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關山奪路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 王鼎鈞

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對日抗戰時期，我曾經在日本軍隊的佔領區生活，也在抗戰的大後方生活。內戰時期，我參加國軍，看見國民黨的巔峰狀態，也看見共產黨的全面勝利，我做過俘虜，進過解放區。抗戰時期，我受國民黨的戰時教育，受專制思想的洗禮，後來到台灣，在時代潮流沖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構，經過大寒大熱、大破大立……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叫我做個見證。」——王鼎鈞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僑

抗戰勝利，日本軍人繳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國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僑，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機構管理他們，這個機構的名稱，今人說法分歧，我記得我看見的招牌是「日僑俘管理處」。僑俘兩個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時「中國本部」（不包括東北和台灣）有日俘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多人，日僑約八十萬人，中國政府要把他們送回日本，當時稱為「遣俘」和「遣僑」。那時「中國本部」使用廣州、上海、秦皇島、青島等十三個港口進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資料顯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萬人，日僑約六十萬人。我們逗留京滬時，遣送工作還沒有結束。

國際通例，戰勝國有權使用戰俘的勞力。我們到南京時，看見日俘正在揮汗修路，江灣新建的機場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繼續施工。多年後，美國好萊塢拍了一部有名的電影：《桂河大橋》，演出英軍戰俘修橋的故事。雖然做了俘虜，為敵人修橋，那個英軍上校還是很興奮，他說，身為軍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壞工作，難得有機會建設，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軍攻打中國，一槍一個洞，一彈一個坑，留下無數斷橋殘壁，徵用他們出力建設，也是一種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們修路，皇軍一變而為苦力，也是千載難逢的景觀。那時機械器材缺乏，修路還是靠鍬和鎬，他們挖過許多戰壕掩體，操作十分熟練。動作比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鍬一鎬下去很確實，不敷衍了事，也沒看見有人擅自休息走動或抽煙喝水。軍官帶隊督工，工地狹長，他不停地走動察看。盟軍規定，日俘遇見戰勝國的軍人，不論對方階級高低，都要敬禮，而對方不必還禮（這是長官唯一叮囑過的注意事項）。乖乖，他向我敬禮的時候，我還真覺得如在夢中。下次再去，我到馬路對面遠遠地看，躲著他。連上有個班長，他每天故意走過工地，每天享受一個敬禮，大日本皇軍的軍官，動作敏捷，姿勢正確，從未違背盟軍的規定。我聽見有人笑那班長無聊，那班長說，「抗戰八年，除了這個，咱們還能撈到什麼？」他每天計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禮，到瀋陽後，我聽他數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灣看日俘修機場，那裡參加勞動的人數多，一片黃塵中黃螞蟻成群蠕動，乍見之下，產生錯覺，還以為他們構築工事，包圍上海。我看見他們整隊歸營，儘管鞋襪破舊，軍服骯髒，他們的隊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視，無人交頭接耳。官長的軍服上業已卸除那些顯示階級尊嚴的佩件，外形和他們一樣狼狽，同時也失去了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的權力，可是他們對長官的尊敬服從絲毫未減。那時怎麼也沒料到，兩年零十一個月後，我狼狽奔往江灣，由江灣逃出大陸。

聽說上海的慈善機構想捐一批鞋襪給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說日俘決心給京滬人士留下「去思」，他們辦到了，報紙雜誌不斷有人稱道他們。據說他們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課，紀律嚴整。據說投降後照常整理內務，被服裝具一絲不苟。據說繳槍之前把槍擦得乾乾淨淨。據說他們登船回國，秩序井然，無人搶佔好位子，而且讓婦孺優先。他們的財物都得留下，只准帶很少的錢、很少的隨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現款，一隻手錶，一隻自來水筆。憲兵檢查嚴格，據說他們無人違反規定。

不久，我們走海路赴東北，葫蘆島登岸，正是夕陽西下，我看見許多日本僑民在碼頭上排成隊伍，接受檢查，老人彎著腰，排在最前面，然後是婦女，牽著小孩子，最後才是青壯男子。隊伍很長，沒有聲音，圖畫中才有那樣的沉默，只聽見海浪拍打堤防，連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輪船等著送他們回國，記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殼油漆斑駁，我當時有一個念頭閃過：如果海上起了大風大浪，這樣一艘船能把他們平安送到日本嗎？

「可怕的日本人」！京滬的論客如此判斷，他們借小報一角，談日本軍人在硫磺島上的壯烈，談日本僑民在塞班島上的壯烈，談「自殺飛機」在空中的壯烈。我今天重讀關於「神風特攻隊」的記述，兩千五百一十九個日本青年，志願獻身，他們駕著特製的小飛機，帶著重磅炸彈，全速沖向美國軍艦，粉身碎骨。他們炸沉了普林斯頓航空母艦、懷特普來恩斯航空母艦，以及其他軍艦。美國的生產力雄厚龐大，馬上可以補充損失，日本的自殺飛機卻用光了。無論神風隊如何英勇，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仍然節節敗退，亡國的命運註定，神風戰術不能挽回。最後，執行此一戰術的日本第五海軍航空司令宇垣，親自登上自殺飛機出動攻擊；發明此一戰術的海軍參謀長大西切腹自殺，他留下遺書，對英勇犧牲的神風隊員道謝，對那些隊員的家屬道歉。

日本政府欺騙了日本青年，執行騙術的將領過於「入戲」，「入乎其中」而無法「出乎其外」，跟著假戲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認定這是中肯的論斷，無論如何，日本軍人的品質是優秀的，日本政府浪費了他們。無論如何，政略錯誤不能由軍人用投降叛變來糾正。戰地軍官，軍權至高，當地司令官以通敵和作戰不力之類的罪名殺了多少人！結果高級將領以千萬士兵做投降的資本，換一個新官位，他的部下經過改編整訓，槍口換個方向，不是死在這個戰場上，就是死在那個戰場上，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這樣的軍人「優於」那樣的軍人。

