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向右，革命向左

復活節之夜，涅赫柳多夫誘姦了瑪絲洛娃，八年後，兩人在法庭相遇：瑪絲洛娃是等待判決的罪犯，涅赫柳多夫是陪審員，如此戲劇性的重逢讓後者陷入深深自責。此後，涅赫柳多夫多方奔走，全力打救瑪絲洛娃，以達到自我救贖，並讓雙方獲得精神上的復活……托爾斯泰將這部小說名為《復活》，固其宜矣。關於這部巨著，人們說的足夠多了，我想說的只是，《復活》與革命的關係。

在托翁所有小說中，《復活》是涉及革命最多的一部，小說中，不僅有對革命者的大量描寫，還有關於俄國是否需要暴力革命的爭論，多集中在小說的第三部。但在革命的衚衕口，托爾斯泰只轉悠一下，不但未曾靠近，反而漸行漸遠。眾所周知，他選擇了「不以暴力抗惡」，結果是，《復活》向右，革命向左，兩者分道揚鑣。

如前所述，《復活》是一部救贖小說。但救贖為什麼會與革命搭上瓜葛？我以為，救贖首先是針對個人的，具體說，針對瑪絲洛娃和涅赫柳多夫。而革命者，是托爾斯泰為瑪絲洛娃的復活開出的藥方。瑪絲洛娃因涉投毒案系獄，後又被判流放，小說中有大量關於監獄和流放的描寫，獄中和流放中的革命者便如約而至。

小說的第一部寫到薇拉，這個涅赫柳多夫曾經幫助過的教員，後來成為革命者。涅赫柳多夫原本去探望瑪絲洛娃，在獄中，又與薇拉再度相見。薇拉提了一個重要建議：把瑪絲洛娃調到政治犯的牢房，或至少把她調到醫院裡去做護士。涅赫柳多夫接受了這一建議，先把瑪絲洛娃安排到醫院，流放途中又經過疏通，讓她跟隨政治犯的隊伍，並跟女犯人們住在一起。這些革命者對瑪絲洛娃「起了決定性的、極為良好的影響」：再也沒有先前賣弄風情的跡象，其內心的變化，連涅赫柳多夫也明確感受到。

這裡特別說一下西蒙松。他也是革命者，是瑪絲洛娃和涅赫柳多夫間的第三者。因不能忘懷過去的痛苦，瑪絲洛娃一直抗拒涅赫柳多夫，認為他要跟她結婚包藏不良之心，是「像從前在肉體上使用她那樣現在又在精神上使用她」。不得不說，涅赫柳多夫此舉確實是為贖罪，為了「道德方面的圓滿」。鑒於「涅瑪戀」的不可能，西蒙松表達了對瑪絲洛娃的愛。瑪絲洛娃最終接受了西蒙松，而「生氣蓬勃的卡秋莎（即瑪絲洛娃——引者注）得到西蒙松這樣的人的愛情，現在已經走上一條穩固可靠的正路」：瑪絲洛娃完成精神上的復活。

問題在於，革命者為什麼可以讓瑪絲洛娃復活？我以為，這是一種道德感召。瑪絲洛娃眼中的革命者，是「好得出奇的人」，他們的「好」表現在：正直，樂於助人，富於同情心和犧牲精神。一些人甚至出身上層階級，如瑪麗亞和西蒙松，前者是將軍的女兒，後者是軍需官的兒子，他們卻「站在人民一邊反對上層人」。在涅赫柳多夫看來，這些人的特點，「就在於他們的道德要求高於在平常人中間所公認的道德要求」，一句話，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在他們面前，瑪絲洛娃「用盡一切力量把她認為她自己所能有的種種最好的品質表現出來，這就促使她極力成為一個她所能做到的好人」。流放途中，與瑪絲洛娃接觸最多、對之施加影響最大的，也正是瑪麗亞和西蒙松；瑪絲洛娃的變好，其實是近朱者赤。

涅赫柳多夫對革命者的態度有一個逆轉。他原先「一直對革命者抱著惡感，鄙視他們」，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以後，完全改變了他對他們的看法，「深信他們不像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是十足的壞人，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平常的人」。他們中的一部人，甚至「成為罕見的道德高尚的模範」，因而對之「不但懷著敬意，並且充滿熱愛」。但與瑪絲洛娃不同，革命者並非涅赫柳多夫的藥方，他的復活只與宗教有關。這在後面還要說到。

必須看到，《復活》中的救贖還是針對社會的。寫這部小說，托爾斯泰整整花了十年，即從1889年到1899年。原本是個以懺悔為主題的中篇，後來六易其稿，內容逐步擴充，增加了大量關於法庭、監獄、政府機構，以及農村社會的描寫，由涉及道德教誨的中篇，變為揭露社會弊病的長篇，主題也由只涉懺悔的個人救贖，過渡到著力批判的社會救贖。為什麼這麼說？

為瑪絲洛娃的案子，涅赫柳多夫先行走法庭、監獄等處，後到彼得堡去樞密院「告御狀」，又追隨流放隊伍遠赴西伯利亞，期間還回莊園處理田產，目睹社會的各個方面，見到法官、檢察官、律師，獄長、看守、囚犯，官員、大臣、將軍，工人、農民、管家……我讀這些段落，感覺涅赫柳多夫所到之處，後面都跟著攝像機，各種現象，各色人等，均被攝入鏡頭，刻畫描摹，情態畢肖，展開一幅俄國社會全景圖。

涅赫柳多夫感受最深的是兩點：其一，「人民正在紛紛死亡。」兒童大量夭折，婦女過度勞動，老人營養不良。人民貧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人民僅有的那點能夠用來養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們奪去了。所以，「務必要想出一種辦法來使得這種情形不再存在」。其二，從地方到中央整個官僚集團都爛透了，低能、腐敗、殘暴，「人吃人的行徑……是在政府各部門、各委員會、各司局裡開始的」。涅赫柳多夫把這些稱為「惡勢力」，「所有那些惡勢力，如今正在肆意橫行，占著上風」，他思考著「必須怎樣做才能消滅它」。

