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樹的學生，碰上砍樹的老師

十二歲的時候，科西莫因為不願意吃姐姐做的蝸牛，跟家裡爭吵，一怒之下，離家而去，爬到樹上，並且在上面生活了一輩子，不曾落地。

這是卡爾維諾的小說《樹上的男爵》，在這本書里，卡爾維諾講述了一個人如何通過對個人抉擇矢志不移的堅持，讓人生達到了超越於個人主義的完整。

如果不曾上樹，科西莫的一生將是又一個貴族階層的安逸一生，除非有什麼意外，將他拋出生活的常軌，不然他的一生註定四平八穩、中規中矩；而選擇了上樹，就意味著生活到意外之中，這就好比一個父母安排好了金飯碗的年輕人，卻堅持跑到北京去睡地下室，自由，但是孤獨，而且難以安穩。

在這難以安穩的一生中，科西莫在樹上讀書、打獵、戀愛，甚至旅行到世界各地，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不僅如此，科西莫還幫助小城建立了防火系統，挫敗了土耳其海盜，打退了狼群的襲擊；他還與伏爾泰和盧梭通信，印刷自己的出版物，成為當地共濟會的創始人，在大革命期間組織了當地的革命，成為市政委員會的一員，連拿破崙視察義大利的時候都慕名來拜訪他。

這就好比一個人，在北上廣深奮鬥了幾十年，終於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大的能力，為這個社會做出了更大的貢獻，還有外國政要前來拜訪他。

但把上樹簡單地比作來到北上廣深也不合適，因為大部分年輕人來到大城市，跟科西莫上樹不是一個原因。

據我所知，年輕人來大城市有兩種理由：

一種是小城市的富二代們，來到大城市是想要闖蕩一下，體會體會生活的艱難，然後回去繼承家產；

另一種是家庭背景不突出的，來到城市奮鬥就為了階級的躍遷，然後讓自己和後代能過上貴族的生活。

這兩種人和科西莫的區別在於，他們都是嚮往著某種被社會認可的、富足的生活，他們闖蕩，是希望最終得到一個安逸的生活空間，他們上道，是為了能夠融入一種被社會認可的現狀中。

而科西莫則是因為對現狀的反思，對原本生活的抗議，而走上了自己獨特的人生道路。

在我老家，很多人是這麼想的：一個人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結婚生子，房子是很重要的，車子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就是社會現狀所認可的，是現有的生活所規定和教導給大家的，一個人就應該這麼生活。

但也有人會想：為什麼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結婚呢？如果我沒有遇到愛的人呢？環境這麼糟糕我幹嘛一定要生孩子呢？我可不可以不買房當房奴？我幹嘛一定要買車呢？就為了證明我很有錢很有能力嗎？為什麼一定只能按照這樣的方式去生活呢？可不可以自己設定自己的生活目標、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當然，如果只是想一想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你真的重新選擇了自己的人生目標，而不是遵從家庭、社會的指示規範來生活，那可能就會觸犯到很多人。就像村民們會把上樹的科西莫當成一個怪人一樣，你在大家眼中也會成為一個怪人。

舉個例子，如果你說你不想結婚，對婚姻生活沒嚮往，你父母就會說你不孝，周圍人可能就覺得你是神經病。

再比如，父母覺得你上了大學，應該好好聽老師的話，學好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不該說的話不說，不該問的問題不問，順利畢業，然後出來找份好工作；

但如果你覺得上大學不僅僅是為了找一份工作，還應該去做點別的，比如去關心社會和政治，為追求一個良性的生活環境而奮鬥，去追問某些你「不該」追問的真相，結果得罪人導致有畢不了業的危險，那你的父母可能就會覺得你不應該，甚至會「精神崩潰」、「嚎啕痛哭」。

昨天晚上，看到了梁文道回憶母校的文章，作為一所深具反叛傳統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經常會做一些反叛的舉動——

在畢業典禮上「抗議校方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的決定」，還「屢次打斷了董建華的發言」；

每次中大校方有什麼動作他們都會出來「反動」一下，「你要蓋新大樓，學生就貼大字報；你要砍樹修路，學生就在樹上綁黃絲帶以示『保樹育人』的決心」；

而到「出了校門，碰到各種社會政治問題，遇上各種示威集會，中大的校友和學生更是無役不與」......

對此，家長們的反應，「先是嚇傻了眼、後是氣憤莫名」，和大部分父母沒什麼兩樣；反倒是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對此會附和、讚賞：

我有一個老友，前年在「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就曾親眼目睹學生會主席從大學校政開始罵起，一路說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為不顧貧苦學生的無良財主，將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批成殘忍嗜血的劊子手。結果台下師生一致叫好，紛紛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罵了半天的校長也沒什麼，致詞的時候還不忘讚美那位同學的聰明，趁機歌頌學院光榮的自由傳統，人才輩出。

父母希望孩子「守規矩」、「懂事」當然無可厚非，因為「上樹」意味著脫離了穩定的人生常軌，甚至可能與現行的社會規範有所出入，可能會吃虧；但大學的目的不在於培養一個「懂事」的孩子，而是要培養出具有獨立人格，懂得獨立思想、反思現狀，且具有質疑精神的學生。

理想化地說，大學應該是鼓勵學生「上樹」，培養他們「爬樹」的能力，寄希望於他們在追求生命完整的道路上能夠惠及更廣大的群體，為更良性的社會生活貢獻自己的力量。

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們不但有父母官，還有父母師，他們和家長一樣，期望著你聽話，乖巧，懂得幫老師洗衣做飯找眼鏡，甚至直接叫爸爸；看到學生脫離了常軌，問了某些不該問的問題，就會打壓他，找他去做傾心之談，甚至把親生父母叫來一起教育他。

這個社會從來不會缺乏想要上樹的青年，只不過，本該鼓勵、支持他們上樹的師長們，卻可能變成伐木工，把他們想爬的樹砍倒。錢理群教授說，現在的大學生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現在看來，問題，可不是出在學生身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