然而那樣的軍人的確可怕。抗戰時期，我們都熟知兵學家蔣百里的名言，他說日本盛產清酒、櫻花和鯉魚，這三樣東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沒有後勁，象徵日本的國力難以為繼；櫻花突然滿樹盛開，也一夜敗落乾淨，象徵日本的國運無常；廚師烹魚前，鯉魚躺在砧板上不動，象徵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廠再造；櫻花謝盡了，明年重開；鯉魚死了，來世輪迴。京滬論客高分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來》。 投降，日本軍人一萬個不甘心，閑言閑語很多。中國政府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飛南京「受降」，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呈遞降書，兩人留下歷史性鏡頭。我乍見那張照片時，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看了幾十年，終於看出眉目來，那位降將雙手送出「那張紙」時，紙離桌面太近，太低，「那張紙」也沒過桌面的中線，何大將得伸長胳臂俯著上身接過來，「降將」有機心，何上將恐怕是有些慌張。單就那授受片刻而論，日本沒輸。

然而一般軍人也的確可憐，無論精神上、物質上他們都貧無立錐，戰爭耗盡了日本的一切資源，「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他們回去連食物也沒有。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強姦過中國婦女，此人的妻女正在賣淫；如果此人放火燒掉中國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燒夷彈或原子彈化為灰燼；如果此人用他的東洋皮靴踢過中國人的孩子，中國學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從未搶過中國人的東西，他的家已遭中國遊民侵入，喜歡什麼拿什麼，「你們從中國人家裡搶來的、我們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國讀書人，中國學生打日本教師也形成一時風氣。

東北人性情剛烈，屬於「北方之強」，那時他們遠在「化外」，沒聽見「以德報怨」的廣播，「恩仇不報非君子」，動手殺死許多日俘。多少日俘日僑被飛機炸死，被老百姓殺死，衣服被人扒光凍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療，也是一死，還有不少人自殺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篩選，最後大難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現在讀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書中有許多見證，跟我當初聽到的傳聞八九不離十。 天皇下詔投降，教他們「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憐天皇哪裡知道個中隱痛辛酸。「忍」能維持自尊，也許這是日本人的特點，但是也只有在中國人手中辦得到，或許可以說，這才是中國給他們的特惠。「南京大屠殺」一筆賬，算來算去算到日軍將領谷壽夫頭上，他是第六師團長，一九四五年進佔南京。中國法庭審判他，他十分莊重地說，他不知道有大屠殺，他從未下過那樣的命令，但是他說，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樣做了，他有責任，他願意負起責任。聲調沉穩，要言不煩。中國法庭殺了他，「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大體上說，盟國法庭殺戰犯，僅僅殺了他們的肉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幽魂早在日本復活。任何國家都得有國魂，日本打造國魂，「二戰」戰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到靖國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蘭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他說，那些戰犯在艱難歲月中懷著對祖國未來的信念，血灑疆場，英靈不泯。

我們到了瀋陽，聽到蘇聯軍隊乾的壞事。奸淫擄掠的事容後再談，單說對待俘虜，斯大林把二十八萬日俘運往西伯利亞做苦工，饑寒交迫，勞動量很大，估計他們以青壯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殺了他們的身體，也殺了他們的靈魂。一九五○年，蘇聯把「在中國犯罪」的日本戰犯交給中共，其中包括在山東執行「三光」政策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關東軍製造細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隊支隊長神厚秀夫。日軍投降時，中共力主嚴懲戰犯，一朝戰犯在手，個個從輕發落。中共只是殺了他們的靈魂。

日本關東軍大約有十萬人不願投降，拋棄妻子兒女，遁入長白山中，再也沒有出來。長白山區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們沒有生存的條件。奇怪的是沒有人逃回來，估計最後的結局是集體自殺，而且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強迫自殺。他們的妻女擔當另一種角色。那時國民政府船只有限，東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後，我到瀋陽時，馬路兩側日僑擺了許多地攤，出售他們帶不走的東西，維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鋼琴沙發，小件如玩偶花瓶，雖說家產充公，當局並未禁止。那些專售「小件」物品的地攤最有看頭，日本文化琳琅滿目，地攤後面幾乎清一色的「跪」著一個女子，絕對沒有男孩子出現，只有他的母親或姐姐，她們給「男子」留面子。她低著頭，雙目下垂，並不真正照顧她的貨物，任憑顧客自動取貨，自動照標價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沒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關內來的中國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臉蛋兒，強迫她抬起臉來，她的反應是「三不」：不合作，不掙扎，不出聲。

那時還有日本女子沿街叫賣自己製作的食物，據說她們都是日本官員的女兒。日本女子也在街頭搭建臨時的小木屋賣酒，拉起白布條做成的廣告，中年婦女炒菜，少女擔任招待，二十歲模樣的少女，穿著和服，站在櫃檯裡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滿。顧客多半是東北的工人或馬車夫，這些粗魯的男人乘其不備出手突襲，摸她們的胸脯，或者揪住頭髮吻她們的臉，她們都能說漢語，可是沒有抗議爭吵，也不流淚，默默地承受一切。 資料顯示，東北地區有日僑一百三十萬人。瀋陽一地大約有二十萬人，其中婦女佔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來的營妓舞女。東北遣送日俘日僑進度較慢，李修業在《遣送東北日僑俘的回憶》中說，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畢。所以我們還有機會見到許多、聽到許多。

日本佔領東北後，向東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經營東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權分子，一聲投降，全成了擱在沙灘上的魚。那時她們非常恐懼，她們熟知日軍在中國造了什麼樣的孽，伸長了脖子等待中國軍人的屠刀。她們為丈夫乞命，為子女乞命，為自己乞命，既而發現中國男人所要的不過如此。她們也弄不清楚眼前這個中國人誰有多大許可權、誰能發揮多少影響力，她們完全順從「中介人」的擺布。所謂中介人，主要的是日僑管理所的中國幹部，各方「權勢」向他們要女人，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瀋陽外圍某市的市長，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他向人誇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自稱民族英雄。管理日僑俘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歷表上，他們的傳記和墓志銘誇盡當年勇，從未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

「淫媒」之類的人物也應運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長輩，他在關內工作，因業務需要，經常往來瀋陽，為起居方便，他在瀋陽市買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來瀋陽，房子就由他軍中的密友們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訴我，許多上校、少將級的人物輪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有時一個人睡人家兩個，有時兩個人睡人家一個。關於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後還有故事可講。

