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情人 | Aeon

作者/James Palmer

姍姍腳上那雙三千多塊的鞋子是她情人給的，而她腳底堅硬的老繭則是她童年的遺贈。「我們小時候在老家村子裡經常赤著腳玩兒」，她告訴我「KTV里的姑娘們，腳都是這樣的。」

姍姍今年26歲，她出身四川的農村，那裡是中國相對貧困的地區，以辛辣的飲食和「辣妹子」著稱，今天的姍姍已經今非昔比。她的情人吳先生將他安置在北京一套「值兩百五十萬」的公寓里。一有機會避開老婆，他就會來看她。這位任職於石油巨頭的國企官員年近五十，為了開發新的油田，他最近半年都在非洲。姍姍覺得無聊，就在網上找了個語伴想提高自己那三腳貓英語。就是這樣，我和她交上了朋友。

姍姍提到吳先生的時候不會稱他「男友」。他是她的「男人」，她的「愛人」，有時她會叫他「叔」。當她提到「男友」的時候，她指的是四川那邊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子，空閑的時候她花大把時間和他發簡訊，每年他們見面兩次。

當了情婦的鄉下姑娘，經歷都大同小異。她十七歲時到了成都，在賓館的KTV里做女招待，之後她去了北京做同樣的營生。幹這一行得取悅男人，要是他們給了足夠的錢，還包括和他們上床。她就是這樣遇到了他的情人，在他們第四次「約會」之後，他提出想要供她生活。

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不難理解：姍姍活潑聰明，身材可人。而對姍姍來說何去何從更是顯而易見。政商圈子在檯面之下經手成捆成捆的鈔票，其中有幾張會跑進她的手提袋裡。姍姍的「叔」替她付房租，給她買禮物，還給她一個月兩萬塊的生活費。這差不多是在北京包養一個情婦的平均價碼。在小一些的城鎮，一萬塊甚至五千塊就已經足夠。在這個「行業」的頂端，一個情婦每天能到手一萬塊錢。

她堅決不讓我去她的公寓，因為周圍住的都是二奶。當地的地產商將那些地方官員和生意人作為目標客戶，期待他們把錢投進北京的樓市泡沫里，那些人將購房視作投資，讓自己的女人住進去。「一半的公寓是空的」，姍姍說，「另一半住的都是姑娘」。每個人都愛傳緋聞，說別人的閑話。要麼關於錢，要麼關於男人。如果被她們看見我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她們會說上一個月。

包養女人在中國的權勢階層中很是平常。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95%的貪腐官員保持著不正當的性關係，這層關係一般建立在提供錢財的基礎上，其中有60%包養情婦。

近期的整治迫使官員們行事更加謹慎，而以前官員們有兩個社交圈子，就像電影《好傢夥》裡面亨利·希爾說的那樣：「周六晚上屬於妻子，但是周五夜一定要和女朋友在一起」。這部片子講述的黑幫故事與中國地方官場不無相似。

小雪和玲玲是姍姍的朋友，她們比姍姍稍稍大幾歲，同樣來自四川，我和她們共進了晚餐。她們都覺得最近遠離了社交活動，這更多是一件好事，可以更加輕鬆。「在以前這是很大一塊工作。」小雪說，在四川的時候她被一個生意人包養。「你得打扮得漂漂亮亮，得巴結在場的重要人物，但又不能做的過頭，讓和他們同行的女人妒忌。但你還是得像這樣……」她眨了眨眼，睫毛微顫，把聲音提高了八度，「哇，你好聰明呀！哇，你的工作好重要！哇，你真的已經55歲了？看起來好結實！」

「我到北京的過程是這樣的。」玲玲補充道，「之前我在（四川）內江和一個官員在一起，當時他們迎接上級視察，來訪的官員中有一位特別喜歡我，就希望那傢伙把我借給他，換取官場上的照顧。於是在內江的時候我和他睡了，然後他就把我帶到了北京。但我們還是處不到一塊兒，就分手了。」

「如果你當官，你一定得養情婦，至少得有個女朋友。」小雪說，「要不然你就不是真男人。我以前有個朋友假扮過別人的情婦。她是一個男「同志」的最好的朋友，那個「同志」的男友是一位官員。那位官員願意出錢請我那朋友和他出去，裝作是他的情人。」

