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對日偽的情報鬥爭

引言

提起蘇聯對日本的情報鬥爭，大家很有可能會首先想起佐爾格。

然而，除了這些刺探戰略情報的高級間諜以外，也有大量負責刺探戰術情報的普通特工存在；刺探情報的手段除了派出間諜之外也有許多種；長期的蘇日情報鬥爭更是有數不清的事件發生。這些共同構成了蘇日情報鬥爭的那段歷史。

蘇日情報鬥爭簡述

先從蘇日最初開始情報鬥爭的時候開始談起。

由於日本干涉俄國革命，以及20年代蘇日在遠東的種種利益衝突，蘇聯一直將日本視為其遠東方向的首要威脅。而早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就將蘇聯和美國定為其擴張道路上的首要假想敵。

蘇日雙方素來重視情報工作，日本侵華開始後，雙方的邊境武裝衝突不斷，在隱蔽戰線的鬥爭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之際，由於日軍主力投入關內戰場，東北兵力較為減少，因此日本陸軍認為：「一旦被抓住弱點，蘇聯就會乘虛而入。」對蘇聯的情報刺探活動更是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不過，雙方情報鬥爭最激烈的時期，還是蘇日邊境戰爭爆發前後，以及蘇聯對日作戰之前。戰爭時期，參戰雙方都會急於查明對手從戰略到戰術層面的全部情況，情報工作自然會受到重點關照。

雙方情報鬥爭的主要手段

根據日本關東軍情報工作者林三郎回憶，日本搜集蘇聯情報的主要手段有：「從蘇聯刊物上搜集零星資料，譯解密碼和截收電報，以及直接觀察（從邊境附近高地對蘇聯境內不斷地監視、赴蘇聯遠東旅行等）。至於使用密探進行偵察的所謂人工情報，由於蘇聯防諜體制極為嚴密，沒有投入更大力量。」

這些手段，從蘇日雙方的文件來看，基本都是卓有成效的。

例如，蘇聯內務部根據截獲文件，在報告中指出：「日本人承認在邊境戰鬥中失敗，並由於眾多原因被迫放棄入侵（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集中主要精力先解決中國問題）。」

例如，日本參謀本部在1933年編寫的《對蘇作戰法綱要》中則多次強調蘇軍的政治性，相關內容有：「蘇軍往往把作戰指揮服從於政治上的戰略和策略」、「蘇軍在作戰的同時，花費很大精力開展經常性的政治工作，以便提高軍隊的階級覺悟」等等。

最重要的是，在人工情報方面，雖然在蘇聯嚴密的防諜體制面前，日本撞了個頭破血流，但想要獲取大量的戰術情報，主要還得依靠人工情報進行。對此，下文就分高級間諜和普通特工兩部分進行論述。

高級間諜的活動

高級間諜主要是外國人，哪怕是白俄（敵視革命而流亡國外的俄國人），也對於本國情況非常陌生，培訓起來很困難，所以高級間諜一般依靠外交身份作為掩護，在敵國開展情報工作。

蘇聯方面的典型人物是佐爾格，想必讀者們都比較熟悉，其他資料對他也有詳細論述，在此就不多提了。根據日本關東軍情報工作者林三郎回憶：「在滿洲國的哈爾濱、瀋陽、黑河、齊齊哈爾、綏芬河、大連等地的蘇聯領事館情報活動已十分活躍。表面上，蘇聯領事館隸屬於外交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是服從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揮。內務人民委員部許多搞秘密情報的專家和負責情報工作的蘇軍軍官在這些領事館裡任職。他們除了廣泛搜集有關關東軍的情報外，還秘密監視白俄的動向。」

日本方面的高級間諜，根據在蘇聯內務部反間諜單位工作過的中國人師哲回憶：「真正的間諜大都有公開職業、合法的身份作掩護，公開或半公開地進行活動……在新西伯利亞的日本領事館中，經常住著四、五個情報專家……他們廣泛地收集蘇聯各種報刊，細密研究，以獲取情報。另外，他們還常到各地去作實際調查。」

普通特工的活動

相比於高級間諜而言，普通特工的人數要多得多。

為了大量獲取前線地區的戰術情報，普通特工就要求便於招募和偽裝，於是在日本侵佔東北之後，中國人就成為了蘇日雙方普通偵察員的首選。

蘇日邊境衝突時期，蘇聯赤塔邊防軍的報告這樣寫道：「日本情報機關的活動不斷加強，大量派遣破壞組和由滿洲居民——俄國人、中國人和朝鮮人充任的諜報員過境……對比被捕的俄羅斯人的數量和越境人員的總數（基本上是中國人），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儘管從邏輯上分析，應當更大量地利用俄國人作間諜，但日本人不得不在大多數場合通過中國人進行工作……」

在哈爾濱日本軍事使團文件《關於加強對蘇情報及破壞活動的措施計劃》中，也反應了這樣的事情，例如文件中有：「利用經過專門訓練的朝鮮和滿洲警察」、「口頭宣傳應當通過滿洲人和朝鮮人進行」等相關內容。