美色也是階級，漂亮女子總是歸官位高的人，門當戶對。聰明的美女也總是趕快找一個「英雄」獻身，受他的保護，免得再去伺候一個一個「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監以後，倘若無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獄長之類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從，她就會落進那些看守員的手裡，他們輪流縱慾，使她悔不當初。日本女子毫不遲疑接受了她們的命運，而且竭力減少了損害。 據說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從裡到外徹底奉獻，才真是「無條件投降」。而且她們穿著華美的和服來，脫掉和服，裡面並沒有內衣，男人的這份驕傲和享受，也許只有皇帝召幸後宮嬪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剛，幸虧日本女人來補救，戰勝國的男人嘗過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後，對這個戰敗國有寬恕心。

後來我到台灣，結識了一位劇作家，他當年在軍中做政工，他的部隊第一批出關，進佔瀋陽。他的官階雖然低，卻也有一段醇酒婦人的日子，他說，他們當時的口頭禪是「以個人幸福慶祝抗戰勝利」。他胸中有許多日僑女子的故事，但是沒來得及寫出來。我從他那裡知道，日本的少婦和少女，裝束有別，他們找來的都是少婦，上了床才發現是少女。他們納悶：向來只見少婦冒充少女，何曾聽說「反串」？後來明白了，日本少女認為貞操神聖，婦人就沒那麼嚴重，她以少婦裝扮保留自尊心，同時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沒有什麼「過渡」。那時中國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鴇常以中國女子冒充。有經驗的嫖客說，識別真偽很容易，你把手伸進女孩子的衣服里，撫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溫暖柔軟，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國人。面對橫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學，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線。日本女子掛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擔當罪孽。

動蕩之世，「每一個維持尊嚴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犧牲尊嚴的女人。」日本男人虧欠中國人，中國男人虧欠日本女人。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美色，正如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有權勢，雙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連我們的幾個班長都沒留空白，他們總是白天外出，匆匆趕回來參加晚點名，一臉酒色財氣，連長訓話，要求大家「節制」。後來知道，美軍佔領日本以後，日本女子為美軍官兵布置溫柔鄉，賺外匯，也爭取美國對日本的同情。美國記者發出報道：「東京的婦女大半是妓女。」中國記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犧牲肉身，圖利本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台灣企業家許文龍舊話重提，他稱讚日本女人犧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東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淪

國軍的軍紀變壞，憲兵隊冷衙變熱，民眾紛紛前來投訴，要求制止軍人欺壓。憲兵巡查沿途取締違紀事項，每天帶回整頁記錄，有時加上需要「帶隊處理」的軍人。郭偉班長專門負責處理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軍紀是怎麼變壞的呢？第一個原因是傷兵增加。

軍隊作戰，官兵當然有傷亡。傷者先由野戰醫院緊急治療，轉到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他們或因留下後遺症，不能再上戰場，或因心灰意冷，不願再上戰場，千方百計保留傷員的身份長期留院，於是後方醫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質。好萊塢出品的電影里有一場戲，炸掉一條腿的大兵和炸瞎一隻眼的大兵額手相慶：「對我們來說，戰爭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回家了！」國軍的傷兵無家可歸，你兩條腿離家，怎麼能一條腿回去？而且戰爭對他們並未過去，他們的家鄉在解放區，缺一條腿或瞎一隻眼，正是他殘害人民的罪證，不能掩飾，無法原諒。這些人逗留戲院，遊盪街頭，心理不平衡，見誰跟誰生氣。

那時社會歧視「殘廢」的人，多少民間故事以嘲笑他們為題材，連兒童都以捉弄聾啞為樂。那時，基督教認為殘廢是上帝的懲罰，佛教認為殘廢是前世的業報。中國人把殘廢改成殘障，再改成肢體障礙，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四十年前，給殘障的人讓路、開門、預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政府對傷兵沒有康樂服務，沒有職業訓練，沒有教育補習，沒有宗教陶冶，甚至連醫藥衛生也照顧不周。九十年代，我讀到美國心理學會一份調查報告，人若生活在困難的環境里，長期受疏忽蔑視，容易產生暴力傾向，這時人經常憤怒，愛打架，任意破壞物品虐待動物，喜歡攜帶武器。我覺得這番話幾乎是為四十年代瀋陽的傷兵而設。

傷兵還想活，還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結隊聚眾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發現，一個傷兵是弱勢，一群傷兵就是強勢。他們並不遊行請願、奔走陳情，那時不興這個，他們結夥橫行，強力開闢生存空間，用他們自己的辦法向社會討公道、求補償，例如成群結隊吃館子，上澡堂子，坐車，看戲，都不付錢，而且動不動把館子戲院砸了。老百姓眾口流傳的順口溜把「四大害」擴充為「十大害」，傷兵入選。瀋陽市是東北軍政首長集中辦公的地方，傷兵還相當收斂，到了偏遠縣市，他們簡直沒有顧忌。陝西安康是我和文學結緣的地方，我手頭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記載安康八二醫院傷兵激起公憤，民眾衝進醫院，殺傷四人，醫院連夜遷走。

我和傷兵有很多接觸，我納悶，他們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處。有一個傷兵對我說，他也很想發展軍民關係，很想和老百姓起碼有點頭之交，無奈男人看見他就捂鼻子，女人轉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園散步，看見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他走過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親的立刻把孩子緊緊抱在懷裡，向他怒目而視。他說我們是傷兵，只能做壞事，不能做好事，我們進飯店白吃白喝，社會能接受，大家認為我們就是這麼個料子，我們做別的，社會不接受，認為我們不配干那個。

