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古往今來--通俗西藏史112

帝國斜陽之維州之惑

公元824年（長慶四年）正月，在位五年唐穆宗崩於寢殿，年僅二十九歲。之前我們曾經提到過，這位由宦官扶上皇位的穆宗皇帝李恆，非常喜歡飲宴遊樂和馬球，為了各種遊樂項目不惜在宮中大興土木。也正是這種徹夜歡愉，導致年經輕輕的他，突然在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十一月中風，從此纏綿病榻不能下床，這個巨大的打擊使得他的精神迅速崩潰，一年多後就駕崩在寢宮之中。穆宗死後他的長子李湛繼位，是為唐敬宗，繼位時只有16歲。

這位少年天子李湛，顯然繼承他爹的遊樂基因，甚至將其發揚光大到了一個令人瞠目的程度。按說少年心性，喜歡玩樂本來無可厚非，但向李湛這種玩法也是在是有點驚世駭俗了。據說李湛酷愛馬球運動，準確的說應該是他喜歡各種運動，為此他在宮中舉行了一次體育盛會，馬球、摔跤、散打、搏擊、雜戲等，項目很多，參加者也很踴躍。最有創意的是敬宗命令左右神策軍士卒，還有宮人、教坊、內園分成若干組，騎著驢打馬球。唐敬宗對於運動的興緻極高，每每折騰到夜裡一二更方才罷休。

夜裡睡得晚，早上自然起不來，這可苦了早朝的大臣們，滿懷心腹國事的大臣，經常在宮外守候許久也見不到敬宗皇帝，有時就是在早朝上見到了敬宗，顯然這位唐朝天子還沒睡醒，聽著大臣的奏報兩眼發直，神遊戶外，史稱「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皇上每天就想著玩兒，朝中重臣見不到皇帝，朝政自然只能通過宦官的手轉達，於是宦官專權愈發嚴重。

為了滿足他對於遊樂的需求，他在宮中大興土木，長安工匠苦不堪言，以至於發生了染坊役夫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聯絡數百染工殺入右銀台門的嚴重事件，史稱「染工暴動」。這次沒有準備的暴動被平息後，唐敬宗李湛卻沒有吸取教訓，他的注意力被另一項活動吸引過去了，這就是深夜帶人獵狐狸以取樂，宮中稱之為「打夜狐」。獵狐狸這種事是需要狐狸配合的，能打著自然敬宗眉開眼笑，可是如果狐狸不配合都不出來，敬宗自然不高興，那他身邊的宦官就倒了霉了，輕則輕則辱罵，重則捶撻，甚至直接配流、籍沒。這使得身邊的宦官整日惶恐不安，終於在公元826年（唐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又一次打完「打夜狐」回宮之後，宦官趁著敬宗醉酒將其殺死，死時年僅18歲。

這位一生致力於玩樂的敬宗皇帝當然沒有兒子。他光顧著玩了，沒時間生兒子，他的弟弟李昂在宦官的扶持下繼位，是為唐文宗，時年18歲，改年號為大和。

文宗繼位後，朝中氣象完全不同，頗思圖治，每日勤於朝政，遣散宮女三千人，裁汰官員一千二百餘人。按說都是一個貪玩兒的爹生的，又有一個極度貪玩的哥哥，同樣也是少年繼位，做皇帝的差別咋就這麼大呢？可見有時遺傳也不太靠譜！

在唐朝連續兩任皇帝不務正業的時候，好在唐蕃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公元824年（唐長慶四年，吐蕃彝泰十年），正月唐敬宗即位，2月唐使入蕃告哀，吐蕃相應派出弔祭使和祝賀使。9月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圖，五台山以文殊菩薩道場聞名海內外，據說吐蕃贊普多為文殊菩薩轉世，所以吐蕃才會有此要求。10月吐蕃使節又入唐，送來吐蕃鑄造銀犀牛、羊、鹿各一座和其他金銀器物。12月又遣使者入唐，攜來各種禮品。

公元825年（唐敬宗寶曆元年，彝泰十一年），正月唐敬宗大赦天下，流配各地的吐蕃俘虜，願意回吐蕃的盡數放還，同時嚴禁接納吐蕃投降者，並不允許再擒捉新的俘虜。唐朝不接納吐蕃投降者這一政策，在邊境被嚴格執行。4月吐蕃劉師奴降唐，敬宗皇帝下令遣返，劉師奴被遣返後，立刻被吐蕃處斬。公元826年（唐寶曆二年，吐蕃彝泰十二年），唐靈武節度使收容了吐蕃石金山等四人，唐廷仍命節度使派人送還吐蕃，這四人也遭到吐蕃處決。