大多數情婦是農村婦女，在被包養前做的都是性工作，KTV、按摩院、夜店是生意往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她們便是在這些地方遇到了她們的包養者。她們工作牽涉到的情感和性一樣多。就像外國有人在網上尋求「女友體驗」一樣，中國男人也喜歡這種虛幻的親密感。「你得變成那個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追求的女孩。」小雪說，「他想要的是你讓他相信，即使他自己不出錢，你還是會和他在一起。」

她指出了當一個情婦與招待客人一晚上之間的區別，後者意味著儘可能地服侍好客人，以男人的需求為先。當情婦則不然，「如果你一直對他太好，他會知道這不是出於真心。如果他盯著別的女人看，你得表現出嫉妒，一晚上跟他慪氣，直到他道歉為止，這樣他才知道你是在意的。」

俗話說「老牛吃嫩草」

鄭甜甜是紐約州立大學的一位社會人類學學者，為了博士期間的研究，她在大連一家KTV里做了兩年的招待。「人們眼裡最有能耐的男人能在情感和肉體上控制著女招待，對她們任意剝削，最後拋棄她們。」她在《紅燈》(Red Lights)里如是寫道。這本令人驚詫的書記錄了她的親身經歷。不過女人也同樣精明。書中的一位受訪者評論說：「我寧可當情婦也不要結婚，因為當情婦掙得多得多。」

但另一方面，儘管他們不得不將戀情隱藏，不被別人發現，雙方依然迫切尋求真實的感覺。在《紅燈》里，作者所描繪的男人看重與花錢買來的女人之間建立誠摯與友情，女人「在手與腕上划下傷疤」，以此「提醒自己正在參與一場無情的遊戲」。

姍姍平常同「叔」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沒大沒小，親熱又輕佻。但當他在非洲的時候，姍姍有點擔心。「半年的時間很長。」她說，「你覺得他會不會跟黑人姑娘上床？我覺得不會。那裡女人都有艾滋病。他不會騙我的，對吧？」

受過教育的城裡姑娘一樣可能當上情婦，但講究實用讓農村女人們的生活比前者過得更滋潤。城市裡的女性一般通過日常工作結識年長的男性，他們的情人關係始於真正的相互吸引。她們未曾失足因而保持了「純潔」，所以他們比鄉下姑娘有更高的市場價值，在高端場合也更容易被別人認可。

進一步的區別則在「二奶」和「小三」兩詞當中。前者知其本分，後者則試圖迂迴周旋於情人與其妻子間，想要造成離婚並取而代之。實際中這兩個詞可以相互代替，但個中差別對於意圖將自己與她們農村出身的「同行」區別開來的城裡姑娘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大多數小三有穩定的工作，學歷比二奶們要高。小三想要和情人結婚是因為她們投入了許多，包括她們的青春和感情。」說這話的人專門為第三者創建了一個網站， 在理查德·伯格的《紅門背後》（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里有所提及。

根據我個人經驗，那些女人中的多數從未期望嫁給自己的情人。一位姓虞的都市女性曾告訴我：她有錢，她家裡足夠富裕，她還有一套自己名下的公寓。她就是願意當他的情人，這樣他除了老婆之外就不會有別的女朋友了。

溫女士今年四十齣頭，她燙頭髮，塗指甲油。她也曾見識過那條難以逾越的鴻溝。當時她是北京一個年輕的上班族，和一個身家上億的房地產老闆約會。「我清楚他有老婆，」她說「我並不傻。不過我錯以為我是他的二奶，而且他愛我。後來我發現在城市各處他還包養著其他三個女人。我是他的第五個女人，而不是第二個。」

與其說姍姍和她的朋友們是受害者，不如說她們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她們機巧地利用這這些權勢人物的脆弱之處 ，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農村出身的情婦們可能更多地關心銀行賬戶里的數目。婚外戀情若是始於感情，擦出過火花，則可能造成戲劇性的結果。「我從未想到我所深愛的，和我過了四年的人最後會成為敵人。」26歲的紀英男在13年7月接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採訪時這樣說道。在這之前，她曝光了其情人范悅的貪腐行為。范悅是國家檔案局的副司長，依託職位之便他得以負擔平日的奢侈開銷和兩人的出國旅行。