他說將領以前玩弄他，現在政府捨棄他。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膠小兵，排列陣勢，發現缺腿斷手的小兵，挑出來丟掉，我在旁想起瀋陽的傷兵，想了很久。 他說小時候信奉基督，後來想上教堂，他告訴我在瀋陽進教堂的經驗。他只有一隻腳，腋下拄著大拐杖，禮拜堂的大門正對著講壇，牧師正在講道，他走進去的時候，會眾正在唱詩，他熟悉那首詩：為你，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為我？為你，為你，我身曾舍，你忍何辱為我？他說，會眾看他走進來，立刻閉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發出沉重的聲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裡面走，全堂聽眾都轉過臉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麼。他忽然明白了，他聞到的氣味，看到的臉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認為他不該進來，他轉身往外走，他聽見禮拜堂的大門在背後關上。他向我大聲質問：「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那年代教會使我們跌倒。後來我知道，不是上帝離棄我們，是上帝的代理人離棄我們，三十年後，我越過代理人，直接恢複信仰，有時想起那個傷兵，猜想他的靈魂在哪裡。 第二個原因是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把東北定為經濟特別區，發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幣值穩定，減低腹地經濟波動的衝擊，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我們初到瀋陽的時候，瀋陽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一張車票三毛錢，另有私營的馬車代步，車夫沿街招攬生意，不斷喊著「一張票！一張票！」意思是花一塊錢就可以上車，你可以坐車到鐵西區內的任何地方，越區才加收車資。沒過多久，這「一張票」居然變成十塊錢了。我把以後的發展提前寫在這裡，據《瀋陽市志》記述，兩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車車票一張漲到兩萬元。再過三個月，幣制改革，金圓券出籠，東北流通券三十萬才換得新幣一元！

且說我們當時，有一個大兵坐上馬車，下車的時候車夫向他收錢，他奪下趕車的鞭子，給車夫一頓狠狠地抽打。 郭班長審問他，問他為什麼坐馬車不付錢，他說，一個月的餉只能買兩條麻袋，拿什麼付車錢？既然沒有錢，為什麼要坐馬車？軍人坐電車、坐公共汽車都是免費的啊。他說瀋陽市這麼大，街巷這麼複雜，我們外路人哪裡摸得清楚？誰知道該坐哪輛車？下了車誰又知道怎麼找門牌？

你不付錢，已經過分，為什麼還要打人？問到這裡，「被告」的語氣忽然激昂：「他根本不應該向軍人要錢，我要立下規矩，教他們知道軍人坐馬車也得免費，規矩立下來，你們也可以不花錢坐馬車。」

我在旁邊製作筆錄，聽到這番話怔住了。郭班長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手心。吩咐我「寫下來！把他說的話都寫下來！我們要專案報上去。」

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裡。三個軍人坐一輛馬車，找個空曠無人之處，把車夫的雙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麵粉口袋套住頭，推倒在地，三人趕著馬車揚長而去。他們一定是把馬賣了，把車也賣了，軍營似海，這個案子誰也無法海底撈針。我記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來，他到瀋陽登台公演，門票一張東北流通券五千元，愛好京戲的人想買票還得找門路。公演這天晚上，憲警在戲院四周每一個路口布下崗哨，文官的汽車，武官的吉普車，富商巨賈的私家馬車，一望如水如龍，平時看白戲的人個個坐在家裡死了心。

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毛世來一張票憑什麼賣五千塊？ 大米賣到一萬塊一石了，毛世來也只是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裡。瀋陽市有一條街叫太原街，這條街很長，商店很多，街道兩旁擺滿了賣銀元的小攤，軍公人員領到薪餉，急忙跑到太原街去買銀元，當時叫做「保值」。那時銀元市價紊亂，「貨比三家不吃虧」，手裡攢著鈔票的人，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問價錢，怎麼越問銀元越值錢？還是開頭第一家價碼合算，急忙回到原處去買，這「第一家」居然比「最後一家」還要貴！「早晚市價不同」，貨比三家吃了虧。於是國軍的「五強」作風，漸漸由關內帶到關外：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 強買，商家定價一百元的貨物，硬要二十塊錢買下來。強賣，拿著東西到商店推銷，明明只值二十塊錢，硬要一百塊賣給你。強借，借用老百姓家的東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國人因為語言不通或腔調不同，互相輕視。有些士兵聽不懂東北話，東北人也聽不懂他的鄉音，借東西溝通失敗，自己升堂入室尋找，哪有工夫聽老百姓爭論，索性舉手就打，拿了東西就走。強住，軍人不帶著房子走路，隨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沒有。強娶，團長或師長級的帶兵官選中了對象要成親，他的年齡可能比岳父大，說媒求親納採下聘樣樣按規矩來，花轎抬到門口，你還想怎樣？強娶的例子關內多，關外少，但是影響面很大。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大戰結束，英美蘇並稱三強，美國從歐洲拉來法國，從亞洲拉來中國，合稱五強。那時「五強」經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里，實際上中國的國勢很弱，老百姓把軍人違紀擾民的行為湊成五項，冠以五強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個原因是成立許多保安團。幾乎人人都說，政府沒有收編東北的青年，犯下極大的錯誤。我到瀋陽以後知道，經過蘇聯紅軍佔領和中共搶先接收兩番淘洗，等到國民政府的大員出現，「滿洲國」的軍隊已不存在。國軍也曾收容殘餘，編了兩個師，戰鬥力平常，軍紀也差。（據溥傑寫的文章說，日本根本不希望「滿洲國」有很好的軍隊。）第一批出關的軍隊也曾大量吸收東北青年入營，憲兵第六團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還奉命去監考。

然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保安團，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團的番號。保安團是就地取材的「民兵」，軍事當局先委派某人做團長，他再找營長連長，四處招兵。政府給他們的薪餉補給諸多不足，他們自己就地籌措，怎樣籌措呢？除了「五強」，他們不知道別的辦法。有個保安團長在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傢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進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商人到西區憲兵隊告狀，郭班長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廳。

我奉令去找那個保安團長，冒著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讓我進門，卻任我立正站在客廳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鍋，我說話他裝做沒聽見。等到酒過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門告訴他，他必須把東西歸還原主，究竟哪一天歸還，現在必須給我一個答覆。他站起來指著我，斥責我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谷正倫的靈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執行勤務，我現在代表連長，代表警備司令部，代表國家的法律。我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內你一定要歸還。」說完，我離開他的家。

他沒有歸還。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以隊部名義起草報告，要求警備司令部處理。兩個星期又過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辭激烈的報告去催促，有幾句話是：軍隊是國家的命脈，而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警備首長一再如此訓示，憲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飭軍紀，鍥而不捨，人微言重，要求長官決斷。朱連長讀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終於對「人微言重」四個字表示欣賞，算是批准發文。

