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不可想像的

05-13

馬克斯·黑斯廷斯

《論戰爭與寫作》

作者：塞繆爾·海因斯。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15頁，22.50美元

正如偉大的詞典編纂家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rtridge）所指出的那樣，戰爭在文學中的作用僅次於愛情，因為這兩種經歷「最能捕捉到世界的想像力」。他的觀察被塞繆爾·海因斯引用在《論戰爭與寫作》散文和評論集中，海因斯自己也補充道：「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想像實際上打一場戰爭是什麼樣的——所有的戰爭都是不可想像的。」

這一論斷似乎是可以挑戰的。雖然在戲劇內部證據的基礎上，經常暗示莎士比亞必然在某個時候是一名士兵，但這是未經證實的。出色的戰爭歷史——例如約翰·基岡（John Keegan）的戰爭歷史——是由從未見過任何戰鬥的人撰寫的；同樣也有一些相當不錯的小說。

我們中的許多人是衝突歷史學家，他們經歷了從幼稚的浪漫妄想的迷信到對現實的少許理解。海因斯是普林斯頓榮譽退休的伍德羅·威爾遜文學教授，現年九十三歲，在二戰期間是太平洋海軍陸戰隊的一名飛行員，經常寫作關於飛行的抒情文章。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先輩們表現出敬畏之情，他們用木頭、電線和帆布做的機器殺死的人比敵人殺死的更多，因為原始的技術對今天所謂的飛行員的錯誤是如此的無情。

作為1964年英國廣播公司就一戰題材的一部鴻篇巨製的系列電視劇的初級研究員，我剪輯了空戰錄像，這個過程告訴我，所有據稱真實的電影資料都是從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地獄天使」等諸如此類那裡偽造的。然而，這並沒有減少我對真正戰鬥的飛行員的尊重。在這裡轉載的海因斯的散文之一，解釋了塞西爾·劉易斯（Cecil Lewis）——不是C. S. 劉易斯，而是《射手座瑞星》（Sagittarius Rising，1936）的作者，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著名的回憶錄之一。劉易斯出生於1898年，在仍是昂德爾的一名十七歲的男生時，被接受為皇家飛行隊成員。他寫下了他的飛行夢想，在萊特兄弟第一次利用內燃機將人類從地球上提升之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許多年輕男性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

獨自一人，讓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單打獨鬥，使用自己的技能對付敵人。這就像中世紀的名單，這是現代戰爭中唯一一個看到他的對手並面對他進行致命戰鬥的領域，唯一一個仍然是騎士精神和榮譽的領域。

這裡有一種精神，它激發了美國最著名的戰爭傳奇人物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儘管事實上他像所有國家的王牌一樣，是一個無情的殺手，他總是渴望在背後射殺他的男人。

我曾經遇到過的一個1916-1918年偵察機飛行員提出了一個案例，那個時代的機器（他們總是稱它們為「機器」而不是飛機）與二戰中及以後的速度更快的機器相比，更好地匹配與人類身體技能和局限性。他觀察到，並非他所有的同志都像塞西爾·劉易斯那樣同心協力，部分原因是他們認識到他們幾乎肯定會死去。

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棒的飛行回憶錄是V. M.耶內茲（V. M. Yeates）的虛構幻想《飛行勝利》（1934），這是一個比《射手座瑞星》還要黑的故事。 1934年耶內茲死於肺結核，年僅37歲，這是被皇家飛行隊稱為「飛天疾病D」，是許多醫療狀況之一，此種情況下那些渾身濕漉漉的、冰冷的年輕人成了犧牲品，我們從未在浪漫的敘事中讀到過。對於那些尋求現代地承擔他們的磨難的人來說，儘管是一部黑色喜劇，我推薦德里克·羅賓遜（Derek

Robinson）的小說《蒼鷹中隊》（1971）。

海因斯提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G.A.亨蒂（G. A. Henty）的書。出生於1832年的亨蒂，由於他對三代小學生讀者的巨大影響力，比社會歷史學家（如果不是文學評論家）更受現代關注。他曾在克里米亞的英國軍隊醫務委員會服役，隨後擔任數次帝國戰役以及普法戰爭的戰地記者。多產似乎不足以描述這位122本書的作者，1902年他去世之前，其創作有題名為《德雷克旗幟》和《羅伯茨與比勒陀利亞》。

雖然小說令人敬佩的歷史背景不盡相同，但情節總是一樣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少年離家出走，在遙遠的地方尋找自己的財富，並獲得了將自己偽裝成本地人的技能，用步槍甚至長弓在百步之遠射殺普魯士人，帕坦人，或托缽僧，以確保獲得將軍們的信任。這位年輕的英雄之前掠奪過印第安神廟，或單手奪取法國印度人，經歷了許多冒險而生存下來，因此他可能會榮歸故里，與莫德（Maud）或馬格達倫（Magdalen）結婚併購買一處鄉村莊園。

