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帝制

既然文明社會本質上是對人力的統一控制，前面說過人力是智力和體力的綜合，也是人能夠控制其它體外事物的唯一中介，等於說文明是要實現對人控制外部事物的中介的控制，假如把人力視為某種自動工具，那麼文明就是對這種自動工具的高效、合理（非奴役性質）、嚴密管理體系。個人的力量只受其自身的德性意識支配，我們可以用德行體系對其進行初步管制，這就相當於西方的宗教體系了，但比宗教體系要弱，宗教還能號召信徒進行遠征作戰，德行體系最多不過是讓人遵紀守法聽王命而已。群體力量的控制就只能交給政治權力體系（整體意志）了，因為權力是有資格發布命令的意志，其對應的是掌握著授權（通過德行授權，理論上要求被授權者德行最好、意志最堅強）的個人，肩負授權的個人就象徵著群體的統一意志。之所以一定要授權到個人手中，而不是將授權內容寫到某個契約文書或法律文本上，是因為我們覺得要對能控制其它事物的人力進行控制，只能依靠具有強大意志的人本身，命令可以用文件傳達，但權力卻不能交與死物，死物沒有意志也無法承接授權。我們的封建政治權力比你們現代社會的政治權力的控制範圍及力度都要大得多，我們當時幾乎沒有經濟控制體系，經濟事務全部交由政治權力代管了。

政治權力即是王權，王權的授權是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根本依據，王權的集權者——皇帝的資質也就成了影響王權獲得穩定授權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謂授權，狹義上是指作為主體的個人由於某種原因，心甘情願地接受不屬於個體本身的意志的影響；廣義上也指主體所受到的一切外部影響——比如神秘主義者通常會認為自然萬物所以能夠對人產生影響，也是因為人在出生之前已經對天道授權了，非此，人的主觀意識便不能感受這個客觀世界。我們一般只用授權的狹義說法，也就是個人授出一部分對自己身體行為的支配權，與他人授出的部分一起，形成國家的整體意志（王權），謹守德行、遵守國法、服從王命。由集權者（皇帝）代管的國家意志在得到百姓們的授權之後，自然地擁有了對授權部分人力資源的支配和調用的權力，國家通過各種行政機構設置，實現對人力的有效利用，以避免戰爭、救濟災情、保障安全等方式回饋百姓，使百姓能夠、也樂於繼續向國家授權。

文明的國度應該能夠對自身的權力運行作出及時、靈活的調整，使其能以良好的反應狀態應對各種實際情況，不負百姓力量的託付。一旦有百姓感覺自己授出的力量所託非人，或未能得到應有的回饋——即國家沒有儘力去完成避免戰爭、救濟災情、保障安全等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之時，百姓可隨時取消自己對國家的授權。只是在取消對國家授權的同時，取消授權的那些人也就自動喪失了作為國家百姓的資格，剩餘的國家力量可以將之視為叛亂或犯罪行為，對其進行鎮壓或清剿。當然，剩餘部分的國家力量也是同樣由百姓授權形成的，若是國家確實已無法做到讓百姓們過上安寧生活的話，就等於國家的存在與否已然是毫無區別，剩下的人們也肯定會停止對國家的授權，轉而尋求在王道沒落的世界裡自謀生路。

野蠻和文明的殘片相互交織的戰亂時期基本是一幅無法無天的景象，這種時期在我們的歷史上曾經多次重複出現，如前面所說的那樣，我們幾乎已經把這種情形看成是自然規律了，至少在經驗上看的確是這樣。我們沒有能力停止這種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和內戰，只能盡量想辦法延長和平持續的時間並縮短戰爭持續的時間。延長和平持續時間的辦法就是維護現有的皇權統治，縮短戰爭持續時間的辦法就是強化王道思想的宣傳、儘快恢復國家的權力體系——也就是統一的集權制度。兩種辦法要實現起來都需要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合適的集權者，也就是找到一個稱職的皇帝。否則國家主權就只能由無數的個人隨意行使，根本形不成合力，各種衝突也會層出不窮。

戰亂絕非選舉，但我們卻只能儘快在戰亂的環境中選出未來的國家主權的全權代言人，選擇的標準就是德行，實際上就是看誰能在戰亂中籠絡更多的人團結在他的周圍，「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說白了，就是要有足夠的領導能力、能讓人放心的德行或堅強的意志。

當然，能不能及時止住戰亂最關鍵的還是要看人們對於和平的生活抱有多大的期待，你們眼中的一些封建奴性思想本質上正是為了降低人們對和平提出的要求，使得和平更容易實現。和平是自然的，戰亂與衝突也是自然會發生的，要控制兩者各自佔據的歷史時期的長短，就需要弄清它們各自的發生條件。和平和戰爭都是由人們的行為導致的，它們的發生條件也無非是人們的基本要求是否得到了滿足，所以和平和戰爭作為現象都是遵守因果律的，也都是有條件的並且是可以控制的。我們發現通過宣傳一些鼓勵忍耐的思想可以有效降低人們對理想生活的期望值，穩住群體躁動的反抗意志，為和平爭取更多的時間。我們知道這麼做不能解決任何根本性的問題，可是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只有默認了將其作為一條政治宣傳路徑的合理性，因為我們知道聽任戰亂髮生同樣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曾經以為只要堅持樹立王道正統觀念，僅僅一些奴性思想的渲染並不足以造成事實上的奴役行為發生，不過從你們對於王道的理解來看，我們顯然錯誤地低估了不良思想的污染性能。

