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聞丨用心理學告訴你 辱母案中該關注什麼

有人說，在這個時代一個社會事件能引發大量討論，其一定擁有以下特質：物質與人性。而最近最火的事件要屬「辱母案」的審判。其中的「辱母情節」，完全站在了我國倡導的人倫以及公理的對立面。而正當防衛的受害者，因為捅死人變成了犯罪者。也成為了大家熱議的話題。

案情回顧：

4·14聊城於歡案是指2016年4月14日，發生在山東省冠縣的刑事案件。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催債隊伍多次騷擾女企業家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蘇銀霞。2016年4月13日，吳學佔在蘇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其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

2016年4月14日， 警察接警後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於歡看到警察要走，情緒崩潰，站起來試圖衝到屋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母親被索債者當面凌辱，兒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簡單的描述，凸顯的是此案引來輿論嘩然的原因：當一個人或其近親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凌辱時，奮起反抗造成一定後果，司法應該如何認定這一行為？

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更多考慮。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樣的倫理情境，讓很多人在討論這一案件時，不僅基於法律來做出自己的判斷。還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於歡在面對「辱母」事件時他的心理活動有哪些。

其實從忍耐到殺人的階段，於歡的例子完全適配悲傷 (grief) 五個階段：

首先，否認（失落） DENIAL

一開始面對要債者對母親的侮辱，我想於歡是「敢怒不敢言」。因為面對十幾人的「圍攻」，於歡有再大的力氣也是束手無策的。

憤怒 ANGER

對於要債者多次對母親進行「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於歡的做法是伺機而動，尋求旁觀者的救助。

協商（迷茫）BARGAINING

在想要好好交涉時，得到的反饋卻是要債者犯罪升級。

絕望（消極） DEPRESSION

警察的不作為導致了於歡拿起水果刀刺向侮辱母親的人....

至於悲傷五階段最後的接受 （ACCEPTANCE），我想一定是於歡在關押期間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可死亡已經構成，似乎接不接受也都是不能拒絕的。

按理說，殺人償命是應該的。但當至親之人遭遇侵害時，自己能以怎樣的方式去保護他們？當巨大的凌辱降臨在自己或者親人身上時，是忍受凌辱還是挺身抗暴？當處於無法逃脫的困境中時，要如何維護自己與親人的尊嚴？

我覺得法律不僅關乎規則，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關乎回應人心所向、塑造倫理人情。它不該是冷冰冰的照本宣科，而應該是蘊含著許多人的倫理訴求和情感訴求。

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於歡的行為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行為，更是一個倫理行為。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看，回應好人心的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社會輿論似乎更能接受的結局是：事情圓滿結束，各方都很滿意。然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起到的作用是推波助瀾？還是添亂？真的不得而知。但我想這次的事件，真的該引起有關部門對高利貸這個沒有被法律賦予罪行名詞的重視。

法律是賦予了你不受別人侵犯的權利，但同時，你也要有保護自己的意識。如果當不法侵害來臨時還在想著殺人犯法，那麼你被犯罪分子打死都真的不為過。

輿論的力量大嗎？很大。但更多時候輿論把社會事件，當作了每日準點播出的電視劇。反正那些事情都是事不關己，圖個熱鬧，最後也就這樣無情的散了。

最後以我很喜歡的和菜頭名為《七天定律》一文中其中一段話作為結尾：

168小時之後，又是一周的周四或者周五，百無聊賴的人們翻看著網路新聞。一周前發生的事情看起來已經是十年前的舊事，讓人在平靜中倍感無聊的煎熬。就在這時候，「叮」的一聲，新聞到了：《明星XXX爆出婚內劈腿，實拍與小三開房通宵不歸》

新的七天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