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氏璧為湖北十堰寶玉綠松石、卞和獻璞為不朽民族精神的考述

荊楚瑰寶中華美玉與楚之魂魄國之精神

卞和獻寶、抱璞刖足、價值連城、完璧歸趙。這些廣泛悠久流傳的中華典故，都與「和氏璧」這塊與中國歷史風雲相連的無價之寶有關。它演繹出古中國達2000年的帝王奪寶傳奇，留下了迷霧重重的干古之謎。對於「荊山」之域的鄂西北人來說，我們有理由去探尋和氏璧的身世之謎，弘揚和氏的精誠與執著的偉大精神。

和氏璧是穿越千古的中華美玉傳奇

璽是皇帝的大印，最高權力之象徵。有了這個傳國大印，皇帝的地位就會被天下認同，否則就會被視為「僭位」、篡位。

和氏璧是傳國的玉璽

和氏璧悠久傳奇的歷史淵源，要從《韓非子和氏》的記載說起。

楚人和氏得璞於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日：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氏又奉而獻之武王。

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主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曰三夜，淚盡繼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這是對和氏璧最為詳細的記載，也是我國把玉作為寶物的最早命名。在此之前，韓非子的老師荀子在《大略》中亦有類似的記載。而在其後，諸子百家更有諸多述及。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津津樂道：「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一部信史作如此記載，足見和氏璧的高貴與珍奇。

楚威王時，和氏璧被賞給相國昭陽，昭陽在赤山設宴慶賀，席間因眾人爭看，和氏璧不翼而飛，昭陽誣為食客張儀所竊，將張儀百般拷打，但和氏璧仍無下落。

50年後，和氏璧卻突然出現在趙國，但楚、趙之璧，是否同一璧已無從考證。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聽說了，願以15座城池相換，藺相如奉璧去見秦王，而秦王並無交換之意，實際上是秦昭王設計的一場騙局，欲強佔玉璧為已有，隨之演繹了一段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千古佳話。至秦滅趙統一中國，「陛下有隨和之寶」。於是秦始皇令李斯寫下了「受命於天，即壽永昌」八個篆字，由咸陽玉工孫壽刻而璽，這就是「璧象環天」、由璧變璽的來歷，故有「卞和壁，始皇以為傳國璽也」。

漢滅秦後，傳國璽為劉邦所得，並封為「傳國玉璽」。漢元帝時，傳國玉璽由考元太皇太后代管。王莽稱帝，逼太后交出玉璽，太后大怒將璽擲於地，碰損一角，王莽後用黃金鑲補之，故後有「有眼不識金鑲玉」之說。傳說當劉秀大兵殺人京城之時，王莽臨死前仍將「傳國玉璽」掛在脖子上。

東漢建立後，玉璽復歸漢光武帝劉秀所有

東漢末期，十常侍作亂，漢少帝夜出北宮避難，倉促間未帶傳國玉璽。回宮後，玉璽不知去向。不久，十八路諸侯討董卓，孫堅攻洛陽，從城南井中撈出一宮裝打扮女屍，身藏朱小匣，孫堅從中取出一方玉璽，與傳國玉璽形狀相同，字跡亦認為是李斯親筆所書。孫堅得璽後不久陣亡峴山，此傳國玉璽被袁術奪去。袁術死後，其妻扶棺奔廬江，傳國玉璽被廣陵太守奪走，並獻給曹操。其後一直隨王朝更迭傳承至隋、唐。

唐朝末年，流傳了1128年（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將璧製為璽算起）的傳國玉璽突然失蹤。《明史》載：「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但許多史家從來就不承認璽被毀。

傳說元成宗時，傳國玉璽重出，到元順帝敗北，攜至大漠不知所蹤，故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登位後，不惜派出10萬兵馬遠征漠北，企圖奪回傳國玉璽，但最終仍是無功而返。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朱棣，也就是明成祖，取得帝位後，先後五次遠征漠北，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抱著一絲僥倖心理去找玉璽，因為他是弒殺侄兒建文帝而篡位的皇帝，玉璽對於他來說，正名順言，尤為重要。

北宋、遼、南宋、金、元、明各朝皇帝仍夢寐以求這一傳國寶貝，在他們看來，不獲此寶，則江山不穩。於是孜孜不倦地覓寶，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一些好事者趁亂偽造仿胃，致使各朝又不斷出現假和氏璧。最典型的要數北宋時咸陽人段義獻璽：「修造家舍掘得之」。皇帝詔蔡京議之，都以為是真秦璽，遂下詔為傳國玉璽，實為贗品。

朱元璋求璽不得，山東監生周敬心上奏勸朱元璋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眾一詞，皆知為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

朱元璋可能明白了「有天下者在仁慈而不在此寶」的道理，後來，不再為傳國玉璽而征戰了。

相傳清兵進關前，元後裔又獻寶於努爾哈赤，清遂稱帝。但清朝亡後所交出的25枚御寶印璽中，並無此物，和氏璧終成撲朔迷離的千古疑案。從而使這塊中華美玉成為四海之內、亘古未有的文化傳奇。

