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中國的城市傳統文化的恢復是相當的悲觀,幾乎沒有可能

「中國縣城,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每一座城市都變成了高樓大廈的樣子。可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已經徹底崩潰了,只剩下一點渣滓。」

著名建築師、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王澍在2016年「TEDx上海」活動中,呼籲城市向鄉村學習。他說,他對中國的城市傳統文化的恢復感到悲觀,但是中國的鄉村文化還有可能搶救。

(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 王澍)

(以下摘錄自王澍演講內容,根據Wonderworks提供的實錄整理,有部分刪減)

我出生在新疆,但是我的童年是在北京的衚衕里度過的。2012年五月的某一天,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了普利茲克獎。我在拿到了那個獎之後,讓一輛專車跟著我,一直開到我小時候住的這個衚衕,就是我的家,當時我的這個家正在被拆除。原來我記得它是個歷史保護區,但是為了一個更加高大的目的,國家要在這修一個新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我們家就被拆了。

中國縣城以上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每一座城市都變成了高樓大廈的樣子,我們大概覺得自己已經超越了美國。可是,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已經徹底崩潰了,只剩下一點渣滓。

中國人要的未來到底是什麼?你跟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曾經深愛自然的一個國家,怎麼會走上這樣一種方向?在巨大的高樓大廈之下,普通人的那種卑微的日常的可愛的小小的生活還有沒有價值?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呆在杭州。

杭州人喜歡說杭州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半邊山水半邊城」,也就是說中國人對城市的一個基本的看法是,建築只佔一半,還有一半應該是風景,兩個加在一起才是一個城市的概念。

在過去的20年里,杭州擴大了10倍,也就是說現在城市的建築和西湖的比例是10:1。當然我們還是幸運的,至少還有個西湖,如果沒有西湖存在的話,我想我就要逃離這個城市,我要找一個我覺得可以住的地方去。

中國人一直有一種幻想,認為中國的文化在城市裡毀滅之後就可以到鄉村去找。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每一次城市被毀滅之後,我們就到鄉村去把我們的傳統找回來,把我們的那種對自然的感受找回來,把我們的手工藝找回來,把我們生活里中國的那種味道找回來。

(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那麼找的回來么?

浙江的鄉村有4萬個,在過去的10年里被徹底拆毀的有1萬個,剩下的 3萬個裡面被列入保護名錄里的只有1000個,也就意味著剩下的2萬9千個都可以隨便拆,每天都在拆。

所以這是個問題,我們想像的那個羅曼蒂克的鄉村還在不在?在過去的10年里,我帶著我的工作室,我帶著我的學生,在整個浙江省進行調查。中國很大,我覺得浙江省就已經很大,我們先把浙江的事情搞清楚。

如何在當代中國現實中,重塑鄉土的文化身份?

城市化是否是唯一的發展出路?這裡面是有一些問題的,我對這個事情一直是有疑問的,我們一直講城市化,我們想像的全世界都是一樣的,結果回來發現,只有中國是這樣的。

那麼傳統到底還有沒有價值?我們看到那種自然的、生態的(東西),對今天到底還有沒有價值?傳統的建築都是手做的,在今天全部用機器的時代還有沒有可能?

我想走的一條道路,我稱之為充滿差異性的更親近自然的道路。因為最可怕的是搞出一種新的中國風格,又是一種概念化。因為真正中國的東西是非常豐富的,非常有吸引力的。當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城市,因為城市在中國太強勢。

(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我們在杭州做的中國美院的象山校園,我稱之為一個試圖用鄉村影響城市的實驗。我們這個校園使用的全部是回收的舊的材料,當時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當整個城市都在拆除傳統建築的時候,那些廢料,那些曾經那麼優美的,充滿了尊嚴的,文化尊嚴的東西,像垃圾一樣成山的堆在那裡,總要有人做點什麼,要面對這個問題給一個答案,這就是我們做的。

我們從鄉村學到這麼多東西,其實我一直想到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的鄉村需要搶救。中國的城市傳統文化的恢復,我個人認為是相當的悲觀,幾乎沒有可能。

我對中國所有的城市都處在絕望的狀態里,但是中國的鄉村文化還有可能搶救,它不是在那裡好好的,而是天天都在崩潰,如果你不搶救,10年之內就不存在了,全部消失,中國文化在這個地球上就不存在了。