這是革命的前夜，各種革命主張因而被提出：有的溫和，有的激進；有的主張改良，有的主張暴力革命。農民出身的革命者納巴托夫認為：「革命……不應當毀掉整個大廈，只應當把這個美麗、堅固、宏偉、為他熱烈喜愛的古老大廈的內部住房換個方式分配一下」。涅赫柳多夫喜歡的革命者克雷利佐夫，是一個破壞小組的領導人，「這個小組的目的就在於對政府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它自己放棄政權，號召人們起來」。而著名革命者諾沃德沃羅夫，「他的事業就是準備暴動，在暴動中奪取政權」。

在這些革命主張面前，涅赫柳多夫贊同哪一個？他的選擇，其實就是托爾斯泰的選擇。托爾斯泰已走到革命的衚衕口。

眾所周知，涅赫柳多夫對革命作出了否定。首先，他認為一些人革命是出於糊塗思想。在薇拉談到她的革命活動時，涅赫柳多夫認為「她最可憐的地方卻在於她頭腦里滿是明顯的糊塗思想……其實她未必說得清楚這種事業究竟是怎麼回事，這種事業的成功究竟是怎麼回事」。其次，另一些人革命是出於虛榮心，想出人頭地，高居於人們之上；儘管有學問，被人認為很聰明，但「道德品質低於一般水平，而且低很多」，那個諾沃德沃羅夫就是如此。不能說，涅赫柳多夫僅因道德上的原因否決革命，他的不選擇革命恐怕自有其邏輯。

惡為什麼會出現？在涅赫柳多夫看來，無非起因於人們打算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們自己就壞，卻居然要糾正壞事。比如其時的司法制度，將一些人抓起來投入監獄，這些人並不比其他人更壞，卻被剝奪了尊嚴，結交獄中更壞的人，好像麵糰遇到酵母，等到出獄了，把學來的壞行徑散布到社會上去；本是為制止犯罪，結果反而推廣了罪行。那麼，「所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就是停止做這種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此外又是不道德的、殘忍的事」。認識到惡之為惡的原因，就可以針對它將其消除。這裡，需要用暴力來抵抗惡嗎？答案是，不需要。需要的只是，「永遠寬恕一切人，要寬恕無數次，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人是自己沒有罪，因而可以糾正別人的」。

這就是所謂的「不以暴力抗惡」，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送上去」。這一思想源於《聖經·馬太福音》，與《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復活》同樣倒向了宗教。獲得《聖經》的啟示後，「對涅赫柳多夫來說，一種全新的生活開始了」，他也獲得精神上的復活。

後來，人們將「不以暴力抗惡」稱作「托爾斯泰主義」。上面關於這個主義的一段說教，坦白地說，沒有說服我。我讀小說的這一段，也感覺枯燥乏味，提不起興趣。在我們看來，應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跟狼打交道就要用狼的邏輯」，「要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哪能這樣雅緻，繪畫繡花，溫良恭儉讓？現行制度不好，打碎了重建不就得了？總之，起來革命啊！多痛快的事！別婆婆媽媽了！

但我們不是托爾斯泰。在托翁看來，個人救贖或許需要革命者，社會救贖卻不需要革命。托爾斯泰在革命的衚衕口轉悠一下，然後揮手說拜拜。托爾斯泰告別革命，比李澤厚早了100多年！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李澤厚，所告別的其實都是暴力革命。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以寬恕為主旨的「托爾斯泰主義」是否可行？我們知道，托爾斯泰不乏崇拜者，最著名的是三個人：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甘地自1908年開始給托爾斯泰寫信，兩人通信直到1910年後者去世。受託爾斯泰影響，甘地形成了「非暴力」思想，帶領人民通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擺脫了英國的統治，贏得印度獨立。曼德拉最喜歡的小說是《戰爭與和平》，他也接受託爾斯泰的「非暴力」思想，組織並領導了「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贏得了國內黑人的尊敬，於1994年至1999年間就任南非總統。馬丁·路德·金從托爾斯泰的著作中獲取靈感，將「非暴力」和「直接行動」作為社會變革方法，曾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196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上述例子中，印度和南非走出不同於俄國的道路，不管怎麼說，其社會變革成本要小得多。而且，依靠暴力革命成功的蘇聯，卻在70年後解體，俄羅斯又回歸三色旗。當年托爾斯泰預言：以暴制暴並不能解決問題，為此遭到列寧的批判，其「非暴力」思想未被理解和認同。幾十年過去，列寧的暴力革命未能進行到底，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反而有了傳人，這是何等的弔詭，何等的耐人尋味！

最後來看列寧的著名評語：「托爾斯泰的作品、觀點、學說、學派中的矛盾的確是顯著的。一方面，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不僅創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個發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對社會上的撒謊和虛偽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誠的抗議；另一方面，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即一個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憐蟲，所謂俄國的知識分子，這種人當眾拍著胸脯說：『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進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現在只吃米粉餅子。』一方面，無情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滑稽劇，暴露了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眾的窮困、野蠻和痛苦的加劇之間極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瘋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東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讓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職的神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僧侶主義。」

列寧一方面肯定托爾斯泰，一方面否定他；肯定是因他對社會的揭露、批判，否定是因他「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一句話，列寧嫌托爾斯泰不夠革命，恨不得托爾斯泰是高爾基，《復活》是《母親》，而托爾斯泰確實不是高爾基，《復活》也確實不是《母親》。

站在今天的高度，我要說：幸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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