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1918—她拯救了俄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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桜鈴莉：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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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lan.zhihu.com桜鈴莉：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3】從死亡與饑饉中拯救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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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克在發動內戰中的作用

在我們的天平上，發動戰爭的罪行佔有很重的分量。但實際情況卻是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未經流血奪得政權後，就盡了一切努力來避免內戰。

大家知道，有個口號叫做「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成國內戰爭」。這個口號具有純理論的性質，而且由於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前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口號實際上對社會實踐並未起到任何作用。二月革命後，這個口號換成了「實現公正和平」的口號，當德軍開始進攻時，又提出了「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中」的口號。

為了避免和各方黨派發生衝突，還做出了許多姿態：取消了死刑（這是第二屆蘇維埃發布的第一號政令），無罪開釋了參加第一次反蘇維埃暴亂的人員和暴亂的領導人：科爾尼洛夫將軍、克拉斯諾夫和卡列金，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最兇惡的白軍將領。

多次向左翼政黨提議組織聯合政府，反對鎮壓臨時政府成員以及轉入地下的立憲會議代表，甚至拒絕鎮壓1918年7月在莫斯科參加起義的社會革命黨的危險分子（僅槍斃了13名參加暗殺米爾巴赫大使的全俄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並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時宣布實行大赦。

為了爭取和解，蘇維埃政權對某些違反自己規定的人和事，也睜一眼閉一眼：1918年夏季，被查禁的君主立憲黨出版了報紙，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也出版了報紙。甚至當非常委員會査抄了莫斯科的「無政府主義中心」後，1918年夏季Н·馬赫諾還來過莫斯科，並同列寧談過話。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最初幾個月里，布爾什維克對和平解決爭端一直存在著希望。這些希望是真誠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計劃足以證明這一點，特別是已經開始了幾個大綱要的執行。例如，1918年設立了33所科學研究所，組織了一系列地質勘探隊，開始建設電站網。

並且著手實施宏大壯觀的「共和國紀念碑綱要」：這一綱要是由人民委員部蘇維埃發布的法令所規定，並於1918年7月批准的。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就要建造167座紀念碑，以紀念俄國和世界各國的偉大革命家及文化活動家（如安德列?盧布廖夫、詩人丘特切夫、法國作家福樓拜等）。

如果認為眼看著戰爭就要打起來（或者說準備要發動戰爭），是不會有人去幹這種事的。

從總體上來說，蘇維埃政府是在建立一種避免打內戰傾向的機制，但它的力量卻顯得不夠。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有些行動是會被好多人視為錯誤或犯罪的，但在當時，從發動戰爭或消滅戰爭的角度來看，卻很難下結論。比如說紅色恐怖。即使是這樣些行動，布爾什維克幹起來也是力不從心。

國家實行恐怖，目的在於以恐怖的環境來鎮壓內部的敵人，瓦解他們的反抗意志。為此，短期內實行了一種高強度的，而且主要是直觀的、能引起休克與恐懼的鎮壓活動。在俄國，所有的革命黨都接受恐怖思想，社會民主黨（布&孟）否定的只是個人恐怖（恐怖襲擊）。

9月2日宣布的紅色恐怖是對1918年夏季暗殺和暴亂浪潮的回擊，是於8月30日列寧遭到暗殺後宣布的。紅色恐怖的最大一次行動就是在彼得格勒槍斃了512名上層代表（過去的議員和部長，甚至還有教授）。槍斃者的名單全都張榜公布（官方材料說紅色恐怖時期彼得格勒一共槍斃了大約800人）。它結束於1918年11月6日。實際上俄國大多數地區是在9月至10月就結束了。

蘇維埃政權在恐怖的幫助下瓦解抵抗的企圖未能奏效。如如果把恐怖也算做夏季開始的戰爭行動的一部分的話，那麼它起到了截然劃分界限和「清洗後方」的作用一一它導致了積極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大批出走，前往正在組建白軍的地方和蘇維埃政權被推翻的地方（例如喀山在紅色恐怖時期槍斃了一共8個人，因為「所有的反革命都及時逃跑了」）。