然後，我們的努力實現了，保安團副官帶著大卡車送還傢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點虛名，常常有市民寫「呈文」給我，申訴「五強」遭遇，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且慢高興，我把那些信拿給郭班長看，他說「燒掉」，我遵命燒信，心裡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經和國軍編余的一位營長打過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見他，他佩戴中校領章，進保安團當營長。他對我說：「現在我這個庄營長不是假裝營長，是真正的營長。」那時許多人冒充連長營長在外招搖，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後見我這一營的弟兄，能放一馬就放一馬，大家都得混口飯吃。」 他沿街招兵，我總是在馬路邊碰見他，每次他都對我有忠告：「小兄弟，你們憲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來找我。」我不懂什麼意思，他望著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議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議喝酒，我堅決拒絕。

他說，他投考軍校的時候也是個純潔的青年，「像你一樣純潔」。但是人生漫長，總不能「一條路走到天黑」，以前當軍人為「國」，這一次當軍人為「家」，合起來還是「國家」。上一次做的是賠本生意，這一次要賺回來。 他說：「我現在是真營長，你來，咱們共患難也共安樂，我給你當排長，你帶兩三個憲兵來，他們當班長，趁著天下大亂，好好地干它一場。」我急忙站起來往外走。這樣的保安部隊，我在河南見過，知道他們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軍政當局為什麼要「一條路走到天黑」！

第四個原因是國軍常打敗仗。 春盡夏來秋又至，共軍連番發動攻勢，國軍打了好幾次敗仗，撤出好多據點。敗兵入城，自以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這時，首批出關作戰的精銳開疆拓土，越走越遠，後續部隊在訓練、裝備、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檔，基層官兵的舊習氣比較深，壞習慣比較多，他們不但擾民，也和友軍衝突，也和憲兵衝突。他們的長官多半有「家傳」的統馭學，以包庇縱容部下的違紀行為來營造個人威望，維持士氣。向來敗兵難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慾弄戈」了事。後來，終於有一天，他們用衝鋒槍向憲兵開火。

說到兵家勝負，有人認為出關的國軍多半從南方調來，難耐塞外的嚴寒，此言有理。記得出關第一年冬季，團部派幾個人到長春出差，他們穿著皮衣皮褲，回瀋陽都進了醫院，小腿的肉凍壞了，必須開刀。我們的棉軍服裡面有純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嘰布縫製的大衣，風雪之夜，衛兵只能在戶外停留三十分鐘，他得回到室內休息三十分鐘再出來，室內有暖氣，兩班人馬輪流取暖。天氣影響士氣和戰力，我們睡在鴨絨睡袋裡，睡袋的尺碼形狀照著人的身體設計，門戶鎖鑰全仗中間一條拉鏈，拉鏈失靈，人就變成木乃伊。長春外圍的共軍半夜摸進國軍的哨所，把躺在鴨絨睡袋裡的哨兵抬走了好幾個。

可是想想共軍：抗戰勝利，時在夏天，中共急忙從山東、熱河、河北、察哈爾抽調十萬軍隊，出關接收，他們是穿著單衣上路的。國軍出關以後，共軍退到松花江北，那裡比瀋陽更冷，那時共軍的補給十分簡陋，縱然組織動員的能力高強，鄉村婦女趕製出來的棉衣畢竟水平很低。東北的天氣，借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的話：「冷風如刀，以大地為砧板，視眾生為魚肉。」他們如何度過第一個冬天？我在風雪之夜站衛兵的時候常替他們犯愁。

那時有關共軍的報道極少，偶然從報上讀到一些，從小道消息聽到一些。共軍雪地行軍，把棉軍服翻過來穿，軍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們的保護色，可以躲避國軍飛機偵察，讀了這條新聞，我知道他們還沒有大衣。後續報道說，有一天，共軍踏雪行軍，頭頂上忽然來了飛機，全體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標，飛機盤旋幾圈，掉頭而去，可是蹲著的官兵 大半站不起來，咳！他們凍僵了。 聽說國軍出動突擊，來到鄉下，共軍的一位軍官正站在井旁，指揮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來，流到他的腳旁，結成冰，把他釘牢在地上。國軍衝進來，他只有站在原地射擊抵抗，當然，他陣亡了。由這條新聞看，他似乎穿著布鞋，咳！「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布鞋！

瀋陽市區幾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燒煤，煤由撫順運來，可是共軍挖斷了鐵路。這年冬天，瀋陽的最低氣溫降到攝氏零下三十三度，我們的天花板罩上一層濃霜，還掛下檐溜，我躺進鴨絨睡袋，再蓋上毛毯和大衣，還想打哆嗦。那時眼鏡的鏡片用玻璃製造，同班列兵郭某嚴重近視，他的眼鏡凍裂了，一時沒錢去配新的，排長暫時免了他的勤務。夜晚出外巡查，回來指甲發紫，這時暖氣降到最低，特准我們到廚房裡生火，一面烤火一面發抖。那時國軍掌握城市，共軍掌握鄉村，鄉村的建築水平、取暖設備、食物熱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過？咳，布鞋，沒有大衣，還半夜出來摸哨，挖鐵路。

雪地行軍，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銹的鐵。我讀到神話，共軍入關，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們也無須我相信。他們匱乏艱苦到極點，士氣仍然很高，能征慣戰，無論如何這是奇蹟。毛澤東用兵如神，練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猶待揭開。 無可奈何，有一個國軍將領嗟嘆：他們怎麼沒凍死！真是天亡我也，他們怎麼凍不死！大家猜想，出關第一個冬天，共軍可能凍死許多人，野狗常從雪後的路側和田野里扒出屍體來，那穿白衣的（翻穿軍服）的都是共軍。可是直到現在，我沒有看到有關的資料或聽到傳說，徵人苦寒也還很少進入以內戰為背景的小說詩歌。

國軍敗兵違法亂紀的事件不斷增加，違紀人員的階級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後來有尉官，然後出現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館裡企圖強暴一名女學生，女生從樓窗跳落街旁，嚴重骨折。恰巧憲兵巡查經過，舉發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陳誠接東北行轅主任，立即殺他立威。然後出現少將，一名少將高參竟然私帶鴉片，那時鴉片行情奇俏，號稱「黑金」。憲兵（我還記得他叫周哲斌）發現，移送法辦，可是死生有命，陳誠卸任走了，繼任的衛立煌放了他！這位朱高參寫了一張明信片到憲兵隊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憲兵見他和美女並坐在吉普車上，從身邊風馳而過。