和氏璧的玉種是產自鄂西北的稀世寶藏綠松石

和氏璧到底是哪種寶玉石？它到底產自哪裡？換句話說，和氏璧到底是不是產自湖北十堰的綠松石？我們就必須從寶石學物理特徵、歷史地理學的線索與地方文獻學與民間田野考察資料來綜合考量，得出趨向歸一的結論。

首先，對於和氏璧的寶玉石物理學特徵，唐代杜光庭在《錄異記》中記述：「藏星之精，墜入荊山，化而為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元代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描述：「傳國璽色彩綠而玄，光彩照人。」因而，中國著名的地學家章鴻釗根據這些史料對和氏璧的描述，認為產自楚國荊山的「和氏璧」，可以斷定為綠松石岩礦，俗名「襄陽甸子」。因為綠松石是湖北特產的古玉，正在荊州地界之內。綠松石礦正好有一層外石膚包裹，不易隨便認識，需要相石經驗才可分析辨認。寶石專家李強和李海負也支持這一觀點。根據歷史以來開採辨認綠松石的經驗，和氏璧很可能是一塊高瓷綠藍的碩大籽粒。雖裸露洪荒、滄桑洗劫，但卻十分堅硬、包裹嚴實。表面上的一些蛛絲馬跡之特徵，只有卞和這樣的理玉專家方才識得。所以一鑿開雕刻成璧，就「視之色碧」「色彩綠而玄」。「碧」為海洋之色，「綠而玄」，也是碧綠至深藍，實為綠藍之瓷松，密度、硬度之高，已達寶石的級別。只有這樣的稀世珍寶，才佩做傳國之玉璽。

其次，從歷史地理學的線索來看，楚山為荊山，楚本號荊，「楚之先，僻處荊山」。西周時，楚人受周人壓迫南下，為大江所阻隔，立國於荊山一帶，建都在丹陽，近年南水北調考古發現，古楚都丹陽可能就在秦巴腹地。「卞和者，楚野人，常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於懷玉，玉以為欺慢，斬其足。和作歌日：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神郁浹，古岩岩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采玉，難為勸兮。」這是東漢蔡邕在《琴操》巾的記述。卞和會作歌，可能是一個隱居為農的智者，耕作於古荊山，得到稀世玉璞是有可能的。背著它到丹陽獻寶，也是可以做到的。因為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自丹陽徙郢（今湖北江陵紀南城），卞和在失去雙腳的情況下，難以行動，不得不抱璞哭於荊山之下，歷史記載與現實的地理方位極其吻合。

再次，從地域田野考察得來的民間傳說與地方文獻記載來推測，也可以為和氏璧是湖北十堰綠松石的傳說找到佐證。在湖北竹房、神農架交界的九道梁、陰峪河一帶，流傳著關於和氏璧的原生態民間故事。講述這裡有個名叫和氏的人在打獵時，追到一個既不像羊，也不像鹿的怪獸，要追上時，怪獸變成了怪石。和氏把怪石獻給楚王，被楚王砍掉雙腿。和氏又將怪石獻給秦王，被秦王挖去雙眼。他在神的點化下，把寶石獻給趙國，趙王識玉，鑿成璧，命名「和氏璧」，並將和氏家族接人王宮，給予封賞。故事應該是在荊楚深山世代流傳，只是因為其他地方被時間風化了，而在封閉深山才能得以保存。當代地質學者郝用威先生根據歷史典籍記載和清代同治年間的《房縣誌》考證，當年卞和抱璞於荊山的地點，就在今天竹山、房縣、神農架相交匯的板倉坪、陰峪河、九道一帶。與民間傳說，形成了論證的支撐點，增加了我們破解這一千古之謎的邏輯方法。雖然歷史典籍上留下來的關於和氏璧特徵的記載十分有限，但通過這三個方面的考證分析，我們有理由初步斷定，和氏璧的玉種就是中國四大古玉之一，名揚海內外的東方聖玉綠松石。它產自古之荊楚，今天的十堰市。

和氏獻寶是精誠執著的中華偉大民族精神

卞和獻璞的事迹，其動人的價值核心，在於他的悲壯。首先是他感動天地的悲劇性。三獻其寶而被砍掉雙足，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這是卞和生命所遭遇的巨大悲痛；當權者把寶玉誤認為頑石，把貞士誣衊為誑人，這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會悲劇；雖然最終還是將「頑石」變成了稀世珍寶「和氏璧」，並由「和氏璧」引發出如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澠池之會並最終「完璧歸趙」等後來諸多動人歷史故事，雖然主題的轉換對「和氏璧」的故事起到了增飾其生動件的作用，但「涕盡繼之以血」的哭訴，飽和著卞和持有稀世珍寶不遇明主的辛酸和憤慨。從這種意義上看，它強烈的悲劇性無疑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對讀者的心靈產生出一種強烈的情感震撼效果。後世的許多文人學士也正是因此由社會現實的黑暗，自身的懷才不遇，而對卞和的悲劇遭遇自然而然地產生由衷的共鳴。而他的「壯」又在他堅持真理與堅持正義，堅忍不拔、百折不回，為追求真理而不惜犧牲，堅持的是貞烈、忠義、賢達的中華英雄的價值觀與人格標準。