公元827年（唐大和元年，吐蕃彝泰十三年），正月吐蕃論壯大熱使唐進國信，及金銀器、玉腰帶、馬匹等，以祝賀文宗登基。次年，唐遣莒玉傅、兼御史大夫唐弘實入蕃，以答謝吐蕃賀正使。公元830年（唐大和四年，吐蕃彝泰十六年），陰曆12月吐蕃使節入唐，唐派宗正少卿李從易入吐蕃答賀正使。長慶會盟後，雙方使節往來頻繁，絲毫沒有受唐朝帝王更迭的影響，唐蕃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親密。

公元830年，唐朝任命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上任後，積極經營邊疆地區，以防吐蕃和南詔。唐朝和南詔在吐蕃的重壓下，於貞元十年（公元794年）複合。經過多年發展後，南詔已成為川南大國實力強橫，這時候南詔和唐朝的關係就不那麼和睦了。

公元823年（長慶三年），宰相杜元穎出任西川節度使。杜元穎自以為文雅清高，對於軍事毫無興趣，一味積蓄財產，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卒衣食不足，都跑到南詔掠奪財物，南詔人反以衣食資給，由此盡知蜀中虛實。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十一月，南詔攝政王蒙嵯顛以西川降卒為嚮導，率大軍入犯，杜元穎毫無防備，嶲州（今四川西昌）、戎（今四川宜賓）二州被南詔軍隊攻陷。杜元穎急忙發兵與南詔大戰於邛州（今四川邛崍）之南，但久無兵備的西川軍大敗，南沼乘勝攻克邛州。唐廷聞訊，詔發東川、山南西道、荊南兵救援。十二月一日，又發鄂岳、山南東、陳許等道兵增援。十二月四日，蒙嵯顛率軍克成都外城。唐朝援軍星火而來，連克南詔軍外圍據點，兵鋒直指成都。南詔兵留成都外城十日，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以及珍珠財寶等，西川人大恐，紛紛投江自盡。蒙嵯顛率軍退至大渡河，言於蜀人：「往南即為吾國邊境，現聽任爾等哭別故鄉。」眾皆大哭，跳水死者數以千計，此後，南詔工匠技藝堪與成都媲美。

李德裕接任西川節度使後，吸取了前任的教訓，在川西積極整頓軍務，修兵備武防備吐蕃和南詔的軍隊。就在李德裕剛剛上任一年之後，一個天大的餡餅突然掉在了他的頭上。公元831年（唐大和五年，吐蕃彝泰十七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主動提出要獻城降唐，李德裕聽到這個消息估計是樂掉了下巴，要知道維州（今四川理縣附近）歷來都是西川節度使心中之刺。維州地處川西北河谷地帶，為川北交通要道。《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維州自唐高祖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於姜維故城置維州，領金川、定廉二縣。維州城設置後，即為西川重鎮。其後貞觀、天寶兩代，羌戎屢叛屢附，維州也數度存廢。唐肅宗乾元元年，唐朝復為維州。安史之亂後，河西、隴右州縣，皆陷吐蕃。赤松德贊在河隴地區進展順利，更加欲圖東進蜀川之地，多次派兵圍攻維州，但受困於維州險峻的地形，屢攻不下。為了謀奪維州，吐蕃可謂用心良苦，派婦女嫁入維州作為卧底，二十年後，生子為吐蕃內應。等到吐蕃兵再度攻城之時，內應打開城門，吐蕃才攻陷了維州城。

吐蕃得到了維州城後，改稱為無憂城，意為川西從此無憂矣。唐朝失去了維州後，從未放棄對維州的覬覦，唐朝名將韋皋採用多種計策，然始終未能攻下。公元802年（唐德宗貞元十八年），無憂城牢牢地被吐蕃的士兵所守護。西川節度使韋皋兵困維州，唐蕃兩國圍繞著維州城展開血戰。韋皋圍城打援，擊潰十萬吐蕃援軍，殺死大半，俘虜大相論莽熱，逼的赤德松贊在康、嘉戎和山南等地實行大料集，每三戶出一軍卒援助維州。即便是唐軍在挾此大勝之勢，也未能攻下險峻的維州城，這也成了韋皋生平的憾事。

