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3】從死亡與饑饉中拯救俄羅斯

zhuanlan.zhihu.com桜鈴莉：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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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方案能挽救俄國的主要原因

我們根據邏輯推出結論：一個政治方案，在實現時若引起人民最堅決，最頑強乃至瘋狂的反抗，那那、它肯定是「劊子手式的」政治方案。如果發生了革命（就像1917年2月那樣），那麼「挽救危亡」的方案就應該是引起人民最小反抗的方案。

沒有反抗、沒有犧牲就結束革命，那純粹是幻想。

我再說一遍：對於俄羅斯來說，列寧的方案是挽救危亡的方案。我不想在證明這一點上花工夫，因為我談的是方法，著重的不是結論，而是討論的方法，我力圖表明方法上的一貫性，用不著把所有的證據全都列舉出來。

偉大的政治家能夠預見到人民群眾隱蔽的願望——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道理了（而且，好多大哲學家也注意到這點）。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的出發點不是群眾吵吵嚷嚷要求的那些東西，而是吵吵嚷嚷背後的東西，是那些隱蔽的願望。政治家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能理解和感覺這些願望。這點很難做到，因為，正如一個哲學家講的那樣：「危機時刻公眾意見是很難通過流行看法來表達的」。

列寧理解到了，而當時其他主要政治家卻未能理解的東西是什麼呢？是農民願望的本質（「土地和自由！」），是農民想看到俄國將建立起什麼樣的生活制度和什麼類型的國家——一句話，他理解農民的理想之城在哪裡。葉塞寧在他最富抒情性的長詩《安娜·斯涅京娜》中寫到：

農民們走到他面前，問：

「告訴我，

誰是列寧？」

而葉賽寧答道：

「我輕輕地回答

「列寧就是你。」

其次，列寧懂得農民已經起來了，那是一股巨大的團結一致的反對資產階級的力量。

列寧還懂得，俄國革命的主流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可能引向自由主義的西方民主。

俄國農民的民主就是蘇維埃。

列寧的智慧和情感比克倫斯基和托洛茨基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

克倫斯基和托洛茨基二人即使在經歷過1905年這所「大學」之後，仍然還是教條的「念經和尚」。而列寧則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受教條的束縛。

不過，說服布爾什維克黨的上層對他來說也並非易事。然而他有來自黨的基層的支持——而這些人不是在僑居國外時，而是在活生生的俄國生活中受到了教育。（例如，斯大林）

研究農民的專家Т·沙寧在著作中說：

俄國只有兩個政治家懂得1905年革命的本質——斯托雷平和列寧。

所以從同一個巢穴里（社會革命黨）鑽出來的人朝他倆開了槍。

但斯托雷平的目的是挽救地主，並為此而分化、壓迫、剝削農民，用資本主義農業來代替俄國村社。

起初列寧也曾這樣思考過問題，但1905年後立場有了極大的轉變。

斯托雷平失敗了。

列寧的覺醒表現在他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和後來的《四月提綱》中。蘇聯官方修撰的《蘇共黨史》不讓我們注意這兩篇文章，但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官修黨史」了（有趣的是，斯大林全集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居然還有新版），我們應該對主要的東西加以注意。

請把從2月到10月之間列寧的主要主張同其他各政黨流派知識分子的流行主張比較一下：

立即實現和平（列寧）——一直戰鬥到最後勝利

土地國有，分地濟農（列寧）—— 等待下屆國會（立憲會議）通過法令

工農兵蘇維埃共和國（列寧）——資產階級共和國

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土地改革（列寧）——發展資本主義，以利用它的一切可能性

應該指出，在這些互相對立的主張中，究竟哪些我們今天更喜歡並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今天，而是當時。

當時農民不贊成除了列寧之外任何革命政治家主張的「流行意見」。

所以農民才為紅軍戰士編樹皮鞋，才不那麼抗拒紅黨的糧食工作隊——而他們對白黨則可是以蜂擁的起義和游擊隊堅決抵抗的。

打個比方，在紅軍的後方，由「富農和匪幫」引爆了一次坦波夫，新招募進紅海軍的農民們還搞了一次喀琅施塔得。而在白軍的後方，百姓則不分階級，能端槍打兩梭子的就不和白軍多廢話，他們的後方天天都是坦波夫式的壯觀場面！

農民沒有錯，因為列寧正確地猜到了他們的願望，而不是聽從了喊在嘴上的的口號。而且戰爭結束以後就開始了新經濟政策，而不是實行斯托雷平改革的新變體。

於是，出生率立刻迅速提高，而死亡率降了下來，這就是政策符合願望的可靠指標。我認為這樣的方案才是「挽救危亡」的方案。

當然，挽救危亡還不算是飛速發展。當需要在下一次世界大戰，需要在法西斯的鐵蹄下挽救整個世界危亡的時侯，飛速發展，哪怕是不計代價的飛速發展就變得重要了。到了30年代，新經濟政策被迫換成了強制工業化。不過，那時已經改朝換代，換成了列寧的接班人斯大林當政。