戰亂結束的時候，新的集權者誕生，集權者不僅是因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而成為新任帝王，更主要的是因為人們認可了他的德行和能力，並且厭倦了戰亂的生活，希望能夠恢復和平安寧的日子才使爭鬥和衝突停止了下來。我們十分清楚，如果單論德行和能力，要在無數人中找出最好和最強的那個是不可能的，凡是經過了戰爭的洗禮和磨鍊，仍然可以保持對他人的禮節與信任，能聚集大量人力參與群雄逐鹿之人皆非等閑之輩，很難準確地評估誰比誰更好、更強。關鍵在於，要給人們一個理由來證明究竟誰是為了最終的王道和平而戰，誰又是為著一己私利和執掌大權的慾望而戰，我們需要做的是把這些判斷的方法傳播出去，用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政治常識教育等多種方式傳播出去，讓期盼和平的人們自己來選擇該支持誰作未來的君王。那些方法其實你們也並不陌生，大概就是能夠容納有才華的人在自己身邊、善於聽取別人的正確意見、對部下有良好的管理能力、紀律嚴明、賞罰有度，軍事行動以大局為重、不受私情享受牽絆、不搜刮民脂民膏、不濫殺無辜，除軍事鬥爭策略之外行事光明磊落、不污衊造謠、能維護公平公正……這些判斷方法和標準除增加了一些軍事能力相關的項目之外，與一般的德行評價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人們接受起來會相當容易。雖然這些判斷很容易受到地域和傳言的影響而難以準確作出，不過經驗證明在戰亂中能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領導者通常都是比較可靠的，畢竟想要欺騙所有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戰亂結束，我們會圍繞新任皇帝組建政權，到了這時就算此皇帝在戰亂時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偽裝，他恐怕也只能繼續偽裝下去，直到自己的生命結束為止，否則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實實在在的努力都會功虧一簣，作為一個屢經考驗的意志超群之人，無論他是誰都不會允許自己犯下那種錯誤的。只要能讓天下百姓安享太平，我們不介意讓一個皇帝在「虛偽」中度過一生，我們不是不知道人的本性自私，但為了國家大局的和平，手握重權的皇帝必須成為文明的控制論核心，哪怕需要他承擔起違背他原本意願的任務——假如他不是悟道者的話，如果是那麼帝王的任務通常不會違背或超出悟道者的使命，儘管悟道者未必都有擔負帝王之責的能力、資格和勇氣。與責權相應，君王的酬勞也是極端豐厚的，具體的特權享受等等就不多說了，前面已經指出，集權皇室的浪費程度相比於諸侯割據和戰亂情形還是要好一些的，只要不出現暴君透支民力搞浩大工程，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支撐一個家族的奢華生活尚無問題。算上非常高的風險係數，集權君王符合作為一種社會職業的某些特質，儘管它從來不是一種可以自由選擇的職業，因為它的誘惑力太強了，強到足以讓很多人為之瘋狂。

早在部落時代，我們的王道思想便已經成型，雖然那時沒有、也不需要複雜的集權體系，王位通常以禪讓的方式傳承。後來隨著家族繼承製的出現，皇位的傳承自然是限定在皇族內部人選上了。可是，皇位的傳承從來不是皇家的內部事務，它時常關係到整個國家的未來命運。為了儘力確保繼任皇位者的合格，我們能做的只有把最好的教育資源集中到皇室中去，爭取最大概率地培養出有資質、有能力掌管國家權力的皇家後代。也許每個人的天資真的是隨機賦予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也許是我們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不十分正確，總之皇位繼任者的合格率老是不很理想。不過，我們可以從行政機構的其他方面對皇帝意志的不足進行彌補（具體的彌補手段歷史文獻上都有一些記載），只要被輔佐的皇帝不是太差勁，國家一般不會很快崩潰。

由於王道思想和朝政機構設置的雙重限制，皇帝一人獨裁的難度很大，而且很容易激起民間叛亂的風潮。有頭腦的皇帝很少尋求獨裁，他會意識到自己手裡的權力已經是最大的了，追求事實上的個人獨裁只會徒增自己的壓力，適得其反；缺少頭腦的皇帝根本無法實現獨裁，他不可能輕易地使一干大臣對其唯命是從，甚至可能一點實權都摸不到。整個封建集權歷史上，對國家和百姓危害最大、影響時間最長的，其實遠不是暴君的獨裁——儘管暴君獨裁是能讓國家政權最快崩潰的路子，因為暴君面前一切的彌補措施都無濟於事，獨裁會直接毀掉王權的合法性。——而是官僚集團的專制。咱後面會說到，皇權原本是為了節制百官，使他們不敢、也不能擁權自重、相互攀比、窮奢極欲、貪贓枉法、為所欲為，當君王意志不足、不能有效節制官僚們的個體性慾望的時候，成百上千個貪官污吏就會像蛀蟲一樣慢慢把國力民力吸干掏凈，其造成的損害會遠大於一介暴君。悲哀的是，除了寄希望於皇帝的英明以外，我們始終沒能找到更有效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頑疾，否則我們的王道思想也不必非得藉助於集權帝制才能勉強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