這次維州守將卻要獻城投降，這對於李德裕來說可謂驚天之喜。但是李德裕宦海多年，還是非常謹慎的。他命人給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送去一副錦袍以探聽虛實，結果這位維州副使不知什麼原因，已經急不可耐了，直接率領他的部下奔入成都，李德裕遂派唐兵鎮守維州城，不費吹灰之力，維州城回到唐朝手中。

維州易手後，唐蕃兩國可謂是冰火兩重天。唐庭朝野彈冠相慶，熱鬧非常，而吐蕃則大驚失色，急忙調兵在維州周邊組織防禦，同時派遣使臣入唐，要求按照長慶會盟的約定歸還維州。

李德裕兵不血刃將維州收入囊中後，志得意滿，表現出得隴望蜀的傾向，向朝廷上奏表示，從維州城「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所以向朝廷提出，要派羌兵三千人，燒毀吐蕃的十三橋，直搗吐蕃腹心，給吐蕃以致命的一擊。唐朝朝中也有大臣支持李德裕的主張，認為從西川出兵，直突吐蕃都城拉薩，即便是不能滅亡吐蕃，也能擴張領土佔據有利態勢。這種開疆拓土的功業，對於有心勵精圖治的文宗皇帝，也有著難以抑制的誘惑。對此文宗皇帝頗為心動，這是李德裕的政敵牛僧孺卻站出來反對，他對文宗說道：「吐蕃之地地闊萬里，維州之失並不能動搖吐蕃王朝的根基，而唐蕃立盟未久，便首先失信，與國無信，非大國所為。況且，現今吐蕃數萬精兵牧馬蔚茹川，若吐蕃向東發兵，不三日就可抵達咸陽橋，一旦長安危急，得到百千維州又有何用？」

應該說牛僧孺的上奏不是沒有道理，雖然此二人，作為唐朝綿延數十年「牛李黨爭」的旗手人物，牛僧孺自然不願政敵李德裕建此不世功業，這裡面一定有壓制政敵的小心思，但是從西川出兵三千，直搗拉薩確顯然是李德裕有點想當然了。我們現在都知道，川西高原崇山峻岭，溝深水急，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即便是現在從四川到拉薩，也只有區區幾條道路能夠通行，每到雨季仍屢見滑坡道路中斷。遠在千年之前的唐朝，如果派兵入藏，對於步兵為主的唐軍來說，這幾乎就是個災難性的計劃。想想建國後，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解放軍，入藏平叛仍是何等艱難，就知道李德裕這個計劃，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再者正如牛僧孺所言，四川之去拉薩千難萬險，而吐蕃軍隊東來長安卻是方便的很，只要突破了唐朝涇州防線，便是一馬平川的關中平原，涇原距長安只有不到五百里，牛僧孺所言「不三日就可抵達咸陽橋」並未危言聳聽。而且對於注重信義的古代人來說，首先背信棄義，也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心理壓力。

最終，文宗皇帝決定依照會盟協議，將維州歸還吐蕃，並將投降唐朝的維州副使悉怛謀遣返吐蕃。倒霉的悉怛謀等人被押送至吐蕃邊境交還吐蕃後，就在邊境被吐蕃將領全部誅殺，維州事件就此得以和平解決。

這次維州易手事件，唐朝沒有能夠得到覬覦已久川西要隘，可為恨事。對於唐朝對此事的處理，後世史學家的評價紛紜。司馬光有一段議論：「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 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 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從這段評價可以看出，「恥言利爾」依舊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主要思想。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為官，這種「恥言利」的思想，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中國古代國家運行的規則，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外交事件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甚至直到現在，依舊隱隱的影響著我們國家的運行。

唐朝對於維州事件的處理，還必須將其放在唐蕃兩國的大環境中考量，這時的唐蕃兩國都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就像是兩個在泥潭中搏鬥了一生了壯漢，此時已是捶捶老邁，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撐著不倒下，或者說是撐著不先倒下。如果誰先倒下，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窺視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所以必然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貞觀、天寶年間，或者哪怕是發生在武后垂拱年間，以唐朝當時勃勃之勢，以這幾位帝王強橫的性格來說，管他什麼協議不協議的，要打便打，要戰便戰，吃到嘴裡的肥肉，先咽下去再說，哪有吐出來的道理。

不論後世如何評價維州事件，這件事情的和平解決，維持了唐蕃兩國友好的態勢。其後二十多年，吐蕃與唐朝間使臣往來不絕於野，邊境上狼煙不起，雙方都遵循著長慶會盟所定的協約，兩國間保持了難得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