應該指出，即使「紅色恐怖」也絕不是劊子手行為。劊子手自己是不會被殺害的，而紅色恐怖只不過是白色恐怖的映像而已。這是互相殘殺，是一種戰爭行為。而且紅黨死的更多。

葉塞寧對此這樣說：

花朵在互相殺伐

最矯健的是紅色的花。

在狂風襲擊下

它們凋殘最甚

但卻以柔韌的長鐵

把劊子手刺殺在劍下。

十月啊十月

我多麼惋惜

那凋零的紅花

今天，當人們透徹地研究了近幾十年來的上十次內戰（黎巴嫩、奈及利亞、斯里蘭卡、南斯拉夫等）時，我們完全可以把1917年2月至1918年末的整個過程作為「建造」內戰的系統而重新複製出來。當時出現過許多前途繫於一念的「十字路口」，必須做出選擇，而選擇的餘地很少，不過蘇維埃國家並沒有犯什麼嚴重的，特別是當時看起來明顯的錯誤。有一個問題：當時蘇維埃政府是否可以用比較溫和的和準確的政策來避免內戰？

這是一個純學術問題。看來，新政權為此手中握有的牌並不多。俄國民族危機的原因在於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總和，要想改變是乏力的。斯托雷平的改革造成了這些最主要的因素，這個問題可作為一個大問題來專門研究。

有產階級的立場，以及前面我已講過的他們對「下層百姓」的族類歧視，就可以歸為這樣的根本性問題之列。

普通百姓雖然已經武裝起來了，而且力量越來越強大，但很長一段時間，俄國百姓是以大量和多樣的和解姿態來回答俄國有產者們這種越來越嚴重的族類歧視的。

這一點在許多文獻中得到了反映（例如，普里什文是一個捲入了農村和首都一系列火熱事件的人，在他那高度精確的日記中就有所記載）。

有產階級從總體上拒絕了「普通百姓」的這些姿態。這種情況導致了報復性的族類歧視，很快還達到了仇恨甚至狂烈的水平。

大規模外國干涉開始後（它是1918年4月從日本干涉軍登陸符拉迪沃斯托克開始的），內戰成為現實。

列寧是一個務實的人，他的行動非常果斷、鎮靜。不過，軍事時期的問題已超出了本書的範圍。

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契卡）

現在來討論一下戰前的鎮壓政策，列寧作為政府首腦，對此要負責任。鎮壓行動同全俄非常（肅反）委員會的活動有關。

在這個問題上構築了「對等」的神話：過去的蘇聯官方把它說得無比英勇，宛如天兵神將。

現在的（俄聯邦）官方把它說得醜陋不堪，罪行滔天。

仔細思考一下，兩種說法都極端的不符合事實。對我們來說，現在主要是研究黑色的神話。

我們只消給自己提一個簡單的問題：局限於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的蘇維埃政府一無機構，二無經費（銀行拒絕支付蘇維埃政府的開支），沒有幹部，沒有通訊聯絡，要在一時之間就建立起強大的、無孔不入的、能在整個俄國範圍開展大規模鎮壓行動的秘密警察機構來，這現實嗎？

我們再問問，就拿1918年初來說，全俄非常委員會有多少工作人員？

全俄非常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1918年的2月末不超過120人，1920年，全國契卡人員達到4500人。區區幾千人的全俄非常委員會想要完成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那種什麼槍斃幾十萬、幾百萬的鎮壓行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這又不是幾十萬頭豬……

等等，五千人對陣幾十萬頭豬，是人抓豬還是豬趕人？

1920年11月，契卡開始擔任守衛國境的任務（此前國境由「窗帘」——巡邏隊來保衛）。於是，契卡的數量達到了最高峰峰——3萬1千人。只要看看今天莫斯科聯邦安全委員會的高樓巨廈，就能明白神話漫天飛的「俄國劊子手」——當年的全俄非常委員會——規模小得多麼可憐。

