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博鰲—再釋改革開放強音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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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一個不平凡的年頭

2018年，在中國歷史上，註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

這一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是黨的十九大制定的各項治國方略開始實施的開局之年；是中央新一屆政府治國理政的第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

從2017年下半年起，中樞就不斷發出聲音，「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行輿論鋪墊和導引。十集大型電視政論片《將改革進行到底》更是把這種氛圍推向了高潮。

2018年4月10日，中國海南博鰲論壇，再一次傳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聲音。

二、聚焦亞洲博鰲論壇

4月 10日上午，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在海南省博鰲開幕。中國最高領導人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題為《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強調各國要順應時代潮流，堅持開放共贏，勇於變革創新，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斷邁進；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繼續推出擴大開放新的重大舉措，同亞洲和世界各國一道，共創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變革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

他在致辭中用「40年眾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一組詞語高度總結和評價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40年改革開放歷史征程，強調指出：「誰排斥變革，誰拒絕創新，誰就會落後於時代，誰就會被歷史淘汰。」

　三、改革開放面臨的困境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改革」這個詞失去了應有的光彩，感覺有點灰溜溜的，幾乎到了「老鼠過街」的地步。

毋庸置疑，發軔於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目前正處在攻堅階段，在資源環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城鄉二元結構等方面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改革並不均衡。一方面，公共治理結構未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行政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制衡機制，滋生了部分黨政官員的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另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未實現「把餅做大」緩解「分餅不公」的矛盾，收入差距變大成為社會和諧的毒瘤。同時，社會保障體系的滯後成為改革的隱患，如今不僅存在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且還疊加「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體制弊病，所以常聞「今日吃肉罵聲喧」。

　　這些問題是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積累的體制性矛盾和問題。四十年來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過了，留下的這些問題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和硬核。

四、中國向何處去？

　　面對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利益集團的固化、國進民退、道德滑坡等多個問題集體爆發，學術界左右兩派思潮再度激烈交鋒，左派希望重返過去的革命路線，右派崇尚民主與自由的理想主義。有人認為中國不能迷信改革，有人呼喊加快政治改革，但沒有人能為改革釐清方向，反而帶來更多困惑。

　　於是，一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浮現在人們面前：中國向何處去—是向少數人專制和大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五、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面對這種形勢，目前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支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剷除權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濟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於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象的正當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

筆者認為，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狀所作的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

六、利益集團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中國學界已有普遍共識，認為固化的利益集團是目前中國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後者往往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令繼續改革的步履蹣跚。

為什麼伴隨著改革開放會出現利益集團？這是每個為改革開放呼籲的人必須要問答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這就是吳敬璉先生反覆強調的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即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的原因。

權力不肯退出微觀經濟領域，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在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中，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強大。相應的，尋租收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甚至擴大。權力的擁有者們希望維持甚至擴大行政權力廣泛干預市場和經濟體制的「雙軌」狀態，以便繼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權尋租，發財致富，而不願繼續前行，去努力建立規範的、平等競爭的市場。

七、深化改革的動力不足

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沿著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兩個路徑進行，廟堂和民間存在高度共識，那是全中國生產力和活力急劇勃發的青春期和蜜月階段。

經過十年「文革」，中國當時那種封閉僵化的經濟體制，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國民經濟已經滑到了崩潰邊緣，物資極度匱乏，不少人的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貧困人口高達2億，吃飽肚子能活下去是普通老百姓的第一要求，這才有了小崗村血寫的「土地承包協議」。

在高層，當時一代領導人，從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責任感和放眼全世界的胸懷出發，毅然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使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走上了偉大復興之路。

四十年過去了，那種朝野齊心推動改革開放的情形，越來越少見了。許多曾經的改革者，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由此從改革的推動者變成改革的阻撓者。

仔細想想，改革都是日子混不下去的時候才改的，矛盾尖銳解決不了了才改的。哪有一個日子好過的時候改？現在中國現在GDP世界第二，經濟增長很快，日子很好過，有什麼理由來實施改革呢？人們戲稱，發改委權力越來越大，它不光要管石油、電信，還要管茅台、月餅、速食麵。你讓它通過改革把自己的權力及由此帶來的好處讓出一部分，可能嗎？

可以這樣說，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改革日漸式微，動力越來越不足。

八、通過制度創新釋放生產力和社會活力

由利益集團挾持主導的改革必然導致正義缺失，利益集團已經全方位影響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導致改革舉步維艱。深化改革須超越利益集團羈絆，這需要勇敢的自我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政府改政府，官員改官員，所以相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而言政治體制改革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

回望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釋放民間活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其中，國家層面的制度創新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推動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基本的動力來源，也是最稀缺元素。當然，所遇到的阻力也最大。

十九大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最大的制度創新。

從時代主題的轉換入手，來討論進一步改革的共識、路徑、動力和目標，才可能真正切合當代中國實際。中國過去四十年積累了無與倫比的巨大社會能量，社會能量的積蓄必定會尋找其轉換的突破口，時代主題的轉換，就是社會能量的轉換。

九、未來30年續寫輝煌

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的30年續寫輝煌，將取決於我們能否正確應對新一輪的挑戰。

中國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以「利益格局調整」為核心的改革，如何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換句話說，是由改革開放初期的解決「普遍貧窮」問題，變為目前的實現「社會公正」問題，人類社會發展史證明，實現「社會公正」的難度更大，需要更為複雜的政治社會制度安排，「中國改革」正在步入艱巨的、複雜的體制改革攻堅階段。

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推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在統觀中國社會發展戰略全局的基礎上，尋求重點突破的、關鍵性的「改革頂層設計」，是從制度和價值層面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結果，對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結束語：將改革進行到底

中國目前進行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不是打破一切現存制度，而是現存制度的自我調整和完善，是在尋找一條所謂中國特色的發展的道路，這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偉大功績。中國目前還處於艱苦的探索之中，每一個關心、愛護中國的中國人，都應該積極投身到這個探索之中，為之加油、鼓勁，而不是做的恰恰相反。

在新時代，中國人民將繼續自強不息、自我革新，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