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的「官司」輸了

05-10

看完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感覺這是講打官司的電影，立即想到《秋菊打官司》，是張藝謀於1992年拍的。兩部電影相似點太多：都是說農村婦女告狀，兩人都「一根筋」，一而再、再而三地由縣告到市，前者還「告御狀」到京城。這麼一個擰巴性格，張藝謀已拍過一回了，馮小剛現在再拍，擺明了是想挑戰張大導。那麼問題來了：這兩部官司電影——即馮的「官司」與張的「官司」——到底哪家強？

《秋菊打官司》值得再看。我以為，影片好在單純：首先，人物特別少。有名有姓者不過秋菊、丈夫萬慶來、村長王善堂，和李公安、嚴局長、吳律師……還有一個「妹子」，是秋菊的小姑子，連名字也沒有。其次，情節特別單一。打官司是主幹，其他如秋菊難產、王村長張羅送醫院、萬家給兒子擺滿月酒等，都是主幹上長出的枝條。第三，編導意圖特清楚，就一個目的，即塑造秋菊的「認死理」性格。

秦腔「走咧」是影片一個符號，循環往複多次。伴隨每一次「走咧」，秋菊挺著大肚子，由小姑子陪伴著，坐著單車、拖拉機、小四輪、長途大巴……出發，到鄉上、縣城、市裡，或申請複議，或上訴打官司。山道彎彎，風塵僕僕，場景看似雷同，情節在這循環往複中推進，秋菊的擰巴性格也由此步步展現。扔錢的細節出現兩次，很能表現秋菊和王村長各自性格：先是李公安作出調解，判王村長賠200元，村長不服氣，將20張10元紙幣扔在地上，讓秋菊「拾一次給我低一次頭」，秋菊不肯低頭，決定繼續打官司。再是市裡複議，加多50元賠款，村長給了慶來；秋菊認為「不是錢的問題」，將50元扔回給村長，也扔在地上。

其他幾個細節也很好：一是萬家沒錢了，要賣辣子，慶來說不是時候，賣不起價；秋菊說，我不管，我就是要告村長，「要個說法」。二是市裡調解不成，只能由調解轉為走司法程序，需將市法院嚴院長告上法庭。秋菊對吳律師說：我不告嚴院長，他是好人；我就是要村長「給個說法」。三是得知王村長因「輕微傷害」被警方帶走，秋菊迷惑不解，說：我只是「要個說法」，沒說要抓他呀。循著嗚嗚的警車喇叭聲，秋菊跑去看村長，一臉的困惑與茫然……影片於此落幕，一個鮮活的性格躍然而出，終讓「給個說法」成為當年的流行語。

毫無疑問，馮小剛拍《我不是潘金蓮》，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是一根標杆（以下將兩部電影簡稱為《我》和《秋》）。我以為，對待這個標杆，馮小剛一是刻意模仿，一是刻意迴避。刻意模仿的是：片中人都說方言——《秋》是陝西話，《我》是贛方言；濃郁的地方風情——《秋》是黃土高坡，《我》是江南水鄉；大牌明星主演——《秋》是鞏俐，《我》是范冰冰。形式上，馮小剛唯一的創新，是那「小地方圓」、「大北京方」的東東，含意太淺，不提也罷。

而刻意迴避的，是馮小剛不再專註於擰巴性格，將部分心思放在表現官場上。所以，有評論稱道這部影片，說它是現代版「官場現形記」。在這方面，影片確實使了不少勁，光從官員名字就能看出：縣法院前庭長、後院長王公道，前院長荀正一（諧音正義），前縣長史惟閔（諧音為民），加上縣叫光明縣，市名永安市，名字都透著反諷。好像很賣力了，效果並不好，影片並未取得成功。為何？

主要在於編導的游移不定。如前所述，影片既然要刻畫官場，不妨將李雪蓮弱化，因為秋菊在前，李雪蓮再怎麼發力，也是另一個擰巴，另一個秋菊；如將李雪蓮符號化，便可騰出空間來，好好塑造官員。從這一點出發，李雪蓮的殺人戲就很沒必要：這戲除了表現擰巴，還能起到什麼作用？還有，一個女人，僅因官司輸了就要殺人，而且一殺幾個，性格的真實度能有多高？又穿插一件交易，即以身體換取相好男人殺人，真的很噁心，是明顯的敗筆。此外，李雪蓮得知前夫死去，因無法告狀、失去生活目標而去上吊，動機上依然缺乏說服力，自殺顯得荒唐可笑。

由此見出馮小剛的矛盾心理：既想表現李雪蓮，又想表現官場；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以致心有旁騖，分了精力：李雪蓮形象沒塑造好，官員形象同樣沒塑造好。此外，與《秋》只需塑造秋菊相比，《我》從庭長、縣法院院長、縣長、市長及首長，縣長、市長還分前任、後任……這一眾官員都要表現，哪來這麼多篇幅塑造人物、刻畫性格？沒有把五個手指握起來，變成拳頭打出去，結果可想而知。

其實，有兩個官員形象本有基礎，可堪塑造的。一是新任市長馬文彬，總將事情上升到某一高度，如「小大之辯」等，像個官員哲學家，因用力不夠，仍流於概念化；一是縣法院庭長賈聰明，這個人物不錯，可惜戲份太少。賈獻「美男計」阻止李雪蓮上訪，本是志在必得，不料功虧一簣。之前的志得意滿，與之後的垂頭喪氣，被張譯演繹得活靈活現。有人說，有張譯的電影就看，保證不會太虧。如此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現在已不多見。這是題外話了。

除了這個賈聰明，其他官員無一例外地臉譜化，可謂慘不忍睹——形象慘白，不忍睹也。這部「官場現形記」沒有拍好，其原因當與上述的那些有關。馮小剛的「官司」輸了，其實是複雜輸給單純，旁騖輸給專一，臉譜化輸給個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