列寧「挽救危亡」方案來自實際生活

我們已經說過列寧的方案引起人民反抗最小的主要原因。然而列寧的路線從一開始就能吸引人，其主要原因在於他所要求和後來所採取的行動，是直接地和非常明顯地指向挽救普通百姓生命的。

也就是說，列寧的方案就其類型而言是行動的，而非產生於教條的，是出自於實實在在的生活需要。這是巨大的理想想（願望）同合理的思想非常難得的結合。

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20年代曾經在蘇俄工作過，他寫道：「列寧主義是兩樣東西的非常奇妙的結合，歐洲人在好幾個世紀中一直是把這兩樣東西置於自己心靈不同角落的，這就是宗教和生意。」

在民族危亡的條件下，正是這樣的結合成了挽救危亡的手段。凱恩斯所說的「列寧的生意」是什麼呢？

那就是在經濟徹底遭到破壞的條件下，而且在重重封鎖中得不到任何資金和援助，一窮二白，無依無靠的情況下，他卻依然關心著努力恢復某種生活水準，務必使人口死亡率降到最低。

布爾什維克的兩道法令——一道關於土地，一道關於和平，把農民中的緊張不安消除了。

這奠定了整個內戰當中農民態度的基礎——即使他們可能會反對某道法令或者某個政策（例如餘糧徵集制），但他們也不會謀求徹底推翻蘇維埃，更不會歡迎白軍回來。畢竟蘇維埃分給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布爾什維克是「農民的兄弟和自己人」。

再來看看吸引城市居民的是什麼。我們只想談兩個問題：個人安全、糧食供應。

在二月的最後幾天，沙皇推翻了，自由主義者既解散了警察，又釋放了所有的刑事犯。所有人都被赦免了！有人還記得1953年夏季那時的大赦，當時蘇聯內務部（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契卡」——NKVD！）和蘇聯民警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人民還存有一定驚慌心態。

（這也很有趣的佐證了，在蘇聯普通百姓眼裡，這些被大赦的「斯大林主義的受難者」「蒙受不白之冤的可憐人」都是些什麼貨色。）

1917年3~4月間俄國各大城市居民的狀況就不難想像了——大家人心惶惶，都害怕暴力犯罪，那時人們說，普通老百姓心裡想的就是「怎麼能在電車收車之前回家」。

至於有頭腦的人是什麼狀況，從一件小小的事實即可看出：當亞歷山大劇院的一場戲演到台上出現了警察和警察署長時，觀眾竟起立報以熱烈掌聲。

臨時政府為了應付局面，招募了一批大學生志願人員，建立了警察隊伍。市中心大街上出現了高高興興的青年男女，這些人胸前佩戴著紅色的結子。他們從來不往那犯罪猖獗的黑糊糊的小巷和骯髒的住宅去看上一眼。

布爾什維克是怎樣解決這一迫切的問題呢？他們給各工廠下達了調撥令，從每十名工人中動員出一名參加赤衛隊。不是志願，而是動員，不是隨便亂抓，而是每十人抽一。

正是這支了解生活底細的工人警察隊伍為各城市恢復了起碼的秩序。

這就是第一件大事，一件上至太太小姐，下至廚娘雜工們都懂的事，臨時政府跟蘇維埃競賽時卻輸掉了。

現在說說糧食。我們都聽膩了，說什麼布爾什維克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糧食徵集制、配給制等可怕的東西。說這種話的人從來沒挨過餓，對自己的親人挨餓也是無動於衷。我想說，在民主派的這種批評中，恰恰流露出劊子手的思維方式。

當時，俄國所有的人，包括尼古拉二世，都不像列寧這樣考慮問題，不過他們也都認為一定要避免城市中發生饑饉。不過，以良好的願望鋪設的道路也可以通向地獄。要想不發生饑饉還得要有辦法，得不怕布爾布利斯（葉利欽時期「民主派」人士）之流的指責才行。

任何一個政府，如果不是因為被逼無奈，決不會輕易採取非常措施，因為它們代價高昂，可能會引起不滿，直至引起部分百姓的反抗。政府在採取非常措施的同時可能樹敵。

所以問題就成了這樣：採取和不採取非常措施二者相比，何者對人民造成的痛苦為大。

（中國有句更絕妙的話：兩害擇其輕）

1915年，正常的貨物流通破壞了，儘管收成很好，但「糧食卻沒有上市」。

國家限價措施出台了，政府開始徵購糧食。1916年9月23日，沙皇政府宣布徵集糧食，並從12月2日起實行。預定的徵集數量為7.72億普特。（一俄羅斯普特合16.38公斤）

我們看到，這些似乎跟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關係的沙皇政府部長們，也採取了軍事共產主義特有的辦法。

