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分析雜貨店

Many sociologists and historians are prepared to admit the existence of, and to study "social conflict". However, this conflict is seen as something accidental, the product of abnormal and temporary tensions, which can be eliminated by skillful "social engineering" without damaging the fabric of the existing order. Society, for most non-Marxist thinkers, is essentially harmonious.

Alex Callinicos, The Revolution Ideas of Karl Marx

因此，歷史上，鬥爭的主要特點相差無幾：很長一段時期內，上等階層似乎牢牢掌控著權力，但遲早有一天，他們不是會對自己喪失信心，就是會失去有效統治的能力，也可能二者皆有。之後，中等階層就會假裝是為了自由和正義而鬥爭，獲得下等階層的支持，推翻上等階層。而一旦中等階層達到目的，就會把下等階層打回到之前受奴役的位置，自己坐上上等階層的寶座。這時，新的中等階層就會從剩下的一兩個階層中分化出來，於是，鬥爭就會重新開始。在三種人之中，只有下等階層從來沒有達到目標，哪怕是暫時性的目標也沒有。

過去，中等階層打著平等的旗號鬧革命，而舊的統治一旦被推翻，新的專制統治就會建立。實際上，新的中層集團事先就已經宣稱要進行專制統治。社會主義於19世紀出現，是古代奴隸起義時一系列思想鏈條上的最後一環，也深受舊時代烏托邦主義的影響。但大約自1900年以來，社會主義的各種分支都已多少公開放棄了構建自由平等的目標。

過去，所有政府都無法持續監視人民。可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公眾意見易於操縱，而電影和收音機更是推進了這一方面。隨著電視的發展以及使用同一設備實時接受並傳送信息技術的進步，私人生活的時代宣告終結。由於其他渠道均已斷絕，每位公民，或者至少是每位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全天候處在警察的監視之下，也浸泡在官方宣傳的聲音之中。至此，被迫完全遵從國家意志的可能以及對所有事件看法的絕對統一第一次實現了。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後，社會階層再次重組，依舊形成了上等階層、中等階層以及下等階層。但新的上等階層與以往的不同，他們不會衝動行事，知道如何保障其地位。他們早已認識到集體主義是寡頭政治最穩固的基礎。財富和特權掌握在集體手中時更容易捍衛。20世紀中期所謂的「消滅私有財產」運動實際上意味著將財富集中在比以往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是，新的擁有者是一個集團，而不是大量單獨的個體。從個人角度說，除了很少的個人財產，黨員們什麼都沒有。但從集體角度看，黨擁有大洋國的一切，因為黨控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願分配產品。革命後的多年間，黨一直佔據著主宰地位而沒有遭到反抗，因為所有行為都是集體化的。

喬治·奧威爾《1984》

一般說來，行動者都想要出類拔萃；無論他們做什麼，他們都想做好。一旦他們由於官僚體系內部複雜的功能劃分而遠離了他們的行動所引致的最終結果，他們的道德關注就會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邊工作上。道德也就歸結為要做一個好的、有效率和勤勞的專家和工人的戒律。

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

實際上，馬克思的自由王國是每天4小時工作制：那是一個非常有生產力的社會，一個人上午的勞動就能滿足他自己以及家人的全部自然需要，而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則可以用來打獵、作詩或批判。在某種意義上，蘇聯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這種真實世界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曾實現這樣的自由王國，因為幾乎沒有誰會每天老老實實工作4小時以上。不過，4小時之後的時間他們很少用來寫詩或進行批判，因為這樣做會很快把自己送進監獄；因此這些時間被花在排隊、喝酒或找機會去飽受污染、人滿為患的沙灘度假。

弗朗西斯·福山

濫權的絕大多數，並不來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散布四方的各級地方官員。他們狼狽為奸，或偷竊農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賄賂，或漠視環保和安全的規則，或遵循歷來地方官員所從事的。如有災難發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學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國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訴。而中央政府則不一定作答。有時，它會對犯法官員採取嚴厲措施，但在其他時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應付更為緊要的事務。

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有趣的是，遍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卻從不見兩位導師在任何一處，提及日後成為社會主義中心指導原則的「中央計劃」，以及以重工業為第一優先的超高速工業發展。當然「計劃」，在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里原屬理所當然的內在屬性，此事自不諱言。不過回到1917年前，當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著與資本主義對抗之際，對於代之而起的經濟制度究竟該採取何種路線，根本無暇多顧。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自己雖然已經一腳踏進社會主義，卻並不急於冒險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處。只因緊接著內戰烽起，形勢驟然逆轉，大勢所趨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國工業國有化，以及接下來的「戰時共產主義」，而布爾什維克政府才得以籌措資源，指揮全軍，與反革命和國外勢力進行一場生死決鬥。凡是戰時經濟——連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國家的計劃與控制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列寧的計劃靈感，得自德國在1914—1918年間的戰時經濟榜樣（不過我們也已看見，德國模式恐怕並不是當時這一類經濟模式的最佳案例）。

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

迫害者在將被迫害者送上絞刑架的時候，總是高談人道和博愛。......希望壓迫多數人的煽動家，儘管只代表人民中最沒有教養和最不體面的一部分人，卻總是以人民的名義說話而將多數稱之為極少的少數。

來源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