貫穿所有亨蒂的作品，至少令我著迷的是，它認為通過暴力剝削，勇敢而雄心勃勃的年輕英國人成功的唯一正確途徑就是通過暴力。亨蒂的主人翁沒有一個是通過在倉庫或者帳房裡的誠實勞作實現成功，因為這樣一個有價值的進步的敘述會讓青少年閱讀變得沉悶。他的英雄們都沒有死亡；也很少有殘廢。雖然亨蒂的書頁中有無數的戰鬥，英俊少年像老虎一樣戰鬥，甚至遭受傷痛，但沒有人說這些戰爭可能會導致極度的痛苦，更不用說誘發敗血症，或終止英雄供養家庭的前景。

如果我似乎無價值地徘徊在可忽略不計的作家的文學作品，除開葉芝，托馬斯·哈代，愛德華·托馬斯以及其他人的文學作品，這些名人海因斯在這個收藏集中為其撰寫散文，那是因為亨蒂說明並反映了持續數百年的關於戰爭的幻想，尤其是在年輕人之中。今天，電影，電視和新的文學現實主義已經產生了一種不同的看法：遠離家鄉的民眾掩蓋了衝突的恐怖，巨大的IMAX屏幕上被推到他們的眼面前。

然而，這種文化糾正可能會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一些年輕男性——也許還有年輕女性，雖然他們的前線介紹對我們來說太晚了，但我們無法確定——絕對是真誠地擁抱戰鬥。許多戰爭愛好者都是飛行員，是各民族的「鬥士」。梅塞施米特Bf-109戰鬥機的飛行員漢斯-奧托萊辛（Hans-Otto

Lessing）於1940年8月給他的父母狂喜地寫信說：「我有我的一生。我不會與國王交換位置。在此之後，和平時期將會非常無聊！「英國皇家空軍的帕蒂·巴斯洛普（Paddy

Barthrop）同樣回憶起「不列顛之戰」：」那只是啤酒，女人和噴火戰鬥機，一群小約翰·韋恩（John Waynes）跑來跑去。 19歲的時候，你不能給一隻猴子什麼。」一位年輕的皇家海軍軍官羅伯特·希恩斯（Robert Hichens）中尉分享了這些飛行員的興奮心情，於1940年7月寫道：

鑒於受到威脅的入侵，我認為我們所處的位置有儘可能的危險，但我忍不住充滿歡樂……她正在一艘HM船的艦橋上，被船長平等對話，並知道她將在未來幾個小時內只能獨自照顧自己。在擁擠的城市裡，在揮汗如雨的室內工作中，誰不願意像那樣死去，而不是像許多窮人那樣不得不生活？

1942年，希恩斯確實「像那樣死去了」，漢斯-奧托萊辛在寫了一篇關於空戰經驗的激動人心的文章以後的那一天也陣亡了，但他們都是快樂的戰士。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也是如此，在成為「華盛頓郵報」的傳奇編輯之前，他在太平洋擔任過驅逐艦軍官，這是一次形成性的經歷。他後來寫道：「我只是很喜歡戰爭。喜歡這種興奮，甚至喜歡得有點害怕。」

海因斯說：「我不是作為軍事歷史學家來寫作。我認為自己是一位批評家。「幾乎所有他在這裡提到值得欽佩的戰爭回憶錄和小說——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體與死亡》，羅伯特·格雷夫斯的（Robert Graves）《與所有人再見》，齊格弗里德·沙宣（Siegfried

Sassoon）的《步兵官員回憶錄》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靜悄悄》，格雷姆·韋斯特（Graeme West）的《死亡官員的日記》——展示了他們這些作者的反思力量，以及他們經歷的折磨。

海因斯稱讚澳大利亞人理查德·希拉里（Richard Hillary）的《最後的敵人》（1942年）是傑出的二戰飛行員回憶錄，這一判斷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然而，要理解這些年輕飛行員是什麼樣子的，有一些更加凌亂糟糕的日記和信件，例如喬治?巴克利（George

Barclay）的《戰鬥機飛行員》（1976）發表的那些。他們缺乏希拉里的文學優雅，以及受控制的憤怒，在1940年墜毀事件中他遭受了可怕的灼傷，但巴克利的記錄，以及其他人如傑弗里·威爾姆（Geoffrey Wellum）的創作具有簡潔和直接的特點，多年來一直有迴響。