至於在戰爭條件下建立的外省的和縣裡的契卡逐漸開始在地方上起作用，那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它們經辦的案件中有不少恣意妄為的情況，專橫跋扈，罪行累累。（這是事實，基於任何政治立場都沒什麼好否認的）

至於他們的肆意妄為和專橫跋扈能否和白軍的血腥鎮壓，屠村滅戶，高爾察克把俄國百姓稱作野獸與奴隸相比，看完前面三章的人應該都不會有這種奇葩想法，不想在評論區多廢話。

法制系統只是剛剛開始建立。地方權力機構，其中包括革命軍事法庭，只能以「階級嗅覺」和良知為指導。所以常常免不了會有「暫緩槍決」之類的判決出現。

好多事都只能由環境來決定，還有好多事則是由幹部決定。社會每遇震蕩，底層都會沉渣泛起，那些受過不公正待遇的人和秉性兇惡的人都要拚命往有權有勢的機關特別是鎮壓機關里鑽，在那裡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今天我們同樣可以見到這種情況）。

更嚴重的是大批跟蘇維埃政權勢同水火的人也鑽進了這個政權。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一共只有2萬左右名黨員，根本就不可能派自己的幹部去充實哪怕最重要的崗位。對它充滿敵意的官僚機構居然沒有把它吞噬掉，這簡直就是奇蹟！

鎮壓機關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普里什文是在葉利茨度過1919年的。他列數了市內他所熟識的壞蛋「領導幹部」，最後得出結論：

如果蘇維埃被推翻，政權再發生變化，這些混入蘇維埃政權里的人渣還是會擔任原來的職務——警察啦，警官啦，巡視員啦。

這些傢伙不僅不會顧念蘇維埃政權的威信，而且還會大張旗鼓高高興興地去消滅共產黨。

由此恰好可以看到列寧「方案」的力量——布爾什維克提出了一個模式，於是就按照這個模式自發地開展起了建設。

不過，如果以為地方契卡會服服帖帖地執行的是莫斯科的指示，並受到中央的控制，特別是受到列寧本人的控制，那那就太天真了。

即使是在全俄契卡的莫斯科中央高級工作人員中，也有一些小團體根本就不買捷爾任斯基和列寧的賬，就是這些人從捷爾任斯基辦公室偷走了材料，拿著全俄契卡的證件和文書跑去殺死了德國大使米爾巴赫。

總之，國家的垂直系統形成得很緩慢，而且直到內戰以後才形成。在1918年的時候，甚至有某些鄉村鎮居然宣布自己成立了獨立的共和國，而且還成立了共和國人民外交委員部！

還有一個方法上的說明。有些文獻資料，包括回憶錄，描寫了關進契卡監獄的人命運有多麼悲慘。它們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這就是文學以及所有藝術門類的作用嘛。藝術就是要引起人們對受難者同情。這是一種偉大的情感。

即使是一個等待上電椅的殺人犯，他的痛苦如果被一個高明的作家那麼一寫，也會變得讓我們感到親切起來。

例如，民主派電視台常常不顧法制，塞給我們一部手法很高明的電影，裡面演個女律師愛上了殺人犯當事人，律師給殺人犯弄來手槍。而他企圖逃跑，殺害了3名士兵，被人開槍打死。最後一個鏡頭是女主人公淚流滿面的大特寫，佔了整個銀幕。觀眾當然深受感動。

此刻士兵雖然丟了性命，但在觀眾眼裡那隻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螺絲釘，若同女戀人失去殺人犯愛人的痛苦相比，簡直一文不值了。

不過就這件事無法做出任何政治的或社會的結論——這就是我們容易掉以輕心的地方，所以我們也就成了意識操縱的對象。

因為這裡表現的只是個別人的命運，從中無法對社會現象做出任何評估——說不出受害者究竟有多少，甚至說不出這些人物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

