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墨子刻先生與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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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和墨子刻先生的著作，似乎均針對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以及關於儒家精神缺乏緊張性的理論所作出的回應。

余英時的《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從宋明兩代的政治文化大綱維之中切入，首先分析了理學生發的背景。回溯自宋儒的開端，余英時認為，王安石秉持「內聖外王」的儒學傳統，以促新學之生成及變法改革的實踐，將釋、老之學融入「道德性命」的「內聖」之道。二程之「道學」亦是相伴而生，雖抨擊「新學」「不正」，但仍循此理路，試圖建構一「理世界」，並歸宿於人間的現實秩序。由此，余英時指出，宋代理學的特徵在於：建構了形上的「理」世界、發展「成賢成聖」的精神修養理論和方法。他認為，宋儒無論「新學」、「道學」都深刻體認到三代以下，儒學傳統和政治秩序的關係，已經從「內聖外王」的「道統」，轉向了道治分裂的「道學」。因此，宋儒主張塑造以士大夫為核心，掌握「天理」的精英階層，「得君行道」，要求與皇帝「同治天下」。

有趣的是，宋儒的這一取向從表面上看，似乎暗和了韋伯主義者和行為主義者的看法。韋伯指出儒家思想缺乏如新教徒一般向自身和世界的惡的力量做鬥爭的意識，在此基礎上，Richard Solomon認為中國人的精神性格上長期受到權威的壓迫，使得國民心理產生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又加重了對社會權威的需要。行為主義者則將之理解為道德上的依賴性和焦慮感。

墨子刻反對上述論點，他吸收了人本主義和新儒家的一些觀點，認為在人生的道德體驗中，消解了緊張焦慮，反溯自宇宙本體，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從而完成自主性的自我確認。這一種自我完成、自我確認的需求確實是「緊張」和「焦慮」的，但此一意義卻是積極的。在墨子刻所謂的「困境意識」乃指，儒家對道德失敗的焦慮，和內在道德無法踐行的深刻憂患。在宋明儒家看來，外在世界的「無道」、「惡」不僅是長期以來的既存事實，更是歷史文化現實層面上對「理世界」的否定，從而長期急需「擺脫困境」的緊張和焦慮感。基於此，墨子刻指出，儒家社會的「依賴」關係，並不是對於權威的依賴，而是個人與超越性本源的相互依賴、個人與集體的相互依賴，由此歸結為一種「相互依賴的精神氣質」。

由墨子刻的觀點來看余英時的《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余先生的著作，亦有回應馬克斯韋伯的用意。他通過指出宋明理學間祇有「不絕如縷」的聯繫，著力指出明儒從「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轉變，乃是由於明初依賴壓抑的王權，和士大夫難以行道的政治矛盾衝突，以及王陽明的個人遭遇共同促成了尋求新的「行道」之路的焦慮。王陽明在龍場的經歷，以及有明以來民間社會的發展，促其打通理學系統與民間思想之間的隔閡，放棄「得君」之道轉而訴諸大眾。在余先生看來晚明為中國人個體意識起源。自我意識的確認，而正如墨子刻指出的乃是藉由個體與超越性本源、集體之間的相互依賴。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之路，將「天理」從士大夫階層解放出來，不僅是士人所熟悉的理學系統，也包括平民的道德意識。同時把公共的「理」分散到個體中去，「良知」亦必有個體的實踐才會有不同程度的發用。

1.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2. 墨子刻，《擺脫困境：宋明理學與中國演進中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