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爾夫那裡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 Betty Jackson

1975年，我還是一名大學生，那時我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名治療師，我所學的專業能夠讓我成為一名教師，如果要畢業，必須完成人文學科的學習，所以在我的學院中，也會提供榮格的理論和技術（夢的工作）課程，我發現這樣的學習讓我很興奮。我所在的學院安排去蘇黎世訪學的項目，我覺得很有趣，想去參加，但同時心理又會想：這和兒童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對去蘇黎世的項目有些遲疑，但是項目負責人非要讓我去，並且向我保證一定會有與兒童有關的課程，那是一個關於遊戲治療的研討會。後來，我還是答應了，就在到達蘇黎世的第三天，我與多拉·卡爾夫相遇了，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覺得自己就像桃樂西落到了神奇的世界一樣。

我不了解中國的心理學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在美國，格式塔心理學很流行，我記得格式塔的空椅子技術，雖然我心中有些糾結，但還是嘗試了，我覺得很可笑，竟然要對著一個空椅子聊半天，我想這個技術並不太適合我。另外一個療法叫「原始吼叫」，是為了與內在嬰兒產生聯結。在這個小組中，就是讓我們打滾，回到嬰兒的狀態，我們被鼓勵拿著柔軟質地的棒子，攻擊組裡的其他人，把內心的憤怒表達出來，我覺得這個療法也不適合我。雖然現在是談笑著說出這些來，但當時嘗試的時候是很辛苦的。

在卡爾夫那裡，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她的沙盤室與我原來的想像完全不同。我當時22歲，卡爾夫一直在房間里陪伴著我，我的腦海里突然出現了一句話：我的命運找到了我。那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我知道我的命運需要我成為一名沙盤遊戲治療師。

在三個月的訪學中，每個學生都需要每兩周做一次分析，我要求做沙盤遊戲分析，指導員同意了，但前提是這裡的大學接收我。這時，我做了一個重要的關於卡爾夫的夢，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她，想和她做分析。卡爾夫的第一反應是遲疑的，她說她的分析費很貴，大概100法郎一小時。但是我的內在是堅持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夢告訴了她。後來，卡爾夫答應了。我從22歲開始與卡爾夫進行分析，這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與多拉·卡爾夫進行了八個月的分析。回到美國後，我獲得了碩士學位和各種執照，只要能讓我成為沙盤遊戲治療師的條件，我都願意做。在那個年代（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沙盤遊戲治療協會。在科羅拉多州（我居住的州），沒有人聽說過沙盤遊戲治療，更別說提供這樣的幫助了。所以，我就開始自己收集沙具。過了幾年，我成為了學校里的心理治療師，我用卡爾夫教過的方法與學校的孩子進行工作。過了13年之後（1988年），我有機會返回蘇黎世與卡爾夫繼續進行密集的分析和訓練。

在與卡爾夫分析期間，我們有很多的交流和對話，大多是關於她以前的故事以及她如何發展起沙盤遊戲來的。

卡爾夫曾說，沙盤就是一座橋樑，連接著西方的心靈和東方的文化。還有人說，沙盤遊戲是西方人的心靈在東方的實現。

沙盤遊戲技術的哲學在卡爾夫看來是坦然面對，這樣的一種實踐方式與自我的實踐方式完全不同，它不會給予指示。沙盤也是意識和無意識的橋樑。東西方文化的主題一直貫穿卡爾夫的一生。卡爾夫對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都感到很驕傲，因為她的兒子和孫在也在朝著這個方向（將東西方連在一起）努力。

皮特雖然是一個瑞士商人，但是和一個印度尼西亞女子結婚了，住在雅加達。卡爾夫的孫子（皮特的孩子）就成為了東西方結合的象徵，每年夏天，他們從雅加達到蘇黎世拜訪卡爾夫的時候，她都會非常開心。馬丁在蘇黎世接受了與宗教有關的訓練， 卡爾夫開創的文化也在馬丁身上得到了傳承。卡爾夫和馬丁達成共識：在屋子旁邊開設一個禪修中心，卡爾夫每天都會花一定的時間打坐。

有一天，我問卡爾夫：「你內在到底認同什麼樣的宗教？」卡爾夫說：「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我對佛教的教義很開放。」所以，卡爾夫將東西方結合在一起，這樣的故事也讓我想起榮格的故事。

我記得卡爾夫在1961年的時候做了一個夢：榮格邀請卡爾夫參加一個晚宴，當她正在走向去往晚宴的路上，她期待看到桌子上放著盤子和銀制的刀叉，但是令她出乎意料的是，桌子上放了一對白色大米，這時榮格走到她的身邊，指著這堆大米對她說：永遠不要忘記，永遠要嘗試探索東方文化。第二天早上起來後，她就得知榮格在那天早上去世了。所以，她就把這個夢視為榮格的臨終遺言和囑託。她一直嘗試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卡爾夫和禪宗也有很大的淵源。

