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她放棄自殺的不是家庭和友誼，而是被遺忘的她們

05-09

插畫師：補藥臉

「那時候總覺得活著很痛苦，很累。」在接受訪談的時候，小嵐不止一次提及自己從中學開始就經歷的抑鬱時期。

小嵐來自雷州，皮膚黝黑，講一口粵式普通話。22歲的她已經外出打工7年了。

家和親人未必是港灣

14歲那年，她決定離開自己的家，和堂姐堂妹一起來到了深圳打工。這裡還有她的在外打工多年的表姐，可以照應她。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做電子煙的電子廠做流水線普工。一到周末，她就會去表姐的廠里學做模具。

「模具廠很臟，雜訊很大，我每次都會把手搞得很臟。但是我挺喜歡的。因為車間里雜訊很大，所以我不需要和別人說話，表姐找我說話，我就假裝聽不到。」

光是想像一下這種工業噪音，我也會不自覺地皺起眉頭，下意識地感到神經緊張。但是在她眼裡，這種噪音卻是逃避與別人交流的好地方。

小嵐有三個哥哥。他們都和小嵐一樣，沉默寡言，兄妹間也很少交流。

「我的父母平時很少和我們說話，卻總是要求我們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TA們很怯懦，每次被村裡人欺負，TA們只知道忍。」在小嵐眼裡，哥哥們和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傾訴內心世界的對象。

在富士康工友跳樓事件發生之後，關於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健康研究漸漸豐富起來。早期對外出務工者的研究基本上有一個相似的結論：家庭和親人給打工者提供了首要的精神支持。

社會網路分析中的強關係與弱關係理論認為，人際關係的強弱可根據交往雙方的互動頻率、情感捲入程度、親密關係和互惠交往次數四個指標來測量。雙方交往次數多，感情好，就會形成親密關係的強關係，不緊密或間接聯絡的社會關係是弱關係。早期的研究通常把親人，朋友定為強關係，而同事和其他人定為弱關係。

社會網路分析強弱分析示意圖

這些深奧的研究成果，小嵐不會讀到。就算讀到，她可能也會發出冷笑。因為家一直是她想要逃離的地方。這也符合最近學者們對新生代外出務工者的研究發現：和老一輩的外出務工者相比，新生代的TA們有更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獲得他人認可的意願。社會交往越積極的TA們，獲得的社會網路支持就越充分。

可以聯想到，因為童年的不愉快而拒絕與人交流的小嵐，並非不需要與人交流。相反，她是一個內心世界矛盾而複雜，情感豐富而糾結的人，她渴望被關心，渴望朋友。

唯一信任的朋友欺騙了我

在外出打工的第二年，小嵐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貴州大姐。

「她是我在做第一份工作時認識的。那時候我剛進廠，因為年齡小，活兒又不熟練，一些老員工就會欺負我們新來的，經常罵我們。但是，和我在同一條流水線上的貴州大姐就對我很照顧。」後來，小嵐還和貴州大姐一起外出合租房子了。

但說是合租，房租卻都是小嵐一個人交的。那位貴州的大姐從來不提、不主動交房租。靦腆的小嵐也不好意思問貴州大姐分攤租金。小嵐經常為兩人買菜做飯，甚至會幫大姐洗衣服。

聽到這裡，我大概明白了：這不過是一個在外打工多年、喜歡佔便宜的大姐，看中了小嵐的單純和天真，在她那裡蹭吃蹭住而已。

但在那時候小嵐只知道大姐對她很好，渴望被關心的她很珍惜這個朋友，所以從來都不敢提房租和水電費的事情。

兩三個月之後，貴州大姐告訴小嵐自己懷孕了，同時又驗出了甲亢，需要錢回老家治病。於是小嵐把自己僅有的2000塊錢積蓄全都給了她。

然後那位大姐就徹底消失了。她還把小嵐的QQ拉黑了。

大姐傷害了她，刺痛了她那顆脆弱敏感的心。

「在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拒絕與人交朋友，我對所有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我甚至敵視他們。」時隔7年，小嵐在談及這段被騙經歷時依然有點激動。

被欺騙，似乎是每個初次外出打工者都逃脫不了的「宿命」。

身無分文的小嵐通過各種方式找貴州大姐，甚至守在她丈夫打工的廠門苦苦等待，期望能從她丈夫那裡拿回這筆錢。但是，無論她用了什麼辦法，她也沒有再見過貴州大姐和她老公。

走投無路之下，她只能哭著打電話跟媽媽說自己沒有生活費了。她不敢和媽媽說自己被騙了，因為那樣媽媽就會要她辭職回家。她只好編了個謊言說自己把錢給丟了。

貴州大姐離開後，小嵐開始失眠。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只看一些無聊的電視劇、綉一下十字綉，消磨時間到凌晨。然後昏沉沉睡兩三個小時，起床去上班。她從不和廠里的人出去玩，整天整天地不說話。

因為丟了錢又不肯回家，她和媽媽在電話里爭吵了幾次。之後，她也不想再給家裡打電話了。

正處于敏感脆弱人生階段的她，關上了自己的內心世界，還在外面裹了好幾層防護，孤獨地蜷縮在裡面。

她們的出現拯救了我

一個人在異鄉的孤獨無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廠里的工作忙碌、緊張卻又重複、無聊，外出打工的第二年，15歲的她每天麻木地往返於流水線和出租屋之間。

有時候，她會一整天情緒低落，也曾經想過自殺。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世界拋棄過無數像小嵐這樣背井離鄉、把絢麗的青春消耗在流水線上的少女。她們也曾天真爛漫，她們也曾對未來充滿無限想像。

