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讀唐詩之樂府與李白詩名之傳揚

慢慢讀唐詩之樂府與李白詩名之傳揚

扶 蘭

一、唐樂府中，收李白詩篇數最多

明人稱：「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為多。」（——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六）然而實際上，《全唐詩》收錄的樂府詩中，李白詩占最大多數，即使是樂府中收錄較多的張籍、李賀、王建、劉禹錫等人的詩篇，就數量上而言，也明顯不能與李白相比。

這難免讓人生出一個疑問：

是因為李白的詩名太盛，所以樂工最樂於傳唱他的詩作；還是因為樂工最樂於傳唱李白的詩作，所以才使得李白的詩名在他生前便傳揚四海？

二、唐代詩歌的文本傳播中，李白較之王維並不佔優勢

唐代詩歌的傳播，主要有兩種方式：口頭與文字。研究者或將之總結為音樂傳播與文本傳播（——王立增《論唐詩的音樂傳播與文本傳播》，《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若自文字或者說文本的傳播來看，王維的詩名，較之李白似乎更盛，也更得到唐代上層社會、主流文化的認可。

唐人選唐詩主要有五個選本，分別是「黃挺章之《國秀集》，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姚合之《極玄集》，韋莊之《又玄集》。」（——蘇華《論王維的邊塞詩》，《新疆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研究者統計了這五個選本收錄的王維詩與李白詩，王維占明顯優勢：編於天寶年間、主要收錄應制奉和之詩的《國秀集》選王維詩7首，李白詩無；選錄天元天寶年間24位詩人230首詩的《河嶽英靈集》收王維詩15首，李白詩13首；主要選中晚唐詩的《中興間氣集》未收錄王維、李白詩，然編者自稱多以王維詩為典範來編選；編於中唐的《極玄集》，主要收錄大曆詩人之作，盛唐詩人僅王維、祖詠入選，且王維詩被列於卷首，共3首；編於晚唐的《又玄集》收錄初唐至晚唐142家詩人，王維、李白均有4首詩入選。（——周瑩、王雪凝《天下文宗旨旭處——淺談長安文化區中的王維與李白》，《江淮論壇》2016年第1期）

故而，唐代宗在對王維之弟王縉《進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稱：「卿之伯樂，天下文宗……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三、唐代詩歌的口頭傳播中，李白詩佔據顯著優勢

然而唐詩受眾更廣的傳播方式，還是音樂，或者說口頭傳播。

在唐代，詩歌「被之管弦」或「誦於人口」十分普遍（——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吳相洲《唐詩創作與歌詩傳唱關係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旗亭畫壁」即其明證：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於旗亭小飲，遇梨園藝人同樓宴飲、奏樂歌詩，三人相約以藝人歌詩篇數最多者為勝，畫壁記數，王昌齡以數量最多勝出，王之渙以歌者最佳勝出（——薛用弱《集異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580-581）。故宋人評曰：「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王灼《碧雞漫志》卷一）而唐宣宗悼白居易詩中也有「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一語（——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

在識字率偏低、出版業不發達的時代，音樂具有比文字更為強大的傳播功能，研究者稱：「唐詩的傳播，尤其是絕句，藉助於音樂、歌唱的力量，傳入宮廷、傳到酒樓、傳到西域邊陲……而且詩本身就要求唱、而不是念的。曲子詞、詩、詞都是音樂的孿生兄弟。」（——周月亮《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宋時「有水井處皆有柳詞」亦可為一證。

樂府詩的來源，既有官方機構的定製選編，也有樂工歌伎的自行採選。就宮廷音樂機構而言，太常寺的採選來源主要有內出（出自宮廷）、大臣撰制、詩人創製並呈獻、協律郎搜集或上獻四種；梨園歌詩來源主要有帝王親制、詞臣應制、梨園弟子請人創製與自製、詩人獻詩等；教坊俗曲的來源主要有樂工學習民間曲調、民間樂工進入教坊時將民間樂曲帶入、觀風俗使到民間採集而來、地方官員進獻（——吳淑玲、張嵐、許海岩《唐代宮廷音樂唐詩的彙集及傳播》，《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這些樂工歌伎，文化教育程度恐怕並不高，但其採選歌詩的鑒賞力，顯然不低。

