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05-12

魯迅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做《死》。過了一個多月，他真的去世了。這篇質樸的隨筆擱在今古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學中，也是絕品，而其中遺囑的最後一句，真不愧為堂堂魯迅，拿去和世界上種種著名的墓志銘與臨終之言比比看，可謂獨領風騷。這句話，我們早知道的，就是：
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不寬恕。
——陳丹青《笑談大先生》

《且介亭雜文末編》

本書收作者1936年所作雜文三十五篇，作者生前開始編集，後經許廣平編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白莽作<孩兒塔>序》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為和尚只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為師，或與和尚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里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我的第一個師父》

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著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後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明言著輕蔑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裡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作為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里，這人總以為是晦氣的。
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為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里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迴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半夏小集》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癒，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著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著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裡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著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干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這也是生活」……》

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