而1940年，蘇日衝突結束之後，蘇日雙方的情報鬥爭依舊激烈，為了應對可能的軍事衝突，普通特工活動非常頻繁。蘇聯哈巴羅夫斯克邊防軍的報告反映：「1940年內，在哈巴羅夫斯克邊防區地段上截獲1107名從滿洲進入我國的偷越國境者……在被截獲的總人數中，243人走出邊防線屬於偶然越界，267人是游擊隊員，其餘601人是偷越國境者。這批越境者的民族成分如下：1、中國人——576名……被截獲的越境者中，查明為日本情報機關間諜的有245人。」

蘇聯哈巴羅夫斯克邊防軍對這些人員進行偵訊過後，得出了以下結果：

「必須指出，日本情報機關派來我國的間諜主要可分為兩類：

1、專業水平較高且訓練有素的間諜；

……例如，1940年內共截獲越境的43名軍人和邊防警察部隊中的警官（日本軍人1名，滿洲國軍人29名，警官13人），其中大部分經查實為受日本情報機關派遣，並負有重大軍事使命……

2、大量派來而不加認真掩護，用於完成簡單軍事偵察任務的間諜；

關於大量派遣過來的一般諜報人員，應當指出，這類間諜通常是從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中國居民中選用的，他們受領的任務和編造的經歷都比較簡單。」

由蘇聯方面支持的抗聯武裝，實際上也肩負一定的情報使命。在抗聯大部退入蘇聯之後，由抗聯余部組成的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步兵旅，更是按照偵察兵，甚至可以說是特種兵的標準進行訓練的，後來也確實擔負了先遣偵察隊的任務，為蘇聯出兵東北奠定了戰術情報基礎。

記得在日俄戰爭時期，日俄雙方也大量僱傭中國人作為間諜，魯迅先生就寫過此事。但那是帝國主義狗咬狗，互相搶奪勢力範圍的戰爭，日俄雙方與中國人是外國主子與黃皮奴隸的關係。可反法西斯戰爭不同，在反法西斯陣營這邊，中蘇雙方是同盟軍，雖然還存在著由於雙方地位、實力不平等，以及歷史原因和現實利益而產生的矛盾對立，但不論從戰友關係來說，還是從民族解放的目標上來講，這無疑都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蘇日雙方進行情報活動的手段，不少地方都異曲同工。

蘇方的報告著重指出，日本派出的間諜，往往會裝作抗日人士，利用蘇聯對抗日人士的支持，會將他們經新疆送回中國，或者武裝起來伺機返回東北開展游擊戰，乘機打入中國內地或抗日游擊隊內部。

日方也同樣重點說明，蘇聯派出的間諜，往往會裝作反蘇人士，利用日本對反蘇俄國人的利用，會將他們招募為情報人員，而乘機打入日方情報機關內部。

蘇日雙方為了情報工作而採取的非常措施也是如此，詳情請見下文。

蘇日情報工作成效對比

戰爭總是檢驗情報工作能力的最好手段。

在雙方鬥爭的初期。日本方面通過截獲蘇聯邊防軍電報，獲知蘇聯方面增兵的詳細內容，以此提前做出應對，於是在張鼓峰事件中搶得了先機。通過人工情報的有效偵察，一定程度上熟悉蘇聯遠東部隊的部署、調動等情況，因此在張鼓峰和諾門坎戰鬥中佔到部分便宜。蘇聯方面雖然在戰略判斷和戰爭準備上比較充分，但在戰前的情報工作方面要稍遜一籌，對日軍作戰決心的誤判較多。不過，考慮到舊日本軍隊下級獨走、上級默許的奇特現象（比如七七事變、張鼓峰衝突都是日軍軍官私自挑起的），蘇聯方面也確實很難做這種情報工作……

隨著蘇聯方面採取民族遷移的手段，將遠東地區的朝鮮人和華人全部遷往中亞地區，從民族上根除了漢奸特務可能的立足點，並且加強國境警備，增派兵力，修築各類邊防工程，日方的人工情報越來越難以奏效。到了1945年蘇聯對日作戰時，日本關東軍由於缺乏戰術情報，只能胡亂推測蘇軍可能的行動，結果沒能做出什麼有效應對。

而在東北地區，縱使日本當局採取了加強邊防管理，打擊抗日人士，以及遷走邊境中國居民，並且對東北人民實施歸屯並戶政策，蘇軍還是在熟悉當地的抗聯偵察員幫助下，獲取了大量的及時戰術情報。

結果就是，開戰之後許多地帶的蘇軍都如入無人之境，在沒有日軍設防的地區奔襲數百公里，輕易穿插到日軍重兵防線後方，摧毀了日軍經營多年的防禦體系。

蘇日遠東鬥爭的那段歷史，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和複雜性，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