20世紀60年代之後，卡爾夫的名聲開始傳播，所以就受邀到很多地方教授沙盤遊戲。她第一組教授的方式也是讓大家做成一個圈，有她的家人，國際協會的成員，以及來自夏威夷、日本的學生。這對卡爾夫非常重要，因為她看到這是全球多元文化的聯結。後來，大約80歲的時候，她找到了教授她冥想、打坐的老師，她問這個老師：我該做一些什麼準備來迎接自己的死亡？是不是我應該終止自己的沙盤遊戲實踐，然後從早到晚打坐呢？老師說：「絕對不要這樣做，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打坐。」後來，她遵從了這樣的教導，一直在工作，直到84歲得了中風，幾個月後就去世了。

我去蘇黎世參加她的追悼會，見到了皮特和他的妻子。當卡爾夫的遺體火化時，他們正要離開這個屋子，有個人說，我們需要點一些蠟燭，（他們需要點燃蠟燭，創造一種冥想的情境）然後所有的家人就開始找蠟燭，當他們把所有蠟燭找來的時候，皮特說：「我們應該數一數蠟燭的數量」，然後發現正好有84根。這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共時性事件。

從科羅拉多州到蘇黎世參加卡爾夫追悼會的時候，我想我應該帶一些花過去，在我腦海中出現的是鮮紅的玫瑰花意象，也許這是一個正式的意象。我不會說德語，在路上遇到一個花店，我一進去就遇到了我腦海中的花，但不是很新鮮（也許快要枯萎了），在這束花的旁邊有一束橘紅的盛開的玫瑰花，也許這個顏色對葬禮來說太過鮮艷了。到底選哪個呢？這時店員走過來，並且感覺到我正在焦慮地做抉擇，她說：「難道你要獻給卡爾夫女士嗎？」我說是的，然後她指著那束盛開的玫瑰花，用德語說：這束吧，這就是為卡爾夫女士準備的，這樣的花對於卡爾夫來說是很美的，很適合她。因此，我就帶著這束鮮艷的玫瑰花來到了追悼會，並且放在很多花的旁邊。

在追悼會的現場，越來越多的聚集，我發現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追悼會也是非常明顯。追悼會是三個牧師和喇嘛共同完成的。後來馬丁、皮特和他的妻子帶著卡爾夫的骨灰過來了，骨灰盒上蓋著白色的布（唐卡，用來打坐的布）。然後，他們挖了一個洞，將骨灰盒放到洞里，這時，當地的牧師走過來，說了一些基督教的祝福，喇嘛做了經文的唱誦。東西方儀式不斷交互，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美妙的意象。所有到會的來賓都捧一捧泥土撒到洞里。葬禮之前，還有一些來自教堂的服務。當時，我陷入了半夢半醒的狀態，我看到教堂五彩的玻璃。腦海里一直在看玻璃窗上出現的象徵：十字架、瑪利亞、羊，我心裡想，這是陰和陽的象徵嗎？我從來沒有在這樣的一個教堂里看到這樣的景象，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景象。追悼會結束後，我們來到卡爾夫的住處，有一個晚宴。晚宴的氛圍不是悲痛沉悶的，而是歡樂的、積極向上的。對我來說，能夠認識並跟隨多拉·卡爾夫學習，給我帶來了深深的觸動。

我的腦海里還想到了另一個故事。1988年，我和我的丈夫到達蘇黎世想要和多拉·卡爾夫接受一個更加密集的訓練，當時卡爾夫正在幫我安排公寓，這間公寓與卡爾夫的家很近。我們可以做飯，並且邀請卡爾夫共進晚餐，這對我來說就像邀請上帝共進晚餐，當時我很緊張，但我很想給卡爾夫獻上這樣一份禮物，所以吃完晚飯後，我就和卡爾夫講了很多故事。不經意間，卡爾夫就提起了對沙盤遊戲這個詞的看法，她希望自己想出另外的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會讓人覺得是兒童玩的，雖然她的來訪者大多是兒童，但還是有一部分成人（小朋友的父母）也會對這個產生興趣。所以，卡爾夫就開始進行了一些嘗試，發現沙盤遊戲也是一種很好的與成人工作的技術。她希望自己能夠想出一個名字，不僅僅把沙盤遊戲和兒童治療聯繫在一起。

我問卡爾夫：「如果不用沙盤遊戲，那我們用什麼名字呢？」卡爾夫閉上眼睛想了一會兒，睜開眼睛的時候，她說：「一種生活的方式。」

對於我來說，這是從卡爾夫那裡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如何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