認真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表達出戰士們與絕大多數同志的區別。在任何關於戰爭文學的研究中，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詩歌中，似乎很重要的一點是，許多退伍軍人抵制並痛恨這種觀念，即格雷夫斯，沙遜，埃德蒙·布倫登（Edmund Blunden）及其同類代表他們的這一代的真實聲音。我遇到了那些為詩人痛苦不安的老兵們，咬緊牙關地嘀咕著：「他們為什麼不閉嘴，而像我們其他人一樣繼續前行呢？」渴望跨越衝突經驗寬度的任何圖書館，應該包括那些粗心輕率的年輕人寫的許多回憶錄的例子。他們像亨蒂的那些英雄一樣，把戰爭看作是為他們的娛樂而設的一場鬧劇，並且經常為過早地進墳墓維持這種心態。

塞繆爾·海因斯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家之一，他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一種與眾不同的衝突體驗。他無疑是正確的，即一戰產生了更多令人難忘的文學作品。然而，我認為這不是因為它的參與者在質量上與羅馬的布匿戰爭，三十年戰爭，或拿破崙1812年的俄羅斯戰役相比在質量上有所不同或更差，而僅僅是因為一些在1914年和1918年服役的受過教育的平民通過他們自己的眼睛看到他們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於那些職業勇士——他們大部分是半文盲——都是前幾個世紀的。

在所有年齡段，對勇士的行為和期望都有規範，其在幾個世紀之間的變化和褲子時尚的變化一樣多。幾位英國二戰將領，哈羅德·亞歷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在他們中間引人注目，他們對他們的士兵表現出比他們先前戰鬥中的前輩更少的勇氣表示震驚，並對他們不能再對那些逃跑的人執行死刑表示遺憾。

在現代，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和榮譽勳章通常被授予瘋狂的時刻，單一的勇氣行為。無論如何，在西方軍隊中幾乎沒有勇士經歷過至多一或兩年的激烈戰鬥。然而，在拿破崙的大小戰爭中，法國軍隊的馬塞林·馬博特男爵（Baron

Marcellin Marbot）和惠靈頓隊伍里的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等參加了數十年的戰鬥，參加了20次大戰和無數次小衝突。

此外，那個時代的步兵——實際上是17至20世紀之間的所有衝突，特別是包括美國內戰——都需要在戰場上一小時一小時地互相對抗，通常在五十碼或更小的範圍內相互齊射。 1963年，我的叔祖父寫信給我，他在回顧他剛剛讀過的有關滑鐵盧運動的書後，認為他和他的同類在1917年在帕斯尚爾戰役所忍受的種種事情都可以被定義為更糟。

在1814年至1815年新奧爾良戰役中的一次行動之後，當死亡和瀕臨死亡的英國人在在美國人的戰線之前堆積如山時，與一百年後的索姆河的情景沒有什麼不同，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被派去安排與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將軍的副官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上校談判休戰。美國人凝視著那可怕的情景對英國人說：「為什麼是現在，我估計你的醫生會很累，他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史密斯粗暴地回嘴說：」是嗎？為什麼呢，這對我們惠靈頓同伴來說根本就不是什麼事！」這就是哈里·史密斯的性格，這就是這個步槍手，經歷過西班牙戰役的持續和血腥，他的吹牛真實地反映了他這個人，在相當程度上，是他那個時期職業武士階層。

由我的家族的戰爭故事引發的對血氣之勇的崇敬，以及過多的G.A.亨蒂，我從此相信人類瘋狂地誇大了肉體勇氣的美德，這種勇氣通常發生在相當愚蠢的青少年足球運動員身上。 1943年在薩勒諾贏得軍事十字勳章的教授邁克爾·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嘲諷地觀察道：「二十歲時，為了贏得一枚軍事十字勳章，幾乎沒有一個人會願意犯下愚蠢行為。」一位俄羅斯聖人曾經說過，勇氣往往是那些擁有它的人最好的精華。我們大多數人發現，實現成熟的一個方面是認識到道德堅韌比物質變化更為稀罕，因而更為珍貴。

在問到「戰爭真的是什麼？」時，我們只能提出零碎的答案。我們可以從對「英雄」的幻想中解脫出來——對於將軍、報紙讀者和確實是保護他們的利益免受危險的社會而言，英雄是有用和重要的人物，但很少受到同志們的歡迎，因為很明顯，他們是用不同的黏土鑄造的。

