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對一個問題的回答

05-10

余華的力作《活著》，是一部寫了很多死亡的小說。我統計了一下，小說約8萬字的篇幅，死亡的人多達9個，是主人公福貴的親人、戰友，甚至賭友。親人和戰友、賭友死了，獨留福貴活著。小說名為《活著》，卻落筆死亡，形成一種奇怪的張力。

9個死去的人里，除了老全、春生是戰友——是福貴被抓壯丁、在國民黨部隊里結識的——龍二是賭友，其他全是親人，依死去的年序排列，分別是福貴的父親、母親，兒子有慶、女兒鳳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和外孫苦根，到最後，福貴孑然一身，不但父母雙亡，而且斷子絕孫。一次一次的打擊，降臨在他頭上；他對親人離去的反應，由爹娘死時「眼淚汪汪」、「腦袋一垂，眼淚便刷刷地流了下來」，到外孫苦根死時，只是說「我老得又笨又蠢，害死了苦根」，其表情、動作作者居然沒寫！應該是悲到極處、大悲無聲、悲哀大到心死吧？一個疑問在我腦海里升起：福貴為什麼不自殺？

年輕時，福貴倒是動過自殺念頭。福貴是「敗家子」，家裡有一百多畝地，給他一點點賭光了。那天，他得知家產全被龍二贏去，從賭博的青樓里出來，像只瘟雞似地走在路上，走不動了，「想拿根褲帶弔死算了」。走過一棵榆樹，根本沒打算解褲帶：「其實我不想死，只是找個法子與自己賭氣」。所以，自殺只是一時念頭。福貴為何沒有選擇自殺？此處語焉不詳。

小說中，想自殺、且自殺成功的，只有春生。如前所述，福貴與春生在國民黨部隊相遇，後來兩人離散，春生被俘後當了解放軍，後來又去抗美援朝，之後轉業到鄰縣，再到福貴所在的縣，是縣長了。文革時，春生被當作走資派批鬥，受盡辱罵踢打。一天深夜，春生來到福貴家，對後者說：「我不想活了。」之後，真的自殺身亡。那個深夜，福貴與春生有一段對話，是勸說春生不要自殺的——

我（即福貴——下同）吃了一驚，急忙拉住春生的胳膊說：

「春生，你別糊塗，你還有女人和兒子呢。」
一聽這話，春生哭了，他說：
「福貴，我每天都被他們吊起來打。」
……
我又說：「你的命是爹娘給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問問他們。」
春生抹了抹眼淚說：
「我爹娘早死了。」
……

這時家珍在裡面喊：

「春生。」

我們兩個都怔了一下，家珍又叫了一聲，春生才答應。我們走到門口，家珍在床上說：

「春生，你要好好活著。」
春生點了點頭，家珍在裡面哭了，她說：
「你還欠我們一條命，你就拿自己的命來還吧。」
這裡得補敘一段了。之前，福貴和春生已經重逢，是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當時，春生的太太在醫院因生產大出血，搶救時需要輸血，醫生選中福貴的兒子有慶，因抽血過多，造成有慶死亡。福貴憤恨得要殺縣長，發現縣長竟是春生，對後者說：「春生，你欠了我一條命，你下輩子再還給我吧。」所以，家珍說的「還命」，是叫春生別去死，好好活著。

上面的對話里，列出春生不能自殺的三條理由：1、有老婆、孩子不的能自殺；2、命是爹媽給的，爹媽不答應不能自殺；3、欠別人一條命，別人不讓你死的不能自殺。除了第三條是特殊情況，前兩條可說是普適的，是許多人不自殺的理由。這裡面，體現了國人一種特殊的生死觀：人生最重要的兩個責任，一是對老人的贍養，二是對兒女的撫養；責任未盡而選擇自殺，無異於逃避責任。這是其一。其二，常言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話表明，生命由承接而來，並不完全屬於自己。所以福貴對春生說：「你的命是他們給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問問他們。」這兩點都說明，作為族系中的個體，並無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力。可以說，小說在此處，才給出不能自殺的理由。

