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05-08

《華蓋集續編》是鋒利的匕首，鋒刃的指向是段執政政府。這時段，「三一八慘案」給先生的震驚是巨大的，諸如《記念劉和珍君》等文章情感之激烈簡直就是檄文。大概任何一位執政府里的老爺讀到這樣的文字都禁不住顫巍巍而心驚肉跳。這樣看來，集子能夠集結髮表，出版也並無刪節，簡直就算得上是奇蹟。這當然並非是說不想禁，而是無暇或者顧不上禁，執政府所熟悉並且更願用的是那套直接對付人的辦法。否則，大先生也就不用出走廈門了。

從北京到廈門，出廈門往廣州，離廣州去上海，有地去，有地留。時代與魯迅其實是相互造就的。假若不是這樣的時代，靠騰挪換地連生存都不能夠，更毋論寫文章。這就和《華蓋集續編》能夠出版一樣，過後來看，都是極奢侈的。

《華蓋集續編》

本書收作者1926年所作雜文三十二篇，另1927年所作一篇。1927年5月北京北新書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六版次。

這裡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小引》

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裡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做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裡，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裡，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為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桿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為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於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

我常常感嘆，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它立了地獄之說，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只好聽別人擺布，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才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嘗想藉此免於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有趣的消息》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里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彷彿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學界的三魂》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里竟無不包函了！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里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里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古書與白話》

用紳士服將「丑」層層包裹，裝著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么？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著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噁心」，卻是真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裡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滿貼著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我還不能「帶住」》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送灶日漫筆》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麼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談皇帝》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麼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裡。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麵皮鼓得急綳綳，我的事就完了。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么？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無花的薔薇》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無花的薔薇之二》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死地」》

《記念劉和珍君》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彷彿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嘆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空談》

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為半農題記和<何典>後，作》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里確也常有死屍抬出。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著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馬上日記》

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么？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馬上支日記》

下午，在中央公園裡和Ｃ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里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裡面坐著幾個人物，外面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裡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記「發薪」》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記談話》

在我的眼睛裡，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里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里一般。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上海通信》

然而我的雜感是印在紙上的，不會振動空氣，不願見，不翻他開來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來哄騙我。我願意我的東西躺在小攤上，被願看的買去，卻不願意受正人君子賞識。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羅花或無名小草的，朋其還將霸王鞭種在茶壺裡當盆景哩。——《廈門通信》

我雖然在這裡，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只是編講義。為什麼呢？這是你一定瞭然的：為吃飯。吃了飯為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為了編講義。吃飯是不高尚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吃飯，吃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於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是滿眼只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吃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廈門通信（二）》

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裡。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裡，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裡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Ｑ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裡想著「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為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里。

《阿Ｑ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裡，而阿Ｑ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Ｑ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Ｑ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Ｑ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裡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群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槍，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前幾天，卓治睜大著眼睛對我說，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聽了又打了一個寒噤，和先前聽得有人說青年應該學我的多讀古文時候相同。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台，還我自由之為得計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為然否？——《廈門通信（三）》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盡夠了，人家在辦報，我決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裡卻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著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沉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才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我的信要就此收場。海上的月色是這樣皎潔；波面映出一大片銀鱗，閃爍搖動；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彷彿很溫柔。我不信這樣的東西是會淹死人的。但是，請你放心，這是笑話，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還毫沒有跳海的意思。——《海上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