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殺，」她說

今天想講幾件關於毒藥的趣事。算是作為最近要寫的「關於死亡的恐懼和著迷」中的一篇。

說出來可能會讓人笑話，但我小學初中讀過、至今仍保存完整，且印象最深的兩套書，一是童年的回憶《雞皮疙瘩》系列，一是初中時候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時候，沒什麼比在一個周末，捧一杯咖啡和一包零食，讀一部她的偵探小說更愜意的事了。

毫不意外為什麼一個小中學生會被阿加莎的書所吸引：精緻，機智，幽默，沒有暴力的負載，讀到最後總有些人性和心理的閃光。當然，還有懸念，和死亡。

這種輕巧、溫柔和黑暗互相裹挾的風格，甚至和她被人們反覆咀嚼的生平都有些相似——例如，有誰知道當她把車丟棄在薩里小鎮的山崖邊，自己跑到約克的水療旅館，用丈夫情人的姓氏登記入住時，她在想些什麼呢？為了喚回丈夫 Archie 的愛，還是讓警方懷疑他們？或者真的只是如家人所說，神遊症發作？

阿加莎小說的精髓，是一種含蓄的心理活動。有人說，如果她將角色心裡的想法都擺出來，那麼讀者會很容易知道謎底。另一個特點，就是「毒殺」。甚至，從很多角度來說，毒殺就能體現阿加莎小說的性格精髓。它含蓄，又普遍——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毒藥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挨家挨戶都有。比如砒霜，任何人都可以跑進藥店買上一瓶，就說回家殺蟲，小孩子也能買到——從最日常的元素中汲取出令人驚喜的新意，毒藥就和行走在鄉間的馬普爾小姐如出一轍。

阿加莎對毒藥的精準運用（從獲取方式、癥狀、解藥，到法醫鑒定方法等等）是這些故事精妙而有滋有味的重要原因。砒霜在熱水裡的溶解度，阿托品的苦味，磷停留在人腸道里所發出的詭異綠光，還有氰化物、蓖麻毒素，和其他 11 種毒藥，她關於士的寧的絕妙運用甚至出現在了一篇發表在英國《藥學雜誌》的論文里！

(much to her delight)

十九世紀前葉的英國，砒霜是擺脫丈夫的好方法。通常，醫生並不能分辨出被毒害的特徵——腹瀉、嘔吐、腹痛之類的癥狀，本身可以出現在許多疾病里。即使發現被投了砒霜，也沒什麼好辦法。當時的「葯」無非就是餵給病人一些牛奶、醋、亞麻籽、糖水，或者雞蛋白——隨便你能想到的什麼，只要能催吐就行。另一個方法，算是「祖傳口訓」：放血，有時候是用針扎進去，但更多時候是用水蛭。在一份記錄里，一個有名的醫生在一段時期內的推薦療法，就是用十二到十五隻水蛭，放到病人肚皮上，他叫喚哪疼就放哪。如果疼痛轉移了，再把水蛭撬下來，放到新痛點。

當然，使用砒霜也不是女人的專利。對於那些叔叔坐擁著巨額資產，對自己指手畫腳，呼來喝去的侄子們來說，用這種白色藥粉的幾率可能還更高。因此，砒霜也被稱為「繼承者的粉末」。

在一本名為《繼承者粉末》的書中，作者 Sandra Hempel 講述了一個故事：1833 年，一個十一月的早晨，七十九歲的 George Bodle 緩緩踱步進入客廳吃早餐。這個老頭是位非常繁盛的農場的主人，換算到今天，身家大約有兩百多萬英鎊。這天早上，女傭準備好了咖啡，老喬治喝下了半品脫的一大碗，又倒了一小杯，送上樓給自己的妻子。然後，女傭將剩餘的殘渣重新煮沸，屋裡的三個女人——兩個親戚和一個女傭——喝下了一些稀釋的咖啡。再之後，打雜女工從後門進來，像她每天都會做的那樣，收拾收拾殘渣，把它們帶回去給自己的女兒和孫女們再煮沸，「喝點熱飲」。有趣的是，最年長的孫女煮咖啡時，發現殘渣看起來怪怪的，於是大家沒有喝。幾分鐘後，Bodle 一家上上所有喝了咖啡的人都重病不起，幾天後才痊癒——除了老喬治，他三天後就死了。

和所有偵探小說里的情節一樣，死者之死，讓所有人開心——無論是一輩子給他當苦力的兒子，還是被他開除的孫子，或是不久前驚喜地發現老頭留下了一份對自己不薄的遺囑的女婿。但是，令人掃興，直到這本書寫完，作者也沒揭秘究竟是誰殺了老喬治——說真的，這家人根本沒一個人在乎。

另一件掃興（或是慶幸）的事，是作者也沒描寫老喬治死時痛苦的模樣。但有人寫過，比如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就是用砒霜自殺的，福樓拜描述了整個過程的細節：乾嘔、驚厥、身體上爆出的棕黃色斑疹，狠狠抓緊床單的雙手……據說，寫完這個場景，福樓拜連續在晚餐桌前吐了兩個晚上。

