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05-13

《華蓋集》意味著先生重新拿起了快寫雜文的筆，從此而一發不可收拾。按他的說法，和尚運交華蓋是成佛祖的徵兆；俗人嘛，華蓋在上，則難免要碰釘子。取名「華蓋集」，大致就可明白這些文章所引起的紛紛爭端了。所以，這集子里的有些篇章既是解釋，也是回敬，直白地說就是罵回去。按先生的性格，別人倘若投來匕首，自己則勢必也是要拋去標槍的。

自《華蓋集》而後，諸如「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的特定事件成為了先生屢屢成文的因由。時勢迫切，直接的論戰總比之前的社會批評更有效驗。與此同時，以《華蓋集》為節點，先生雜文的風格、技巧都漸趨成熟，開始向「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進發了。

《華蓋集》

本書收作者1925年所作雜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新書書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九版次。

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題記》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辟才衚衕，乃茲府，丞相衚衕，協資廟，高義伯衚衕，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衚衕，奶子府，繩匠衚衕，蠍子廟，狗尾巴衚衕，鬼門關。字面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為「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麼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著，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咬文嚼字·二》

西法的牙醫一到，這才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裡一再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卻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忽然想到·一》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為質樸罷。但質樸是開始的「陋」，精力彌滿，不惜物力的。現在的卻是復歸於陋，而質樸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敗，算墮落，也就是常談之所謂「因陋就簡」。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里，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的有些譯本，卻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使他復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上述的那兩樣，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築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即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我以為也行。——《忽然想到·三》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瞭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么？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迴把戲而已么？——《忽然想到·四》

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通訊·一》

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面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贊同和嘲罵的信，凡贊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麼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豈不可惜。只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通訊·二》

《論辯的魂靈》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戰士和蒼蠅》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裡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麼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雜感》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裡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裡安全。——《北京通信》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導師》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裡去。——《忽然想到·七》

我平日常常對我的年青的同學們說：古人所謂「窮愁著書」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那裡還有這許多閒情逸緻來著書？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候補的餓殍在溝壑邊吟哦；鞭撲底下的囚徒所發出來的不過是直聲的叫喊，決不會用一篇妃紅儷白的駢體文來訴痛苦的。所以待到磨墨吮筆，說什麼「履穿踵決」時，腳上也許早經是絲襪；高吟「飢來驅我去……」的陶徵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並無叫喚！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飯店之宴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吃到冰其淋，在那裡「冷一冷」了罷……。
我於是彷彿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貝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曆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們閑談之間，他也忽而發感慨——

「中國什麼都黑暗，誰也不行，但沒有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教員咧，學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個學校，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只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躲開的也出來了，不見的也露臉了，『地球是圓的』咧，『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學生咧，教員咧，烘烘烘……。」
從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學生的眼睛看來，中國也就如此之黑暗么？然而他們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殺戮了！——《「碰壁」之後》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裡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並非閑話》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藉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只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忽然想到·十》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面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彷彿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麼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游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忽然想到·十一》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復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補白》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倘要開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游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處的。——《答KS君》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里則比作戲場。我很吃驚於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麼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區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雲。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借口。——《「碰壁」之餘》

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誇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裡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十四年的「讀經」》

《評心雕龍》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鍥而不捨」的人們也一樣。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麼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這個與那個》

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並非閑話（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