郭班長工作認真勤奮，那時處理過軍人違紀，沿用谷正倫時代的老模式，偵訊，製作筆錄，或者違紀者寫悔過書，蓋手印。然後郭班長問他：你願意送回原部隊處理呢，還是願意打五個手心？大多數人立刻把手伸出來。辦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長下手不留情，他雙手掄起，重重落下。他用這個板子打過二十幾個校官，不計其數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腦子裡有個小谷正倫。但是總覺得狂瀾已倒，自己立腳不穩。夜晚，有人報案，他說一個軍官尾隨他太太進入客廳，坐下不走。郭班長帶著我前往處理，進門一看，還是個少校呢，大模大樣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長問他：「誰請你進來的？」他說主人的太太請他來的，太太堅決否認。「你怎知道太太請你進來？她對你怎麼說？」太太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跟，太太好幾次回頭看他，他受到鼓勵，一路跟進了客廳。郭班長聽了，臉色一沉，吩咐我「出槍！」我把手槍從槍匣里取出來，退後一步，子彈上膛，班長同時取出手銬。他一臉茫然，反覆分辯「她還給我倒茶呢！」我差一點笑出來。

原告被告一同帶回隊部，連夜偵訊。要少校寫悔過書，他說不會寫。要他在口供上寫名字、蓋指紋，他用拿鉛筆的方法拿毛筆。偵訊完畢，原告回家，郭班長對那被告說：「你私闖民宅，意圖調戲良家婦女，我送你到警備司令部。」他撲通一聲跪在地板上。

班長說：「你不願意？那麼換一種處分，我打你五個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來，就這麼著，他跪著，班長站起來，居高臨下，打了幾下，他的手掌腫高，面無人色。

工作完畢，夜靜無聲。郭班長頹然坐下，他說太累了！低下頭去，又抬起頭來，他對我說，這種人也當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們得給我個少將。後來回想，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有去志。

滿紙荒唐見人心

國共內戰打到一九四八年，國軍在兩個主力決戰的戰場上都告失敗，東北只剩下長春、瀋陽、錦州，山東只剩下濟南、青島、煙台、臨沂。眼見反攻無望，堅守也難持久，河北戰場唇齒相依，這時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勢日非，倘若由作家構想情節，我們人人垂頭喪氣，惶惶不安。然而我們那個承辦後勤軍運補給的辦公室里，卻經常出現亢奮的情緒，鬨堂的笑聲。秦皇島到瀋陽的火車已全線不通，押運員閑來無事，暢談他們所見所聞。他們講述國軍投降或敗退的情狀痛快淋漓，共軍徵集民工兩萬六千人，以兩晝夜工夫，將錦州到山海關之間的鐵軌全部翻轉，他們嬉笑述說，如欣賞一幕鬧劇。他們的情緒感染整個辦公室的人，大家愛聽，如同接受一個免費的娛樂節目。

回想起來，那些押運員很像替我們「採風」，靠他們居間傳播，我們得以略聞當時的街談巷議，市井流言。那時是民國三十七年，民間耳語，中華民國的國運到民國四十年走到盡頭，因為孫中山先生的遺囑說過：「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國「讖語」之說深入人心，這句「戲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好像是應了那句「讖語」。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日子，有人描述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一九七一年，台灣朝野慶祝「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我覺得恍如一夢。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二○○四年了，這些年，海外多少華人盼「中華民國」消失，盼到頭髮掉光，她也沒消失；又有多少華人盼中華人民共和國崩潰，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沒崩潰。

且說秦皇島當年，眼看國軍就要完全退出東北，中央的戰略要確保華北，大家說：東北既然不保，緊接著華北也要丟掉，因為流行的口頭禪是「沒有關西（關係）」。那時候人對語言文字怎會那麼敏感，「共產黨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詞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榮、共有、共渡、共得。蔣委員長當初教中國人「走路要靠左邊走」，註定了中國人都要歸共產黨管。訓政結束，憲政開始，當局沿用孫中山《建國方略》里的說法，宣告國民政府「解散」，全國報紙以頭版頭題特大鉛字刊登，大家說：「完了，完了，解散了！」這些校官尉官的聲調錶情簡直幸災樂禍，完全沒想到那將是他們的末日。

我一直很難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後，他們都絕非中共的工作人員，國民黨政權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何以完全沒有留戀顧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圓券出籠，鈔面印上蔣介石總統的肖像（以前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他們拿著新鈔指指點點：誰的像印在錢幣上誰垮台，袁世凱，孫中山，現在是蔣介石！他們又說，蔣穿著軍服，面相瘦硬倔強，沒有王者氣象。為了預防鈔票摺疊時磨損人物肖像，新鈔設計把蔣氏的相片從中間稍稍右移，這也成了惡兆，國民黨要「偏安」！我知道，他們這些話都從親朋鄰舍那裡聽來，但是他們非僅不能過濾選擇，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創造發明。我還記得，我們那個單位有位上尉，他讀完了遼西戰敗的新聞，到處找《三國演義》，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好像他真以為自己是明代的楊慎或羅貫中，可以「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進《掃蕩報》工作，不久，報社的財務發生問題，永久停刊。那時新職難覓，對員工本是很大的壓力，可是人人如釋重負。後來我讀到義大利文豪卡爾維諾的話：「既想自衛又想逃跑，既希望消滅敵人又希望被敵人消滅。」好像被他說中了！