2013年，在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班路上，小嵐隨手接過一個人發的一張報紙。這種在街邊發的小廣告，小嵐已經習以為常——她猜拿到手上的，多半是婦科私人診所廣告吧。

她下意識地接過了那份報紙，走了幾步正準備扔掉時，「招募義工」四個大字讓她的神經緊張地抽動了一下。

她想起小時候爺爺告訴她，「義工」是做志願者，是幫助別人的，是好人。這句話在她的心裡埋下了種子，她小時候也很想以後可以做義工，想去幫助別人。到深圳之後，她曾經想到共青團深圳市委發起的義工聯做義工。但是因為要填很多資料，她覺得太麻煩，便放棄了。慢慢地，她已經忘記了這個小小的願望。

然而，這份無心卻又似乎命中注定的報紙讓這顆種子破土而出，發了芽。即使她無助，孤獨，漂泊，內心純真善良的她依然有去幫助別人的衝動。

帶著好奇，她申請加入了報紙上提供的QQ群號。因為被欺騙的經歷，這次她學聰明了。連續好幾個月，她都只是暗地裡觀察群里的工友和義工的聊天，從不發言。

年底，小嵐想換一份工作，多學一點技能。但是工廠不肯放人，還威脅要扣她工資。這是很多打工者都曾經闖過的「辭工難」大關。百般無奈之下，她帶著試一試的心態打了那張傳單上的機構的諮詢電話——這個機構就是後來改變了她整個精神狀態的機構：手牽手工友活動室。

在手牽手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小嵐如願辭職，拿到了屬於自己的勞動報酬。這次經歷讓小嵐放下了內心的防線。但即便如此，如驚弓之鳥的她還是繼續在群里觀察了半年多，才真正參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義工活動。

本文照片來源：網路

「那天好多人啊，把我嚇到了。」小嵐回憶說。那時候，工作人員組織大家玩遊戲相互認識。「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聲音很小不想說話，基本上是之前和我聯繫的工作人員幫我說的。」

花了一個半月，小嵐才慢慢放下戒備，開始對這群熱情、友好的人產生信任。她也開始和人聊天，開始交朋友。

「我會和手牽手的夥伴們一起學習勞動法知識，一起做外展，給路過的工友做勞動法知識普及，一起發報紙，一起去探訪工傷工友。」回憶那段時光，小嵐連說話的語速都輕快了很多。

也就是那段時間，她內心裡想要自殺的念頭在慢慢消解。她看到工友們在義工的幫助下追回欠薪，她看到遇上家庭暴力的工友們在大家的團結互助下脫離險境，她和大家一起探索作為一個女工人所經歷的性別歧視和自我成長，她結識了可以真心信任的朋友——也是和她一起共同進退，助人互助的好夥伴。

然而好景不長，就在小嵐重拾對人生的期望時，這個機構卻因為各種眾所周知的原因被逼遷，直至關停。

手牽手搬走那天，小嵐向工廠請假想去幫忙。工廠不批假，傷心又著急的小嵐和主管大吵了一架，辭職了。在小嵐看來，工作在哪裡做都一樣，這份工丟了再找一份就是了，可是這麼好的機構，關閉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儘管工友們儘力爭取，手牽手工友活動室最終還是關閉了。她很崩潰，失落地離開了深圳。

不回頭地漂泊

「從那以後，我的抑鬱情緒又開始反覆出現，甚至比去手牽手之前還糟糕。」

小嵐努力地尋找下一個「手牽手」。她輾轉廣州、深圳各個有類似的公益機構的地方，也認識了不少工友，但是她始終沒有辦法在一個地方待很久。

「她是一個浪子。」周圍的朋友都這樣形容小嵐。

就在我們訪談的幾天後，她又離開了這個她待了不到半年的地方。她說：「我會先在廣州待一陣，之後也有可能會回家，但是也不能確定……在深圳每天上班的時間很長，工資卻很少，花了很多錢租房，洗手間很臟，不通風，還會有臭蟲……我不覺得這城市的公交車、現代化和我有關係，我的生活軌跡就是從工廠到出租屋。那些高樓大廈讓我覺得壓抑。」

在她離開深圳的前一晚，我們去唱K。平時她很少肯開口唱歌，那天她唱了張震的《再見》：

我不能答應你，我是否會再回來，不回頭，不回頭地走下去……

這個22歲的資深打工女孩哽咽地唱完這首歌，準備邁進下一階段的人生冒險歷程。

生活給人出了很多難題，再多的理論框架也無法為我們提供解決這些難題的答案。人總是細膩而複雜地和身邊的一切發生聯繫。家庭被認為是打工者首要的社會支持，卻總有可能因為教育、溝通、文化習慣等因素，成為情緒壓抑的源頭；友誼雖然被人歌頌無數遍，但如缺少共同價值觀和誠懇真摯的互動，也會無可避免地成為傷害心靈的刀刃。

而這些真誠地服務工友的機構，默默地牽著工友的手在陌生的打工城市中闖蕩，成為工友們最堅實的精神支柱和心靈港灣。團結友好，互助互愛，用集體的火光照亮每一個孤獨的心靈。

可惜TA們的貢獻卻常被忽視或誤解。被消失的工友服務機構，甚至慢慢地在被遺忘。

＊參考文獻《社會支持和精神健康——基於廣東六市新生代農民工的實證調查》，張蕾，常媛媛，《西北人口》2014年第5期第3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