塞繆爾·海因斯爭辯說，漫畫家比爾·毛爾丁（Bill Mauldin）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正的美國兵聲音中的最重要人物，部分原因是因為毛爾丁凌亂的性格是絕對沒有英雄氣概的。艾森豪威爾的大部分士兵並不懦弱，但他們以及大多數與所有戰爭作鬥爭的人都傾向於拒絕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對那些有抱負的職業勇士的嘲諷建議：「盡量讓自己被殺。」

我個人對G.A.亨蒂精神的放棄在1974年的一天中大大提高了，當時，作為一名年輕記者，我在西貢以北的某個地方駕駛吉普車，發現自己有義務在路上一群南越士兵聚集地之前停下來，他們正在處理在夜間殺死的敵人的屍體。一具屍體被拖時，其內臟在頭部後方的一段距離拖過塵土。我想：如果我自己的肚子被打開了，那我的內臟就會如此。這是一種不受歡迎但卻非常生動的思考，此後這個想法一直縈繞在我的腦中。

在戰士們對特定衝突的經歷中，我們不可能分辨出共性，因為有無數的變化。「戰爭退伍軍人」這個術語不加區分地用於數百萬在特定戰場中曾經穿著軍服的男人。然而，自二十世紀以來，絕大多數人執行可能使他們獲得作戰獎章的職能，但沒有比平民生活中的日常生活風險更大的風險。

當然，在長矛的血腥尖端，也有一場一代又一代共享的步兵的戰爭。但是炮兵和坦克隊的損失比例要低得多，那些服務於後勤和支援武器的人只會受到吉普車事故，不當判斷的性行為，以及無論如何自越南戰爭以來的糟糕的狗屎毒品的威脅。在約翰遜和尼克松的戰爭中部署的美國大部分人員在一些巨型基地大院中服役，其中他們最糟糕的抱怨是小便池和JP4航空燃料的小屋中發出的臭味。

傘兵基因·伍德利（Gene Woodley）稱金蘭灣為「我生命中最大的驚喜。有衝浪。有大汽車正在駕駛。有時髦的衣服和穿西裝的男士……我說，嘿，這是什麼？比回家更好。」海軍雷達專家德威緹·布朗（Dwyte Brown）表示同意：」金蘭灣是人間天堂。我會說，男孩，如果我有一些錢，我會留在這裡和生活…… 我被當作國王來對待。」布朗在他的「戰爭服務」中，享受龍蝦和牛排的飲食，並獲得四十英鎊的收入，他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繪圖室里，為一個船長收集音樂磁帶。作為回報，船長把他的吉普車借給布朗。然而在後人眼中，他變成了和在溪生戰鬥的海軍陸戰隊一樣，是「越南獸醫」。這就是說，布朗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但卻有助於解釋在一個屋檐下拼湊組裝「戰爭是什麼樣的」是不可能的。

我在閱讀海因斯的觀察時感到失望，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恐怖中心根本就沒有前沿。相反，它徘徊在若干地方：奧斯威辛和布痕瓦爾德，德累斯頓，東京，廣島，長崎。」這種說法反映了二十世紀後期全神貫注於西方的行動，關注點，死亡和破壞。

新一代歷史學家，甚至他們的讀者都認識到，在戰時的俄羅斯和中國，死亡人數遠多於德國和日本。比英國和美國的軍人和平民聚集在一起還要多的南斯拉夫人和希臘人死亡。即使大屠殺也應該與其他無法形容的殺戮相關，例如，納粹手中超過三百萬俄羅斯戰俘的死亡。這場戰爭的「恐怖中心」——如果這樣的事情可以確定的話——將被恰當地定位在俄羅斯或中國的某個地方，那裡沒有攝像機記錄這些屠殺者，並且很少有清晰的證人出現來描述以數百萬人死亡的屍體堆。很少有人在那些戰場中經歷過戰爭——或者例如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在北歐發生的戰爭——會回應本·布萊德里（Ben

Bradlee）或帕蒂·巴斯洛普（Paddy

Barthrop）在全球衝突中購買股票的熱情。

在單一書卷中，沒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滿意地考慮戰爭的性質，特別是像這樣一個任意選擇的散文集合，而不是捕捉愛的本質。但優秀的塞繆爾·海因斯收集了一些有趣和挑釁性的思考，植根於他的漫長生活和廣泛的文學和戰爭經驗。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個主題更好的總結，這個主題和時間一樣久遠，至少和荷馬一樣，比七十年前挪威二戰抵抗戰士克努特·雷爾-漢森（Knut Lier-Hansen）提供的還要多：

雖然戰爭可能帶來激起人心的冒險，但戰爭的真正本質是由無數個人的悲傷，浪費和犧牲的悲劇所組成，完完全全的邪惡，不被榮耀所救贖。

《紐約書評》2018/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