但由於官員們消極怠工、貪污腐化，1917年宣布的糧食徵集計劃宣告失敗。二月，君主派的杜馬領袖M.B.羅江科給尼古拉二世上書，提示說即將發生危機：「預計徵集的7.72億普特糧食，理論上1月23日應該徵收完畢。其中各省的地方自治機關應徵集6.43億普特，各縣的地方自治機關應徵集2.28億普特，各鄉的地方自治機關只徵集400萬普特。這些數字表明糧食徵集工作已徹底失敗。」

彼得格勒和其他好多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出現了斷檔。一月份運入彼得格勒的糧食還不足所需的半數。工廠出現了多起因飢餓而自殺的事件。

就在這樣的浪潮中，沙皇政權被推翻了。

臨時政府就其本質而言是資產階級的（今天的說法是主張市場經濟），但它也實行了糧食專賣——不過由於國家機器不起作用，照樣也無法執行。

1917年由臨時政府徵集到的糧食簡直少得可憐，令人發笑：一共才3000萬普特！

當時列寧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危機臨頭，怎樣才能同它鬥爭》，講的就是日益迫近的饑饉。

布爾什維克開始掌權時，俄國正值最危急的時候，他們以合理的思維面對現實，就像處理警察問題那樣開始了行動。在通貨急劇膨脹、產業遭到破壞、商品儲備缺乏的情況下，通過市場買賣對城市哪怕做最低限度的糧食供應也是不可能的。工人們不可能真正在自由市場上買到糧食。

於是採取了非常措施。各工廠接到建議，組織工人糧食徵集隊，派往農村糧食產區。它們搞到的糧食，一半交到工人集體——組織隊伍的工廠，另一半交給國家與政府的糧食人民委員部。這些糧食徵集隊後來組編成了統一的糧食徵集軍，到1918年12月，這支軍隊有4.1萬人。

糧食徵集軍的人數本身也很說明問題：一個工人要向500個農戶征糧，它表明農民對紅黨徵集糧食的「反抗」並沒有那麼聳人聽聞。如果布爾什維克真的如一些人所說，是在「殺人放火，刮地三尺，劫財搶糧」，那麼武裝簡陋，餓的透心涼，人不生地不熟的區區4萬名工人還不夠鎮壓一個省的俄國農民暴動呢——俄國農民——他們可是用自己的雙手、犁耙和步槍葬送高爾察克20萬殘部的俄國農民，不是要糧給糧，要命納命的乖寶寶。

雖然挨餓仍然不可避免，但這些措施使城市和軍隊避免了死於飢餓的威脅。1918~1919年間蘇維埃政權徵集了1.1億普特糧食，而1919~1920年間則達到了2.6億普特。

這跟沙皇政府於1917年宣布的數字相比要少多了，但布爾什維克的數字是已經徵集到手的數字，當然比不上沙俄政府的牛皮大。

糧食定額使3400萬人的生存得到保證，這幾乎就是全部城市人口，還有部分農村的手工業戶。900萬戶軍人家庭的退休金和津貼（實際上就是糧食）也有了著落。

除了市場之外，城市居民還能從其他渠道得到20%~50%所需食品（這個數字各省有所不同）。再剩下就要靠黑市（「倒爺」）了——蘇維埃政府對他們是睜一眼閉一眼。

工廠也允許為自己的工人搞食品。蘇維埃還同消費合作社網建立了聯繫，並通過它直接組織商品交換。

布爾什維克不講任何條條框框，也不講空話，在手裡沒有國家機器的情況下，卻保證了對俄國所有城市居民的份額供應，數量雖然不足，但卻穩定可靠。

這一事實對「列寧的方案」總體上能夠被俄國各個階層接受起到了巨大作用。因為不管是沙皇政府，還還是臨時政府，都沒能保證這樣的份額。

儘管他們執政的時候，環境、條件和困難程度遠沒有布爾什維克所面對的這麼殘酷。

櫻鈴莉：至於白軍，就根本沒有管過老百姓供應的事。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等人毫無經濟才能，其控制區內黑市盛行，白軍發布的貨幣毫無保障與信譽可言，想要吃麵包得以高價付尼古拉票（沙俄鑄造、發行的貨幣）或者克倫卡（克倫斯基臨時政府貨幣，不過可笑的是，內戰時克倫斯基幣的印鈔機在紅軍手裡），購買肉和黃油需要用美元、英鎊、法郎、日元等外幣。

在白軍控制區內的地主、礦主和資本家將煤炭和糧食源源不斷的運到土耳其和地中海國家賺外匯。可與此同時，大批城市居民被迫前往鄉村尋找食物，但農村的情況也不好過——戰亂和白軍的劫收使得他們被迫吃掉種子糧，從而引發席捲烏拉爾、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可怕饑荒。

這一塊麵包之所以能發給每個人，正是因為不講條條框框的結果。列寧就曾親自做出決定：

「發給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院士及其妻子相當於兩名院士的特別份額」

——儘管眾所周知，大名鼎鼎的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巴甫洛夫當時心向白軍，每見到一座教堂就要脫下帽子畫十字，禱告上帝把布爾什維克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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