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格障礙 都是邊緣型人格障礙嗎？

這是一篇讀後感：《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by 卡倫霍尼。

這本書描寫的『我們的時代』，應該是十九世紀的美國，但是放在今天的中國，似乎也萬分貼切。

看起來書里的神經症人格，正是在描寫邊緣型人格，而個人竊以為邊緣型人格也許是各種人格障礙的心理源頭。

神經症人格籠罩著在沒有安全感/存在感的焦慮之中，對焦慮的防禦又帶來更多衝突和焦慮；

說神經症人格（邊緣人格）也是一種PTSD不無道理，邊緣人格者確實像是常態地生活在創傷體驗後的應激狀態里，他的應激反應又帶來更多的創傷體驗，周而復始似乎無從解脫。就像說所有的神經症都是強迫症一樣，都是強迫性地產生某些情緒和行為反應--試圖壓抑控制--控制失敗--出現更多情緒和行為反應。

童年受到過度管束甚至被虐待的經歷反而讓人產生依賴別人的需要，似乎也有些斯德哥爾摩癥狀的意味。

創傷體驗來自自我邊界模糊和人際接觸不良，這些體驗又來自遺傳傾向基礎上的無效環境。

所謂無效環境是指情緒反應無法得到接納和恰當反饋的環境，無論是由於被虐待導致情緒過載而脫敏、被忽視導致缺少反饋或得到的反饋與自己無關、被過度保護和溺愛造成的變相忽視，被過度管教導致具有自衛功能的負面情緒和攻擊性被壓抑。無效環境的一個可能的成因，是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成員也有人格障礙或其他心理障礙，無法提供有效反饋。遺傳傾向則包括天生的情緒敏感、負面情緒傾向強、或者情感淡漠。

神經症人格是一個循環：

創傷體驗（往往始於童年）--自我虛弱/虛無的（潛）意識--尋求保護和親合的動機--動機受挫--恐懼挫敗焦慮（危險感、挫敗感、無能為力感）--憤怒和自我保護的攻擊本能--（或有）壓抑憤怒和自我保護的攻擊本能--更多恐懼挫敗焦慮感--更多創傷體驗。

自我虛弱的意識帶來依賴和討好傾向，為了依賴討好他人而慣於表演和壓抑負面情緒，為了依賴於超我或者外界強權而發展出強迫傾向。

憤怒和焦慮向外攻擊則導致自戀、偏執傾向，向內攻擊則導致低自尊和迴避傾向。

對於創傷體驗以自我虛無感和挫敗感為主、處理憤怒時以合理化和投射為主要防禦方式的人，容易發展出反社會傾向。

邊緣型人格者生活在親和需要與疏離衝動的裂縫之間，終日惶惶不安，為了逃避痛苦，可能會使用隔斷情感的防禦方式來應對，如果經過多次練慣用得過於習慣，就容易發展出分裂傾向。儘管分裂和迴避狀態都視人際溝通為負擔，但迴避是想親近而不敢，分裂是連親近的需要都免了，如果說迴避者的內心世界是一個隨時可以躲進去的山洞，那麼分裂者的山洞口已經多了幾對守門的獅子，孤僻依舊然而安全感確實增加了，正巧，似乎所有的人格障礙都源自自己傾向於被攻擊的不安全的感覺。

處在分裂傾向的人，如果過往累積的怨憤情緒記憶未消，則容易結合自戀（為了對抗莫名的自卑而產生的莫名的自大）和偏執（習慣自認為受害者）的認知模式而發展出反社會傾向。

在比較平和的分裂傾向中，自我的邊界終於浮現，自我得以休養生息，對情緒波動的敏感程度下降，對外界的愛的需求減少，注意力從堅信自己不得不依賴卻一定求而不能得的應激狀態中回撤，也就有機會反思一些關於自我與外界關係的執念--比如得不到愛是因為自己不夠好、只有做到極其優秀甚至完美才能夠獲得愛和尊重的執念，有機會調整自我期待，也學習不再慣性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和攻擊性，從而給自己的人格發展以更寬鬆的環境，使自己的基礎人格（情緒損耗最小的人格狀態）得以重新強健生長，使個體不再需要使用表演、迴避等策略來進行社會交流，從而減輕慣性地恐懼焦慮的情緒狀態。

分裂型人格是有機會打破神經症人格循環的一個進化後的階段，從這個階段開始，如果可以發展出清晰和強健的自我意識和基礎人格，則個體得以獲得自我整合的力量感，可以重新看待和接納自己，可以重新審視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審視和調節自己與外界的關係，有可能開始有動機和力氣去建立、拓展和維護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從分裂狀態中走出來，有可能達到一個更為圓融通順柔韌的人格狀態。

對於神經症人格傾向（可能性）普遍存在的原因，本書用文化環境來解釋。以下文字摘抄自本書的最後一章：文化與神經症。

競爭、同胞之間的潛在敵意、恐懼、搖搖欲墜的自尊心，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導致了個人的孤獨感。即使他的婚姻美滿幸福，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獨的，如果這種孤獨感與他缺乏自信心的彷徨憂慮、恐懼擔心相吻合，就會成為一種災難。

正是這種情形在我們時代的正常人身上，產生了用愛來作為一種補償的強烈需要。

儘管在我們的文化中它往往被用來滿足各種與愛全然無關的願望；但是愛卻被搞成了一種幻想，因為我們對它的期望總是比它可能滿足和實現的要高得多。我們的意識形態對愛所作的過分強調，掩蓋了產生過分誇張的愛的需要的種種因素。因此，個人（包括正常的人）總是處在需要大量的愛，但又發現難以得到愛這樣一種兩難的處境之中。

在正常人身上，這些後果表現為搖搖欲墜的自尊心、潛在的敵對性緊張、憂慮擔心、含有恐懼和敵意的競爭心，對美滿人際關係的過高需要；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這些後果則體現為自尊心的崩潰、破壞性、焦慮、越來越強烈的競爭心理、以及對愛的病態需要。

如果我們還記得，每一種神經症中都包含著神經症患者無法調和的矛盾情緒，我們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我們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樣的矛盾？這些矛盾構成了典型的神經症衝突的社會文化基礎。

第一個矛盾，是以競爭和成功為一方，以友愛和謙卑為另一方，即兩者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矛盾，是我們的各種需要所受的刺激，以及我們滿足這些需要方面實際收到的挫折。

第三個矛盾，存在於所謂的個人自由和他實際所受到的一切局限。

這些深藏在我們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經症患者拚命要佳億調和的內心衝突：

他的攻擊傾向和妥協傾向的衝突，他過多的要求和害怕一無所獲的 恐懼心理的衝突，他的自我擴張、自戀與他個人軟弱感之間的衝突。

那些可能成為神經症患者的人，彷彿是以一種過分強調的方式體驗到由文化產生的這些困境，並且往往以童年時代的經歷為中介，因為要麼不能解決這些困境，要麼即使解決了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價。因此，我們不妨說神經症患者正是我們當今文化的副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