那時中共高喊「形勢比人強」，形勢在變，人的想法在變，談話也就換了內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薩，我問拜哪位菩薩，他說我拜「大勢至」菩薩，聽來悚然一驚。新到差的參謀主任算是本單位的二把手，他為了聯絡同人感情，發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離秦皇島十三公里，以避暑勝地聞名全國，我也跟著去了，那是我僅有的一次出遊。我沒有心情寫遊記，只記得看見一棟一棟精雅的別墅（現在知道有三百棟之多），全是當朝顯要的產業，全國硝煙瀰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個人看守空屋，飄然遠去，預料他永遠不再回來。我在廟裡抽了一根簽，簽語是：「昨日雲，今朝雷，明晚霞；釋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戰時期，愛好京戲的人信口哼幾句「我主爺起義在芒碭」（蕭何追韓信），內戰末期，愛好京戲的人信口哼幾句「未開言不由人珠淚滾滾」（讓徐州）。那時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當年的一切給了你，你卻白白把我棄……從今以後，再也不要你這個壞東西！」它本是一部電影的插曲，劇中妻子唱給負心的丈夫，電影演完以後，歌曲脫離劇情，自己生長，社會供給營養。新聞報道說，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學游湖的學生髮現，學生的十幾條船包圍了他的船，大家齊唱「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發泄對財經政策的不滿，宋氏十分狼狽。（所以國民黨退守台灣後，電影檢查的辦法里增加規定，某一部電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準廣播，不準製成唱片出售）。還有人把幾首抗戰歌曲混編，唱成：「委員長前進，我們跟他前進！委員長勝利，我們跟他勝利！委員長失敗，我們跟他失敗！我們再也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

說到逃亡，那時流行一個說法，中國人有五等去處：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國庫的黃金運到巴西貯存，那裡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塵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國沒有戰爭。第四昆明，第五廣州，兩地氣候溫暖，餓死凍不死，緊鄰中南半島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繼續往外逃。美國和台灣榜上無名（更想不到吧？），美國有種族歧視，那時排華的風氣還很表面化。台灣面積小，逃去的人已經太多了，道路傳聞「連廁所里都住人」，有錢人都往外國逃，後來聽說有人寫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題目是《資產階級無祖國》。

那時，茶餘酒後有些小故事也該傳下去。據說兩個小國的國王見面交談，一個問：「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你站在哪一邊？」一個答：「我加入蘇聯集團，幫他們打美國。」那是為什麼？美國有原子彈，勝算比較大啊？對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國會打敗蘇聯，我戰敗之後，美國一定給我大量金錢和物資，也會派很多專家來幫我修橋、蓋樓、造鐵路，我就有好日子過了。」結論是，寧可做美國的敵人，不可做美國的朋友。國民黨正是美國的朋友！

國軍軍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幾種版本的大事記，都沒有記載，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編大事記的人沒眼光。「失敗主義」氣氛瀰漫，這件舊事也加入話題，新式軍服廢除了「武裝帶」，武裝帶模仿日本陸軍，日本既已戰敗，成為可恥的或可同情的對象，中國應該走出它的陰影，可是民間說國軍解除武裝，難怪潰敗投降。日本軍官在武裝帶上掛指揮刀，中國軍官在武裝帶上掛短劍，劍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後短劍不再隨身佩帶，國軍從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舊式軍服衣領上有「風紀扣」，軍人出門必須把它扣好，否則就是違紀。這個風紀扣實在麻煩，它用銅絲製成，一公一母（以鉤形鉤住圈形）。被服廠工作粗糙，或者沒有對準，或者沒有釘牢，軍服不是量身定做，領口太松或太緊，反而製造許多風紀問題，新式軍服索性廢除，大快軍心，可是民間說從此國軍風紀蕩然。 有人說，以上種種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國民黨治下的意識形態。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們也服了，他也許像破壞鐵路一樣，自己起個頭，拔掉幾顆釘，以後靠鐵軌枕木本身的壓力自動進行。那時候我也對新式軍服有「看法」，年輕人當然喜歡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語言述說當年心情，新式軍服受美軍影響，設計比較「人性化」，但是它「顛覆」了國軍陸軍的形象。陸軍的光榮史是北伐和抗戰，戰史留下許多照片，英雄健兒頭戴窄邊帽（野戰小帽），身穿中山裝改造的上衣，打著綁腿，這個造型和戰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著多少人勝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換成大盤帽，好像一陣風隨時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褲腳，帽子上綉著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將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戲裝，從服飾上看，陸軍和它的光榮史脫離了。再看眼前的戰爭，陸軍自從穿上這套明盔亮甲以後，怎麼總是打敗仗，有時全軍覆沒，有時全軍投降，人們對這套新衣服很難產生敬意好感。 我覺得這些都是寫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無人採用，我的作家夢受到嚴重打擊。那時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寫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樂全由文章是否見報所左右，時而欣然，時而茫然，時而興緻勃然，時而生趣索然，情緒極不穩定，長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時他們不知道我心裡想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心裡想什麼，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做什麼，用今天的新詞說當年事，我和別人嚴重「疏離」，彼此沒有情感關係，沒有道義關係，沒有利害關係，以後的變局怎麼應付，我完全沒得到別人的關心指點，我也完全不能關心別人。一個人怎麼能那樣度過戰亂，回想起來，那也是我很危險的時候。 我讀到一句話：「好文章是好的意見說得好。」好意見是內容，說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並非論說，這把尺可以稍稍鬆動一些：「好的材料寫得好。」以我的閱讀經驗，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難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為什麼就不行！我把這些材料藏在心裡，帶到台灣，台灣文網嚴密，我是驚弓之鳥，不敢泄露隻言片語。後來帶到美國，打算寫自傳，這些見聞未曾輕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給紐約《世界日報》寫定期小專欄，受截稿線煎熬，偶爾吐露些許。眨眼之間，於今五六年了。 那時國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無論政府說什麼，老百姓總是不相信。那時英國人諷刺倫敦的氣象預報，「如果他說今天是晴天，你出門時一定帶一把雨傘。」中國人就拿這句話來諷刺自己的政府。這時候發生川島芳子的生死問題，全國關心，擾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雜聲中有幸發表了一篇文章。

川島芳子的中國名字叫金璧輝，滿族肅親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島浪速收為義女，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把她訓練成一名重要的間諜。抗戰時期，她是許多傳奇故事的主角，抗戰勝利被捕，關押在北平第一監獄，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漢奸罪判處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執行。川島芳子受審和處死，都是轟動全國的大新聞，中外記者前來採訪，旁聽席滿座三千人，庭外還有幾千人擁擠，法院一度延期審理。

