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中的「十家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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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促進了商業繁榮和城鎮興盛，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猛烈衝擊。在各國競相改革的風潮中，擁有文化知識的士人四處遊說、講學，極大地開闊了視野，促使了他們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社會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別的代表人物，對各種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湧現出一批做出了開創性貢獻的學術大師，形成了思想領域中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

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并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於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修」(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範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

「士」的成分很複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係。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士」，而戰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於「士」。每殺一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餘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餘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裡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後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士」多達幾千人。戰國後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於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採取寬鬆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形成了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流派爭芳鬥豔的百家爭鳴局面。

《漢書·藝文志》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

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裡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