他們結識的時候，范悅已經步入中年，紀英男只有22歲。正如俗話所說：「老牛吃嫩草。」在所有類似的戀情當中，年齡差距總是令人沮喪。在高檔餐廳里，我喜歡觀察周遭的成雙成對的男女，猜測女伴「是情婦還是女兒」。連那個蠟像似的前任總書記都被謠傳說有一個比自己女兒還年輕的情人。

另外，一些年輕的中國女人正把自己變成小孩子，多半是以整容手術的方式來模仿日本動漫里大眼睛的女主角。年長些的男人很吃這一套，那憔悴的容貌，和那待哺幼兒似的做作的撒嬌，都能撩撥起他們的興趣。在他們的私照上，那群姑娘個個都像是只有十四歲，男人們在她們旁邊一起玩著幼稚的遊戲或者正沖著鏡頭做鬼臉。

我猜測是那天真無辜的模樣能讓男人更加相信他們的情人是真誠的，並讓他們以為自己是在給她們提供保護，而不是加以利用。與我交談的過的都市女性遠比姍姍她們要相信這點。對於前者中的大多數來說，那種提供保護的情人或者父親的角色，和那種給人寬慰的形象，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和他在一起我會一直很安穩，」某位女性如是說，「我太喜歡他了，在他生日那天我居然請了另外一個女孩，給他安排了一次三人世界。是我自己掏的錢！」

中國男性對情婦相當熱衷，部分可以歸因於根深蒂固的文化性的社會期待。事實是，中國的傳統道德在男性忠貞這一點上連表面文章都鮮有聽聞。不過，現代化改革的領導者往往挑出妻妾制度作為中國落後的標誌來批判，並呼籲女性承擔更強的角色。像現代中國的第一位總統孫中山，還有第一位主席毛澤東都說過類似的話，可他們都曾把十幾歲的新娘按在床上。（譯註：毛澤東的元配在羅氏比毛大四歲，結婚時十八歲，孫中山的元配盧慕貞比孫小一歲，結婚時十七歲。）當下的情婦問題看上去有點像是回到了遙遠的過去。但其實這些不過是借口：在任何一個像中國一樣由男性主導支配的社會，外加精英與窮人間巨大鴻溝，結果都是掌權的男性佔有年輕的女性。

而且，與其說姍姍和她的朋友們是受害者，還不如說她們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她們機巧地利用著這些權勢人物的脆弱之處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我欣賞她們。在這個體制中，女性面臨著深刻的不公正。性從業者，年輕女孩，還有出身農村和家境貧困的姑娘們，找到了一條自己的路去獲得自己所能夠得到的東西。儘管這要付出情感的代價，但她們似乎能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沒錯，她們用來過日子的錢並不幹凈：她們情夫變戲法變出來的鈔票往往來自被挪用的公款，或者是從他處勒索到的賄賂。但是那些大酒店，奢侈品商店，房地產商和其他千百萬中國人和外國人不也都一樣，樂於利用中國精英鋪張的消費習慣賺錢。

我遇見的那些農村女人都是幸運兒，她們一貫聰明、漂亮、風趣，明白世人皆自私，或者說就是運道夠好——在年紀尚輕時逃離了中國充斥著粗野暴力，被有組織的犯罪所控制，每天面臨強姦和毆打危險的性行業，之後的處境至少為她們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和能動性。

即便如此，權力、金錢和美色的交集仍然有毒而且危險。情婦可能會身陷囹圄，甚至更糟。2006年，北京房山區官員許志遠為了「瑣事爭執」雇自己的司機勒死了他的情婦。2007年，濟南市人大官員段義和指使他的侄女婿用炸彈引爆了其情婦的轎車。而在2011年，一個北京處級幹部羅少傑派他的助手將其情婦謀殺並碎屍，原因是後者威脅要舉報他貪污。