川島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間執行，刑場設在監獄裡，不準中國記者進入監獄實地採訪，法院稱為「秘密執行」。眾家無冕皇帝守在監獄門口看了一眼屍體，子彈射入頭部，血跡模糊，長發散亂，無法辨認臉孔。於是謠言四起，記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島沒死，死者是一名替身。報紙擴大發掘，種種內幕出籠，替死的代價是一百根金條。有女子出面自稱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條。死刑執行多日之後，有人收到了川島芳子一封信。有一家報紙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節消息，記者深夜與金璧輝見面，第二天這家報紙雖然登出更正啟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轟動效應繼續滾雪球。中央政府派員調查，所有的傳說都是憑空捏造，但民眾只相信傳說，不信政府的調查報告。

當時各報質問的重點在「秘密執行」，為什麼秘密執行？有何不能告人之處？我對這個問題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開示眾以儆效尤，「看殺頭」何止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法國斷頭台四周不也萬頭攢動？後來法律觀念進步，發現公開執行可能出現兩種後果：如果犯人恐懼戰慄（有時不能舉步，必須由人抬進刑場）。觀眾會覺得法律太殘忍，損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長社會大眾滋生殘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擊法律尊嚴，助長悍然不顧一切的風氣。因此現代法院處死犯人不再讓大眾參觀，所謂「秘密執行」不過如此。如果「秘密執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掛在法官嘴上？又怎會明文寫在法律條文里？

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經世日報》上，川島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島仍然沒死，幾十年來，多少人談論她的故事，仍然用買方替死結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導演李翰祥在香港寫回憶錄式的專欄，還咬住「秘密執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華以川島的素材寫小說，還暗示這位大間諜在日本終其餘年。我那篇文章沒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見是銅牆鐵壁。「秘密執行」從日文譯來，中文「秘密」一詞有負面含義，當年翻譯家或者不知語言「染色」之說，或者不信一粒沙裡面有一座山。以後多年我一直尋思，怎能另外想一個詞句代替「秘密執行」，我也沒想出來。

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

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地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臟又舊的軍服，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里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麼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皴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扎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只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齣偵察，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煙，看不出香煙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什麼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那位指導員一面抽煙一面微笑，慢動作撕開香煙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煙盒的反面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不準」，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由院子里傳到屋子裡，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份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開始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秘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人，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什麼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炮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什麼？）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炮」，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我只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制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凜，想起我在瀋陽背過擦過的那支槍，那支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炮機槍衝鋒槍什麼武器都有，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支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支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面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面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只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古的沙塵，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沙漠。倘若真有那麼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哪會想這許多，我只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錶，都放在籮筐里，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什麼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里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屋裡沒有任何傢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夫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欞，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伙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里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以一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天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刮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天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麼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的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們為什麼不唱？為什麼不唱？」隊伍里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里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什麼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里，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裡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裡比得上？ 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這哪裡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知道，他們認為抗拒或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引起他們的戒備懷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什麼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麼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裡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什麼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平，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什麼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里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沙塵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里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什麼？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面的內容。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里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面，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裡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鑒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捲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面，我在後面六英尺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穫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煙袋聊天，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秸高粱稈。安靜，清靜，乾乾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布，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里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裡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我了解《中華民國憲法》，其中提到總統「缺位」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兩者有很大的區別，班長聲調平靜，用字精準，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 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儘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做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前者比較陰沉。

家鄉父老常說「一分材料一分福」，團政委口才好，勝過連指營指。他稱讚我們都是人才，可惜走錯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誰願意參加解放軍，他伸出雙手歡迎。然後他加強語氣，誰對國民黨還有幻想，解放軍發路費，發路條，願意去南京的去南京，願意去廣州的去廣州，願意去台灣的去台灣，你們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們前腳到，解放軍後腳到，水流千遭歸大海，誰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番話鏗鏘有聲，驚心動魄。他最後強調解放軍守信用，說話算數，路條路費明天就發給你們，任你們行動自由。大家聽呆了，不敢鼓掌。演說完畢，團政委上馬，他還要到另一個村莊去演說，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莊。

解放軍說話算數，第二天路條到手，我打開一看，有效期間只有兩天，我今天出了這個門，明天路條就成廢紙，以後的路怎麼走？路條的效期是兩天，路費也是兩天的伙食錢，他們好像假定我兩天以後就可以到南京到廣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導員申述困難？正在猶豫不決，有個小夥子在我身旁急得團團轉，他反覆自問：「我的戒指呢？我的手錶呢？」

我想起來，我們進村子那天，人人把財物掏出來，一起放在大籮筐里，交給解放軍保管，當時指導員明確交代，受訓期滿之日發還。這時候，有一個人，我心裡一直想著這個人，現在我才下筆寫到這個人，他也是個俘虜，看樣子是個中年人，是個病人，每天閉目打坐不說話，如果夜晚我們上了床不睡覺，如果我們談天說地東拉西扯，他才喝一聲：「趕快睡覺！不要擾亂別人！」倒還有幾分精氣神。有時候，我們三五個人在院子里閑談幾句，他也要站在門口呵斥：「走開走開！」聲調毫不客氣。他真有先見之明，總是我們聽從他的呵斥之後，班長就像獵犬一樣跑過來，察言觀色一番。當那小夥子滿口戒指手錶追問不舍的時候，那個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聲：「你這個混蛋！還不快滾！」人間確有當頭棒喝，我和那個小夥子陡然醒悟，兩百人的手錶戒指都混雜在一個大筐里，哪個是你的？怎麼發還？當初解放軍收集俘虜財物的時候，並沒有一人一個封套包裝起來寫上名字，可見壓根兒就沒打算髮還，那還啰唆什麼？難道想留下不走？我們大徹大悟，四大皆空，萬緣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寫到這裡我思念他，不知他後半生何處浮浮沉沉，可曾風平浪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當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過年，我次日釋放。中間管訓十五天，解放軍果然說話算話。無奈人心不足，我時常想起某某公司設計的一張海報：美女當前，含情望著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諾：某月某日這位女郎全身脫光」。人人記住這個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報，海報換新，女郎果然全裸，海灘遼闊，她只是個遙遠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遠信守承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當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過年，我次日釋放。中間管訓十五天，解放軍果然說話算話。無奈人心不足，我時常想起某某公司設計的一張海報：美女當前，含情望著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諾：某月某日這位女郎全身脫光」。人人記住這個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報，海報換新，女郎果然全裸，海灘遼闊，她只是個遙遠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遠信守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