和陽爻可以擺出各種排列組合。

可以想像，初始，陰爻（— —）和陽爻（——）並沒有「分」，沒有「界定」。地上擺的就是用一根根蓍草或樹枝（——），以及以蓍草或樹枝類比的對象（指稱），就像小孩畫的圖，一個小圓圈是小孩，一個大圓圈是爸爸。。。伴隨著觀察和思索的增加，首先，蓍草或樹枝被抽象出來，它不再單指某一個對象，它既可以是太陽，也可以是月亮。擺在一邊是太陽，另一邊是月亮等等。

蓍草或樹枝（——）被抽象出來就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它不再特指了，而是「象」，是泛指了。它具有了符號的意義。而這種符號的體系化就是語言。

或許《易經》中的陰陽爻「—和— —」體系就是中國遠古的語言。。。只是伴隨占卜工具（如甲骨文）的改進，迫使遠古的陰陽爻「—和— —」體系退居其次，且慢慢被「漢字」完全替代。到近現代，連《易經》也成為「迷信」，被刻意遺忘了。

我們在許多的史前文物中都可以看見，它們刻有這樣那樣的符號，它們是文字的雛形。但是，伏羲的蓍草或樹枝沒有演化成文字，（我們猜想）可能某種迫切的需要，催生它變成了推演的工具，例如戰爭。

顯然，一根蓍草（——）如何被「分」開，我們無法考證，但是，當「餛飩的蓍草」（——）分裂為陰陽的時候，伏羲的圖具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在沒有陰陽之分的圖中，因素都是同一的，它們只是同一層面的時空排列組合。但是，當一根蓍草（——）分裂為陰陽後，對立面出現了。—和— —出現了。它可能是數字「1」和「2」。也可能是兩個基本的哲學概念陰陽。

甲骨文的「一」和「二」與《易經》的「—和— —」符號在「象」方面沒有原則區別。尤其是「一」和「—」在「象」方面是同一的。就像將「一」樹立起來寫成「|」一樣，它們僅僅是書寫方法的不同，本義沒有區別。「二」和「— —」同樣。

當然，甲骨文的「一」和「二」與《易經》的「—和— —」符號在意義上是不同的。甲骨文的「一」和「二」是數字，《易經》的「—和— —」是符號。是陰陽符號。但是，可以清晰看出甲骨文的「一」和「二」是後者的淵源。

甲骨文的「一」和「二」幾乎是世界共同的。古羅馬的數字也是用一橫或一豎代表數字「一」。

《易經》的「—和— —」符號是中國的。是遠古中國的基本範式。將數字或一豎一橫（「一」「|」）或兩豎兩橫（「二」或「||」）與符號「—和— —」勾連起來的最著名的橋樑，是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老子的學說有眾多的解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老子將數字「一二三」提升到更高的哲學的層次。更進一步可以推斷，老子之前，「一二三」已經不僅僅是以數字的形式存在的，它同時也以「數字象」的形式大量存在的。甚至，可以說「一二三」中的「一二」已經以陰陽「—和— —」符號存在了，即老子所達到的高度應該是一個「—和— —」之象不斷積累、演進的大集成。

「—」與元初、與太一（《郭店楚簡》）等等許多極簡的形態性概念密切相關。。。它充分說明的是，中國遠古時期，「一二」以象的形式及早進入符號層次。 在數字體系還沒有完善或體系化的石器時代，「一二」就演進成陰陽「—和— —」。且構建出複雜的《易經》中陰陽（「—和— —」）語言體系。

《易經》的「—和— —」符號與占卜的密切關聯意味中國城郭共同體需求有序化的重大突破。即如果我們把占卜視作古人的一種預測的話（參見李零《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自序》）。。。預測是共同體有序化的一個顯著特徵。占卜（尤其是城郭占卜）也是神靈退居其次其次的重要步驟。雖然，表面上占卜是「求助於神」，但是，此時的神已經不再高高在上（已經不再以教義或無所不能的面貌出現了）。神已經世俗化，已經在和人或巫師或國王玩骰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