我們從2012年開始,一直到現在,做的一個工作就是在杭州旁邊的富陽的一個村子,這個村子也是很有趣。我們在富陽做了一個全縣調查,300多個村子,列入保護名錄的只有一個村子,剩下的290多個都可以隨便拆。

那麼真正還有多少個村子值得保留?我們去做了個調查,後來發現,還有一點點傳統東西的村子,也不過剩下20多個。

(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慘的狀態,我們後來選擇了文村作為啟動點。這個村子沒有被列入保護名錄,我們的專家認為它沒有任何保護的價值。但是在我眼裡它就是有價值,因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村落都有它的價值,每一群人生活在那裡都有他的價值,你不能說沒有價值。

我給文村起了個外號——「半殘村」,基本上老房子只剩下不到一半,剩下都是新房子。

你用什麼辦法能把這個半殘廢的村子給救回來?

這20來個村子我認為可以做,因為一個生命你要是高明的大夫你還能把它給救回來。剩下的280個村子在我眼裡我真的沒辦法。我醫術再高明,他們已經死了,我救不回來了。這20多個村子,我們想把它救回來。

我們當時到村裡,村裡有個新的地,他們做了個規劃,要造15棟新的農民的大house(房子),他們夢想著像美國人一樣的生活,要做15個大house(房子)。

我當時看了之後就跟他們聊天,我說我們不能這樣浪費土地,我們的前輩都知道我們的土地很緊張,我們看一下我們原來的村子的做法,這個做法太奢侈了。所以我們啟動了這個工作,想辦法幫助他們。

我們進入後,試圖能夠找到一個不同的做法。很多人說他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向自己學習就能發現很多道理。你看這是老的村子,密度多麼高,因為土地非常的緊張,不允許那樣奢侈的使用。

按照這樣一個老的肌理我做了一個重新的設計。你看這個地,我做了24戶進去,而且是疏密有致,感覺是從老的村子裡自然地長出來,是做的到的。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體會到建築學的力量、設計的力量。

(文村新民居)

我是個很傻的建築師,24個農居我設計了八種,每八種又設計了三種變化,所以就設計了24種。任何一個建築師用商業利益去計算,都不能這樣做,因為你必虧無疑,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當你面對這樣一個生命,完全是另外一樣的想法。

中國人的生活里,沒有了院子,有和沒有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我們中國人一進門有一個堂屋,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宗教,一個信仰。如果現在你去看新的農民的房子,沒有院子,沒有堂屋,祖宗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新做的房子必須堅持,祖宗堂屋,當然還有別的,比如我廚房做的很大,我希望他們還能用傳統的方式燒飯。

當然做到現在為止,做了四年了,做了一塊新村,老村只做了一半。我們做得很慢,我認為這個東西不能快,快了要出問題。

(文村新民居)

(文村新民居)

(文村新民居)

這個是我們做的一個夯土的新民居,當時很多人說,農民不可能接受的,絕對不可能接受的,我們當時做的時候,2013年的時候,很多農民是抵觸的,反對的。當地的政府壓力也很大。

今年春節之後村裡面開了個會議,農民分我們設計的新房子,這就是個檢驗。他們第一批有13戶獲得了選房的優先權,村裡給他們兩個選擇:

第一、是在我們設計的房子里挑一棟。

第二、村子裡還有一塊地農民可以去那自己造。

兩個選擇自己選,我感覺很好,必須要給人選擇。最後的答案是,13戶農民有12戶選擇了我們設計的新房子,有一戶選擇自己造。

(文村新民居)

更讓我高興的是前兩天,我們美術學院的一個教授跑到我們村子裡看,他說你的設計我看了,農民居然把燒柴的土灶又砌在你設計廚房裡,這是你想的么?

我當時非常高興,我說這就是我想的,我當時把這個廚房設計的比城裡大的多,我就是希望有農民做這樣的事情,把土灶砌回去,傳統的柴燒的飯的味道才會出來,城裡人不知道,山上的柴,雜木要定期清理的,不清理的話山裡的植物不能夠很好的生長。所以砍柴和燒柴在一定的範圍內是必須的。更重要的是這些老人們能夠輕鬆地開心地坐在那裡,我們的工作沒有打擾到他們的生活。同時你發現,他們多了一樣東西,他多了一份對這個村子的自信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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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來源澎湃新聞,由新土地規劃人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文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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