大眾媒體將情婦形容為「紅顏禍水」，談論她們邪惡、害人的本性

「我認識有姑娘會被打，」姍姍告訴我，「不過我的男人絕對不會做那樣的事。他心地很好。他深愛著他的女兒，經常給我看她們的照片，還跟我講她們在學校里的事。」

在網路時代，情婦還冒著其他的風險，尤其是在當下，選擇性墮胎導致年輕女性數量比男性少，也就意味著總有一群男青年飽受性壓抑之苦。「蕩婦羞辱」（slut-shaming）在中國的網路上相當常見。女性一旦被憤怒的前男友或者情人的妻子曝光或者揭發，她就會發現謾罵和侮辱排山倒海般向自己湧來，連自己的單位甚至父母都會收到這類留言。

最近的反腐行動由新任領導人發起，可謂大張旗鼓。但那不過止於三公消費這樣的簡單目標，而真正的力氣則用在關照那些可能威脅到權威的異見者、舉報者和新聞記者身上。和過往的反腐運動一樣，情婦成了實用的消遣。她們滿足了大眾對醜聞的渴求，又不會對中國的權力運作模式造成挑戰。大眾媒體將情婦形容為「紅顏禍水」，談論她們「邪惡、害人的本性」，意思好像是若不是受到女人引誘，這些可憐的官員就不會去品嘗貪污的禁果。

一方面是公眾的聲討，可另一方面，講究實用與機智狡猾讓有些情婦成了民間傳奇。比如現年五十歲的李薇，從雲南邊境窮鄉僻壤的一個越南難民到後來成為坐擁億萬資產的富翁，她藉助了十幾位權貴的幫助。「那些女人多麼聰明啊！」我那體面的女房東如此評論道。「現在啊，女人得自己打理自己的錢。」揭發情夫貪污的情婦會獲得稱讚，有時是嘲諷，有時則非然。甚至連人民日報都對前者表示了勉強的讚賞。

儘管如此，公眾依舊熱情地對情婦報以聲討，這促使她們中的一些提早從這個危險的行當里抽身而出。尤其對那些農村出身的女人來說，當情婦永遠只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我有一個主要的受訪者，被一個有錢人包養超過七年，」鄭甜甜在郵件里告訴我，「他的情夫以她的名義在上海市中心買了房子，把一門生意交到她的名下，他甚至還給她父母在鄉下老家附近的城裡買了房子。她父母現在經營著自己開的店鋪。至於我那個受訪者自己，她在離開那男人兩年之後去學校里讀了一張教師資格證，在那兒她遇到了理想的伴侶（據她自己說），一年之後他們幸福地結了婚。」鄭甜甜注意到大多數女性「在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之後結束了關係。然後她們操持著自己的生意，同時尋找結婚的伴侶。」

或者是像姍姍那樣，她們把手頭的錢轉化成存款和投資。「你覺得採礦行業前景好么？」姍姍有次問我。「我朋友的表兄在陝西一個礦井裡有股份，她想讓我也投十萬塊進去。」和其他姑娘在一起的時候，她會討論股市和樓市，以及如何弄到香港的銀行戶頭。

當情婦有機會結識很多人，有時能因此獲得豐厚的回報。在發現她情人有其他三個情婦之後，溫女士將先前在社交場合與對方的朋友建立的人脈轉化成了她自己的房產合同。現在她在海南和上海各有一套房，在北京有兩套。她的情人和她有了一個兒子，因此他給了她一筆慷慨的分手費。這樣的結局很少見，一般孩子都會被打掉，或出於自願或者不是。

「你知道王老闆么？（一個建築業富豪）」李小姐問我。李小姐是一位中年女商人，也是我的朋友，她對各路八卦緋聞了如指掌，並且善加利用。「他幾個月以前在聚會時上了一個ktv小姐，現在他收到那姑娘的簡訊說她懷了他的孩子。可她又一直躲著不肯見他，直到那孩子落地。這樣他就沒法逼她把孩子打掉。王老闆的女兒在哈佛讀書，但他另一個兒子小時候得了腦癱。於是她說她願意給她一個健康的兒子，她也沒想和他結婚，只是希望他們倆的兒子得到照料。當然了，錢不能少。」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錯。」李小姐說，「女人得自己給自己找出路。男人從來都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