整個十九世紀，三分之一的毒殺都用的砒霜。不得不說，除了便宜又容易買到以外，偵探小說可能也起到了某種作用。——從一本正經小心翼翼坐在桌子後的職員，到無事在家的太太們，那時候的人，誰不喜歡讀個偵探故事呢！

作家 Hempel 對於媒體在「毒藥狂熱」中的作用有些更有說服力的證據：1836 年，毒藥狂熱達到頂峰之前，英國政府將報紙的稅收從四便士降至一便士。與此同時，工人階層的讀寫能力也在此時經歷著一場飛速的提升。工人階層當然也喜歡謀殺故事。於是，報紙也開始刊登生動的長篇幅毒殺案來吸引讀者。

「1856 年，《時代畫報》出版了關於『魯格勒下毒者』審判的特輯——這位醫生毒殺了包括自己妻子、幾個孩子和一位好賭的朋友。特輯的發行量據說翻了一番，到了四十萬份。」

1849，另一樁吸引人的審判關於一位四十三歲、嫁給了酒鬼的不幸女人 Rebecca Smith。十八年的婚姻中，她生了 11 個孩子，其中的大多數都被她毒死了——她在乳頭上抹上砒霜，然後給孩子餵奶。她辯解稱，這麼做只是因為擔心孩子們「要的太多」。這麼多孩子里，活下來的只有第一個女孩，顯然，那時候 Rebecca 還不忍心下手。最終，Rebecca 被絞死了。

不僅砒霜人人都找得到，蓖麻毒素也基本如此。蓖麻毒從蓖麻種子里提取，是種蛋白，會攻擊腺嘌呤分子，干擾合成 DNA 和 RNA。兩粒種子提取出來的蓖麻毒素就足夠殺死一個人。

使用這個毒素的最有名的案子大概發生在 1978 年夏日的一天，一位在倫敦 BBC 工作的保加利亞持不同政見者 Georgi Markov 在地鐵上被一個陌生人的雨傘「不小心」扎到了。幾個小時後，Markov 被送到醫院，他發著高燒，肺水腫，內臟出血，白細胞計數超高，當然最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大腿里停著一顆半毫米直徑的鉑-銥小球，裡面大概能裝0.2毫升液體。

當然，醫生最終是通過在豬身上的實驗才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確定球里裝的是蓖麻毒素——屍檢時，小球中已經沒有毒藥的痕迹了。這一切，就和約翰-勒卡雷的小說如出一轍。

事實上，除了報端那些故意撩撥讀者注意和使用毒藥的話語（「感覺手有點麻？誰知道你面前的咖喱里是不是真沒有毒？」），阿加莎-克里斯蒂對毒藥使用精準的描寫也可能面對相同的「指控」。據說，1977 年在法國有個案子，一位四十八歲的職員 Roland Roussel 使用阿托品眼藥水謀殺了他的姨媽。警察在他的公寓發現了那本馬普爾小姐探案集中的《星期二俱樂部謀殺》，其中有關毒藥的段落，被 Roussel 划了下劃線。

當然，也有些好的時候。比如，1975 年，阿加莎收到了一封來自南美的感謝信：一位女士懷疑自己某位年長親屬的年輕妻子在向他投毒，她寫道：「但我非常非常肯定，如果不是讀了《白馬酒店》，因而知道了鉈中毒的效果，xx不可能活下來的。」兩年後，阿加莎去世後不久，一位在卡達的熱愛謎案的護士注意到一個十九個月大的嬰兒的鉈中毒癥狀。在醫院的報告中，醫生特意感謝了「已逝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感謝她出色而全面的臨床描述」。

其實通過媒體、文學作品「學習」毒藥用法的事例直到今天恐怕還在發生。2013 年，奧巴馬和幾位密西西比的官員就收到了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好在提取的含量太少，他們都毫髮無傷。但，這位寄信者沒準就是從《絕命毒師》中學的呢？

話說回來，毒殺之於阿加莎作品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可能只是我的牽強附會，但也可能，恰恰由於使用毒藥的便利，使得每個出場的人成為兇手的幾率都很高，因而實現了一種「混亂」——按說，偵探小說最終應該是一種秩序的宣誓，但對阿加莎（尤其是對馬普爾小姐）而言可能並非如此。不僅是罪案——罪案當然是這樣，它持續存在，哪怕再安穩的社區也無法保證安全，但不僅如此，至少在我看來，從情節到細節之處的幽默，阿加莎都在睿智地闡釋著一種無序之下的緊張感。

二戰之後，「你不知道誰是你的鄰居」，用馬普爾小姐的話說，「你可以責怪戰爭，或者年輕一代，或者婦女出去工作，或者原子彈，或者政府——但說到底，僅僅是因為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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