「旗亭畫壁」的典故之中，樂工選擇的都是絕句，高適並不以絕句聞名，選唱的高適詩，後世的知名度不高，但高適詩名卓著，樂工或因其名而選唱其詩；而選唱的王昌齡詩是《芙蓉樓送辛漸》與《長信秋詞五首·其三》，選唱的王之渙詩是《涼州詞》，都是傳誦千年、歷代選家選唐詩時必選的佳作。

《本事詩·事感第二》載：「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孟棨《本事詩》，丁如明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P1244）這個故事中，梨園樂工選唱的是李嶠長詩《汾陰行》的結尾四句，也是全篇畫龍點睛之句。

《雲溪友議·卷六·雲中命》：安史之亂時，著名的樂工李龜年流落江南，「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盪子從戎十載余。徵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范攄《雲溪友議》，中華書局，1985年，P34）前一首《相思》，同為傳誦至今的名篇；後一首《伊州歌》在後世的傳誦程度不如前者，但在唐代，征夫戍邊、家人思念的情形極為普遍，王維此詩的傳唱或不下於前者。

《舊唐書》：「（李益）長為歌詩……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徵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P3771）李益絕句，尤其是其中的邊塞詩，多有佳作，明人稱「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所作從軍詩悲壯怨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之，令人凄斷。」（——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

具有這樣的鑒賞力，樂工歌伎多選李白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當然，這又有了另一個疑問：樂府詩選杜甫寥寥無幾，為何？

是否因為杜甫詩更適合於文本傳播而非音樂傳播？

從朗朗上口、易於歌誦這一方面來看，李白詩的確更易於傳唱。研究者或以為，李白在創作詩歌時，有意識地考慮到了唐詩的傳播方式以及詩歌的傳播對象，以製造特定聲譽來獲得社會承認與皇帝賞識，例如學習古樂府與民歌而作的《巴女詞》、《長干行》、《烏棲曲》、《長相思》等詩便極少用典，樸素自然、誠摯天真（——曾定華《唐詩的傳播方式對李白詩風的影響》，《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也或者是因為，樂府全盛日，是開元尤其是天寶年間。李白曾為翰林學士，身處中樞，詩名盛於一時，又善作樂府詩，時人與後人推崇備至的《清平調詞》，便是奉玄宗之命為梨園創作的歌詞，人花交映，華美縹緲，韻律和諧。所以，得天時、地利、人和，李白詩入樂府者遠超旁人。

太常寺之歌詩，主要用於祭祀慶典等場合，因此，從宮廷之中傳入長安城乃至傳播天下的樂府詩，主要來自梨園與教坊。

梨園與教坊的歌詩傳播，主要途徑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條（吳淑玲、張嵐、許海岩《唐代宮廷音樂機關與唐詩的彙集及傳播》，下文資料主要轉引自此文）：

樂工歌伎在宮廷之外的各種場合的演唱——孫棨《北里志序》：「近來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任半塘《教坊記箋訂》，中華書局，1962年，P22）；《中朝故事》卷上：「中書政事堂後有五房……至牡丹開日，請四相到其中，並家人親戚，日迎達官，至暮娛樂。教坊聲妓，無不來者」（——《中朝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812）；《逸史》卷三：「（李暮）開元中吹笛為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觀其妙。」（——《太平廣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346）

樂工歌伎將梨園與教坊的曲譜歌詞抄寫傳播於民間——《唐語林·卷七·補遺》：「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於外，往往傳於人間。」（——王讜《唐語林》，中華書局，1979年，P656）

安史之亂，梨園弟子流散各地，杜甫《江南逢李龜年》一詩可為例證，梨園歌詩法曲由此傳入民間（此可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遣散民間的教坊伎人，將樂府詩帶入民間——唐順宗時，「出後宮並教坊女妓六百人」（——《全唐文·卷560·順宗實錄二》，中華書局，1983年，P5663）；王建《送宮人入道》：「……弟子抄將歌遍疊，宮人分散舞衣裳……發願蓬萊見王母，卻歸人世施仙方」，被遣散的宮人伎人，出宮之前忙著抄歌詞曲譜，出宮之後「施仙方」，此中「仙方」，恐怕便指的是這些歌詞曲譜。

樂府之中的李白詩，也由此傳揚天下。

李白詩名的傳揚，渠道不一，然而樂府無疑是其中極為關鍵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