第一，他能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發現玉璞，並認定其寶璧的價值，說明他眼力非凡。

第二，得到玉璞，不是據為己有，首先想到的是把它獻給朝廷，說明他思想境界出眾。

第三，和氏儘管歷盡磨難，但他堅持真理的初衷不改，說明他意志超群。正是這非凡的眼力、出眾的境界、超群的意志，共同構成了和氏這個貞士的崇高形象。

以上諸說，當然不無道理。但這些說法僅固於個人品質的評說，而沒有從文化精神上進一步揭示出卞和個人品質所具有的本質特性。

事實上，荊楚文化史上具有貞烈、忠義、賢達形象的歷史人物何止萬千，何以和氏之精神同屈原之精神流傳兩千餘載而最為後人所尊崇和稱道，這不得不歸之於他的精誠與執著所具有的精神原型意義。

真正體味卞和精誠與執著的偉大精神，就必須了解他一生獻璞的時間過程。雖然在古代典籍之中，除《韓非子》外，無先秦歷史資料稱「楚厲王」（武王之兄蚧冒），其他史料均認為楚國稱王始於武王。武王熊通於公元前741殺蚧冒子而登楚君之位，於公元前689年去世，楚文王熊貲即位。如果卞和二十歲左右第一次獻璞在蚡冒末年，到楚文王時卞和獻璞，已歷五十二年，卞和至少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他飽嘗五十餘年的身殘之苦，而堅信璞中有寶玉，並堅定不移地要讓它彰顯於世，其精誠與執著精神確實感天動地。

卞和是荊楚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透過其精誠與執著的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具有楚民族精神原型的意義。

楚國初創之時，還是一個「土不過同」的蕞爾小國，方圓不過百十里的地盤，可後來發展成為「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戰國策·楚策一》），令各諸侯國望而生畏的泱泱大國，憑藉的就是楚人精誠執著的精神。

從楚圍的歷史起點熊繹被封於楚地之時開始，歷代君王普遍存在一種憂患意識，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從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到武王改革政治、軍事，擴大楚疆，再到文王「始都郢」，奠定楚國根基，至庄王一鳴驚人，問鼎中原，成就霸業，無不體現出楚國上下執著奮進的堅韌意志。縱觀楚人創業與奮鬥的歷史，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無論中間走過多少曲折的道路，無論在曲折的道路或由內部或由外部原因造成，楚人都能從屈辱中奮進，

即使是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後，歷史也印證著楚南公「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也確證了楚人不屈不撓、執著堅韌的文化根性。

用屈原《離騷》中的名言來說：「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以詩的形式，表白著以其為代表的楚民族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而卞和代表著廣大社會民眾，以行動證實著楚民族精誠執著的民族精神。

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在殉國前夕，曾經對部下說：「古之卞和忠昭日月，雖數次傷身而仍未窮其愛國之志，其精誠磅礴之氣，可謂至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務必學習卞和不怕死之愛國精神，痛殺日寇，保衛我神聖領土。」

1944年4月，抗日愛國將領許長林為玉印岩（抱璞岩）題記曰：

和氏兩被刖而志不奪，卒以堅苦通其誠，蓋凡慷慨貞烈之士，不惜其軀而建不朽之業，乃精誠磅礴之氣有足多者。兩位抗日將軍獻身的壯烈，是卞和事迹作為民族精神源泉哺育出現代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雄辯例證。

卞和的故事凝聚著楚人的一種強烈的集體無意識，一種頑強而執著的生命力，一種獨特的文化根性。這種文化根性早已在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明示，楚人「清刻，矜已諾」，具有執著而重信念的品格，《隋書·地理志》亦云：楚地「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天性然」，「風氣果決，視死如歸，其舊風也。」楚人不僅有勁悍果決的剛烈性格，更有視死如歸的決心和意志。直至當今，這種文化根性仍然遺存在以湖北湖南為核心的荊楚文化圈中，熊十力先生所著《心書》云：「楚士又好為一意孤行，不近標榜，蘄黃尤甚。」因為熊十力先生的父親熊其相先生雖為一介鄉儒，留下的遺言卻是：「窮於財，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與意志。」錢基博先生指出：楚地「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以精闢的宏論闡述了楚人的人格與境界，當然也理屬於中華民族應有的精神文化傳統。保持這一偉大的精神源流，中華民族才可能實現偉大的復興之夢。

綠松石是中國四大古玉之一，是湖北唯一的寶玉石資源。中國綠松石的主要產地在十堰市的竹山、兩鄖。綠松石理應成為十堰的重要產業，並可以從物質與精神、經濟與文化，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結合上做成武當山、汽車城、丹江水之後的第四張國家乃至國際名片。

本文的考述與論證，就是想為達成這種共識而做一些挖掘、梳理、提煉區域歷史文化資源上的思想努力，以承繼卞和精神，光大吾鄉吾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