那麼，福貴不肯自殺，是不是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呢？

兒子有慶的死，對福貴打擊最大。他想到的是殺人，不是自殺。先想殺醫生，後又想殺縣長，因為「就是他女人奪了我兒子的命」。卻被縣長認出，告知自己是春生，福貴這才罷手。兩人意外重逢，說起往事，之後福貴說：「春生，我兒子死了，我只有一個兒子。」

女兒鳳霞因生產去世，與有慶死在同一家醫院。聽著女婿二喜一遍遍叫鳳霞，福貴「心裡疼得蹲在了地上」，想到「一雙兒女就這樣都去了，到了那種時候想哭都沒有了眼淚」。儘管痛苦，福貴仍未想到自殺，是因妻子家珍還在，又剛添了外孫苦根吧？

家珍死前的兩句話，彷彿是為福貴不自殺作詮釋。她說：「鳳霞、有慶都死在我前頭，我心也定了，用不著為他們操心。」接著又說：「你還得好好活下去，還有苦根和二喜，二喜其實也是自己的兒子了。」前一句是對自己說：兒女沒了，不需再操心，可以無牽掛地走。後一句是對福貴說：女婿、外孫還在，你還得活著，還要繼續操心。兩句話一反一正，說的都是一個理：無論死去活著，都不由自己說了算，而是基於一種責任。

女婿因事故死亡，又是在那間醫院，福貴「一見那屋子，就摔在地上」，想到從前熱熱鬧鬧的一家人，到現在只剩一老一小，「心裡苦得連嘆息都沒有了」。此刻的福貴，想到的是苦根還在，「香火還會往下傳，這日子還得好好過」。而延續家族的香火，不正是一種責任么？所以福貴說：「有了苦根，人活著就有勁頭。」

最後連苦根也死去。福貴想，「往後的日子我只能一個人過了」。但此時，他已老到不需要自殺了：「我總想著自己日子也不長了，誰知一過又過了這些年」。本想等著死亡降臨，閻王偏偏忘了他。這時候，福貴作出一個決定：買一頭牛，因為「牛是半個人，它能幫我幹活」；更重要的是，可以「牽著它去水邊吃草，就跟拉著個孩子似的」。就是說，在已無任何責任時，福貴給自己找了一份責任；正是這份責任，成為他活下去的理由？

由此看來，責任是一種強大的動力，推動福貴往前走。儘管遭受一次次打擊，每一次，都足以讓他痛不欲生，每一次，他又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因為妻子，因為如兒子一般的女婿，因為可以延續香火的外孫，最後，因為「孩子似的」一頭牛！

綜上所述，給春生列出的不能自殺的理由，福貴自己也在服從、在遵守。除了責任而外，還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古訓。這話的意思是，父母給的生命，要讓它自自然然走完，不要強行終止它，這就是「盡天年」。福貴平靜地等著那一天：「我也想通了，輪到自己死時，安安心心死就是。」

許多評論說，《活著》是寫中國人的生死觀。我以為，從表面上看，這種生死觀是重生惡死，重生的深層原因，卻在於重責任，「上有老、下有小」往往成為活著的理由。小說中，老全說的「老子死也要活著」，竟然以死來襯托、凸顯和強調活，非常具有張力，也很能體現國人生死觀的特點。為什麼這麼說？

費孝通說：中國社會結構的格局「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由近及遠，形成一層層圈子，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以血緣為中心的親屬圈子。他又說，這種圈子「群己界限不明」，即分不清楚圈子中，哪些權利屬自己，哪些權利屬圈子，往往動輒得咎，牽一髮而動全身。因而個人行為，特別是極端行為如自殺等，將極大地影響整個圈子。