對於作家筆下的或是自述體作品中的受害者來說，他的痛苦意味著整個世界。讓他把這種痛苦作為社會現象來看待，並評估它的規模究竟有多大，一般來說是難以做到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此外，在這些描寫當中，往往根本從來不提受害者（不管有罪無罪）是卷到了內戰的車輪下。在這些回憶錄中也從來不會描寫或刊載照片，說明在俄國還有一個地方，烏拉爾的工人會被高爾察克白軍塞進鍋爐活活燒死。這兩種被害者之間難道不存在聯繫嗎？

普里什文一直幻想白黨能打過來，消滅布爾什維克。可他在1920年6月4日的日記中卻心有餘悸地寫道：「有個白軍的俘虜回來，談到鄧尼金軍中的暴行。我們所有的人都慶幸自己現在身在紅黨這邊。」

還有一個說明。由於歷史可以用來操縱意識，特別是在現在這種國家發生巨變的關頭，因此要評價某個歷史現象定要注意它在集體記憶中是如何呈現的。一個鎮壓機關要想在集體記憶中保有正面色彩，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而契卡人員卻能有這個口碑。儘管近年來給契卡抹黑的神話漫天飛，但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至今還喜歡別人把他們尊稱為「契卡」，認為這是一種尊敬，親切和光榮的稱呼。

百姓群眾對他們所愛戴和信任的安全部門人員乃至民警，也是報以「契卡」的尊稱。

這意味著在當今百姓的眼裡，契卡雖然冷酷無情，但但它拯救的無辜百姓要比傷害的多了不知多少。這本沒有數字的賬，集體記憶是看得很清楚的。

下面來看看全俄契卡的一些材料，它們在國家與法的歷史教科書里都有——不是蘇聯的教科書，而是現在的，俄聯邦1998年版的。

全俄契卡成立於1917年12月7日，主要的是為了同當時正在醞釀中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總罷工做鬥爭。它最初的兩次行動是制止「搶酒酒窖」（彼得格勒的酒品倉庫遭到搶劫）和在莫斯科逮捕600名「在無政府主義旗幟下」行動的匪徒。另一個任務就是同投機倒把做鬥爭。那那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布列斯特和約，俄國政府有義務兌現德國提交的一切有價證券，於是，工業企業股票（其中還有已經國有化的企業）的投機倒把活動變得十分猖獗。股票先是被賣給德國公民，由他們送往德國大使館，再由大使館提交兌現。為了同這種現象做鬥爭，全俄契卡投放了大量人力。

1922年全俄契卡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那已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機構，它要強大得多，也更加具有鎮壓功能。不過這時已經是「後列寧時期」，列寧是在對47名社會革命黨領袖人物進行第一次政治大審判之前病倒的。

在討論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同鎮壓的關係時，應該回憶一下一個主要的歷史事實：在俄國為爭取掌握政權而鬥爭的有各種革命流派。應該從實際情況出發來比較它們對鎮壓的態度，而不是拿它們同「善良的沙皇政府」比較。

在制訂早期蘇維埃政權鎮壓行動模式的中央，參加爭論的有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些爭論向我們展示了一些非常可靠的，但聽起來卻很不習慣的內容：布爾什維克居然是惟一爭取不從政治和黨派的立場出發，而是儘快恢復由國家依法行使鎮壓權的政黨。正是這一點招致了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尖銳批評。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不反對全俄契卡未經審判就槍斃人，但卻吵吵嚷嚷地抗議1918年6月對海軍上將夏斯內的審判一他被控企圖把波羅的海艦隊的船艦交給德國人，並因此被判決槍斃。孟什維克的領袖馬爾托夫甚至還發表了一篇檄文《打倒死刑》，危言聳聽地寫道：「野獸舔吮著人類的熱血……殺人機器開動起來……不齒於人類的吃人不吐骨頭的劊子手野性大發……」等等。