反觀西方，家庭是一種界限分明的團體，個人行為肯定會影響到家庭，但影響也肯定不如在中國大。叔本華在《論自殺》中說：「自殺是為了真正從這個悲慘的世界裡解脫出來」，表明了對自殺行為的理解，同時反對「自殺是犯罪」的說法，因為「人生在世，具有把握自己生命與肉體的權力，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叔本華的這個觀點，與前述「你的命是他們給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問問他們」剛好相反。中西文化的不同，造成對自殺的態度也如此不同：《安娜·卡列尼娜》中，不但安娜自殺了，列文也想自殺；後者生活富裕、無病無災、也無多大情感挫折，竟也產生自殺念頭，令不少中國讀者感到困惑。

總之，在中國，不是不想自殺，而是不能自殺。為責任而活著，而不是為自己活著，也許活著比死去還累。因而現實中，還是有人自殺，原因是，當事人擺脫了對責任的考量。但從另一方面說，不肯自殺和「盡天年」的思想，表現出一種對生命的尊重與敬畏，當是這種生死觀的可取之處。

小說中，還表現了一種財富觀，可謂與生死觀緊密相關。如前所述，福貴賭博輸光家產，由富貴而至赤貧，當龍二告知真相時，他一時接受不了，曾經想到自殺。福貴爹同樣接受不了，當時「氣昏過去」，「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天」。但既成事實，只能選擇接受。福貴爹說，「賭債也是債」，讓兒子挑著一大擔銅錢去還債；故意不換成銀元，是要福貴「知道錢來得千難萬難」。儘管如此，福貴爹對於錢財的態度，還是相當豁達。他說——

「從前，我們徐家的老祖宗不過是養了一隻雞，雞養大後變成了鵝，鵝養大了變成了羊，再把羊養大，羊就變成了牛。我們徐家就是這樣發起來的。」
現在雖連雞也沒有了，但養一隻雞，總不是難事吧？只要有恆心，只要捨得干，創業、發家都是可期待的。所以，錢財雖失去，只要人還在，不愁沒翻身的一天。與錢相比，命肯定更重要；要錢不要命是愚蠢，要命不要錢才是聰明！待到福貴爹猝死，福貴娘和家珍擔心福貴自殺，「她們怕我想不開，也跟著爹一起去了」。福貴娘便安慰他說：「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

福貴娘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福貴家由富轉貧，日子也由奢入儉：「家裡原先的僱工和女傭都已經走了，我娘和家珍在灶間一個燒火一個做飯」；由大瓦房搬進小茅屋後，福貴娘「常常領著鳳霞去挖野菜」；雖然住在茅屋，鳳霞「照樣高高興興，吃起粗糧來也不往外吐」。最大的變化是福貴自己，從沒幹過農活的他，從龍二處租了五畝地，「學著村裡人的樣子幹活」。福貴沒有變故被擊倒，頑強地活著。

龍二的死，讓福貴好好活著的想法，更得以強化。龍二是土改時被槍斃的。贏了福貴一百多畝地，龍二變成地主，「神氣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被押著去槍斃那天，福貴去看了，龍二喊道：「我是替你去死啊。」福貴想：要不是當初敗了家，沒準斃掉的就是自己。想到在戰場上撿了條命，龍二又做了替死鬼，福貴說：「這下可要好好活了。」

福貴一家的遭際，令我想起土改和文革時的一些人。這兩個非常時期，許多人的地位，幾乎從天上落到地下。如此霄壤之變，除了部分人選擇自殺而外，大多數人是默默接受的。當初，他們是如何作出選擇的？之後又如何苦度艱難時世？支撐他們的又是怎樣一種精神？這都是我很想知道的。當然，我們已有了《活著》這樣一個樣本。

福貴知道來日無多，已經在做總結：這輩子「過得平平常常」。但龍二和春生呢？也只風光了一陣子，到頭來命都丟了。福貴想：「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也許，在福貴看來，生命是一場關乎長度的比賽，誰最後到達終點，誰就是勝者；這場比賽不涉財富，無關功名；沒有深度、廣度，只有長度；活到最後，就笑到最後——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哈姆萊特說：「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福貴這裡，這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變成了「活著，還是自殺」？可以說，福貴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哈姆萊特這個問題。這個回答，是有福貴特色的回答，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