在第五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人抨擊的言辭激烈異常。

他們為什麼抗議呢？是因為同情海軍上將？認為他蒙受不白之冤？

根本不是。他們抗議的是通過法庭審判做出死刑判決。他們認為這樣一來就「復活了萬惡的資產階級國家」。

今天在我們看來，這種反國家的立場似乎不可思議。然而當年它卻極為流行，乃至總檢察長克雷連科還要拐彎抹角地解釋說，法庭並不是「判處死刑，只是簡單地下令槍斃而已」。

我個人根據看到的歷史文獻資料得出結論：在當時所有有希望問鼎俄國的政治流派中，布爾什維克在鎮壓問題上所持的態度是最溫和的，也是最主張發揮國家作用的。

畢竟通過國家進行鎮壓給人民帶來的傷害總是要比無法無天的亂世來得小些。

在布爾什維克當中，托洛茨基及其左右的活動家對鎮壓所持的態度獨具一格。不過在俄共（布）黨中央一級他曾多次受到詰難。托洛茨基在最重大的問題上同列寧的方案水火不容，因此到了後來遭到鎮壓，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為什麼1917年夏布爾什維克稀里糊塗的把托洛茨基「吸收」進來，這是一個史學的大謎團，至今仍研究得很不透徹。

還可以給自己提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究究竟是哪一個政權更具「鎮壓性」？

是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權，還是今天葉利飲時代的民主政權？

「鎮壓性」怎麼來衡量？就看哪一部分百姓失去了自由。至於是什麼原因，原則上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國家壓制了公民的某些（非法）行為，儘管這些行為可能是由於國家自身的原因剝奪了百姓的自由（與合理訴求）後引起的。

1925年1月蘇聯各地在押人數為14萬4千人，1926年1月為14萬9千人。當時提前假釋的在押犯約佔在押人數的70%左右。每年監押犯人的地方新增人犯約為3萬~4萬人。

比較一下：1996年判處監禁的人數為56萬。這純是「新」的，即這個年份新增加的人數。

不錯，在這當中有20萬人的判決得到了緩期執行，不過原因令人瞠目結舌——俄聯邦繼承下來的「龐大而恐怖的」「關押迫害幾百（千）萬犯人」的「蘇聯黑暗古拉格」在俄聯邦的龐大罪犯群體面前表示——原蘇聯監獄·勞改營系統塞不下這麼多人。

葉利欽的俄國，其「鎮壓性」是列寧時期的俄國實在難以望其項背的。還應該認識到，由於執法系統瓦解，今天的「鎮壓性」已被人為地削弱了不少。

僅1997年俄聯邦有記載的重大和特別重大犯罪就達140萬起。這可是重大和特別重大犯罪啊！那麼，如果所有的罪犯都被捉拿歸案（還不算「輕」罪犯），那監獄和勞動營該增加多少犯人呢？

營造一種環境，每年讓百萬人成為重大罪行的犧性品（另有百萬人則成為盜賊），這才是人民的劊子手。難道不是嗎？

我的這位通信對象謝爾蓋，他可能會說，他所指的鎮壓是針對那些無私、可憐、無辜、因言獲罪的「政治犯」，至於說到刑事犯，犯不上為他們操心。不過他應該回想一下，在列寧時代又有多大的鎮壓規模呢？

也就是利哈喬夫院士到了索洛夫基吧？（因為什麼不知為什麼都是語焉不詳，而且暗示說他是無罪的）。那麼列寧時期又有多少政治犯在押呢？這個數字從來都沒人提起，不是有點奇怪嗎？順便說說，這也是意識操縱的特徵：對一些普通的、確鑿的材料緘口不提。

對蘇聯官方公布的資料各位可以基於個人立場原因不相信，隨你們的便。

不過這一次我們倒滿走運，一些對布爾什維克俄國心懷刻骨仇恨的白俄僑民，在這個問題上經過協商一致之後，組成了一個機構，對蘇聯的政治迫害做出了精確統計。根據這個機構在國外發表的資料，1924年蘇聯有1500名政治犯，其中500人被監禁，其他人被剝奪了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居住權。國外的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材料是最完整可靠的。

一場空前激烈的內戰過後，在地下反對派和恐怖主義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僅僅出現了500名政治犯，這難道就是「鎮壓國家」嗎？先生們，同志們，請恢復你們的正常思維吧，不要再充當意識操縱者的提線木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