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英雄，不「本分」：為給窮人「改命」，外科手術醫生跨界成兒童語言學家

前段時間，我去美國參加語言學會議時，在芝加哥大學副校長的引薦下拜訪了著名的《三千萬單詞》的作者Dana Suskind醫生。

我和Dana一見如故，她的工作和經歷讓我欽佩，也帶給我許多關於兒童語言啟蒙的思考和靈感。

說來很有意思，Dana是一位以人工耳蝸植入技術知名的外科手術醫生，可這本讓她聲名大噪的書卻是關於兒童辭彙研究的。

儘管兩個領域都和兒童沾邊，可從醫學手術到語言學也絕對算跨界了。

Dana Suskind 贈送給我書和簽名

直至目前，國內媒體對《三千萬單詞》的報道大多圍繞幾個熱點話題，比如 「如何贏在起跑線」，或者關於貧富差距。然而，書中書真正的主題，報道和討論卻少之又少。

投身醫學

我先介紹一下Dana本人，這位從 「手術醫生」 搖身一變成「兒童語言學家」的神奇女性。

她的本行是腦頸專科醫生，在聽力醫學取得突破的年代，她毅然選擇去做兒童人工耳蝸植入的先鋒隊一員。

先說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1993年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開始建議每一個新生兒在出生後的最初3個月進行聽力篩查，這一舉措讓父母發現孩子聽力問題的時間從三年縮短到三個月。

這個建議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許多失聰的兒童都出生在聽力正常的家庭，這些家長以為孩子只是說話慢，或者只是不喜歡回應大人，導致聽力正常的家長們通常很晚才覺察到孩子的聽力問題，而耽誤了診斷。

另一件大事就是在1990年， 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通過了多道人工耳蝸植入技術的審查。

這兩件事意味著失聰的新生兒可以重新在大腦里建立一條聽力通道。

我和Dana Suskind的合影

同病不同命的患者

Dana覺得人工耳蝸移植是一項神奇的技術，然而，她在給患者治療的過程中卻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她最早的兩名人工耳蝸植入手術患者，雖然接受了同樣的手術，但治療結果卻完全不同。

這兩名患者，一個叫Zach，另一個叫Michelle，他們來到Dana所在的醫院時，都只是七八個月大的孩子。

那個叫Zach的孩子，是Dana的第二個人工耳蝸植入手術病人。他的父母從一開始就非常積極——在醫生都沒有肯定Zach的聽力進步的情況下，他的父母依然充滿信心。

很多人以為，聾人一旦帶上助聽器或者接受了人工耳蝸植入，她聽到聲音的一刻就是她開口說話的一刻。

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剛剛完成人工耳蝸植入的孩子和一個新生兒一樣，也需要一年左右的輸入才能習得語言並開始輸出語言。

Zach的父母擁有極大的耐心和信念, 從不放棄任何機會給Zach語言輸入。到了Zach三年級時，他已經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樣讀書，生活。

人工耳蝸的原理

而作為Dana的第四個病人，Michelle的命運則截然不同。

手術過後，Michelle的聽力測試均已達標，她可以和正常人一樣聽見聲音，但是，她依舊無法理解這些聲音所表達的意思。

到了三年級，Michelle的辭彙量僅有幼兒園小朋友的水平，無法和正常孩子一樣學習，社交也有問題。

原來，Michelle的父親有輕度聽力衰竭，但可以通過佩戴助聽器糾正；Michelle的媽媽也想讓女兒通過助聽器糾正，由此延後了Michelle 做人工耳蝸植入的時間。另外，Michelle的媽媽沒有工作，全家靠政府的救濟金為生，生活的重擔讓Michelle的媽媽變得沉默寡言，很少給Michelle進行語言輸入。

這兩個孩子的不同命運讓Dana 明白，她曾寄希望於科技可以彌補孩子的天然缺憾，可結果發現並不是 「能聽到」 的孩子就 「自動」 具備了語言能力。從「聽到」 到 「聽懂」，「會說」，「會看」，「會寫」 還有漫長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需要的不僅僅是醫生，還有家長的理解和參與。

捨身救人的中國丈夫

作為一名醫生，Dana認為她的目標是讓她的病人像健康的人一樣生活，可康復並不是在病人走出手術室的那一刻就完成了。

而她丈夫的的 「選擇」，更加堅定了她的信念。

Dana除了是一個醫生和教授，也是一個妻子。她的丈夫是華裔醫生，一位出色的兒科醫生。他們有著三個可愛的中美混血的孩子。

可不幸的事發生了，幾年前的一天，她的丈夫劉醫生帶著孩子們在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邊遊玩，突然看到兩個不相識的孩子在湖水中掙扎。這時，劉醫生毫不猶豫地向密西根湖跑去。當劉醫生跳下水把兩個落水男孩救上岸時，他自己卻溺水身亡。

這件事除了帶給Dana無限的悲痛，也給了她很大的震撼。為了讓孩子們可以健康地活下去，她的丈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Dana寫到：他的丈夫因為救助兒童被稱為英雄，而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成為英雄。

她想到無數像Michelle一樣的孩子，雖然可以通過科技恢復聽力，但他們的潛力依然無法發揮，他們未來的選擇依然有限，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天賦都在被浪費。

我和Dana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當醫療和科技都無法給孩子健康的生活，什麼可以？

Dana用身體力行來回答這個問題——作為醫生，她不能只專註於自己的「份內」工作，因為她真正關注的是她的病人能否在接受治療後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窮人的困局：一步慢，步步慢

於是，她在芝加哥大學附屬醫院工作期間，利用手術之間的空隙去旁聽芝加哥大學語言學專業的本科生課程。而她的老師就是研究兒童語言發展的專家Susan Goldin-Meadow博士。

這個夏天我也有幸和Dana Suskind的語言學老師Susan Goldin-Meadow博士交流兒童語言研究心得（圖右）

Dana發現，造成Zach和Michelle康復結果巨大差異的最主要原因並非家庭的經濟條件不同，而是家庭的語言環境差異。

無論語言，文化，種族的區別，語言是幫助大腦實現其所有潛能的最佳工具。而對於同樣聽力健全（或者通過人工耳蝸植入重獲正常聽力）的人來說，個體的語言能力差異大都來自於同一個差距：父母給孩子的早期語言輸入。

雖然Dana的書名為《三千萬單詞》，但「三千萬單詞」的說法其實來自於堪薩斯大學的兒童心理學家哈特（Hart）和里斯利（Risley）的研究項目，也正是這個項目給了Dana寫這本書的靈感。

三千萬單詞差距

這兩位心理學家完成了橫跨各個社會階層的巨量的調查，得出以下結論：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四歲生日前會聽到四千五百萬詞，而接受福利援助的貧窮家庭的孩子，只能聽到一千三百萬詞。

這兩者之間，是三千二百萬詞的鴻溝。

Hart和Risley的研究，不僅體現在辭彙量上，還體現在很多影響孩子人生的重要能力上。Dale Walker博士重新評估了Hart和Risley研究中的孩子，發現這些孩子10歲左右的閱讀理解能力，測驗成績，智商等都和他們最初幾年聽到的辭彙量正相關。

Dana還發現，包括數學能力在內的各項基礎智能，也和早期接觸的語言量有關。這意味著一開始就領先的孩子會持續領先，而落後了的孩子會繼續落後。這個學習差異將會成為貧富小孩的 「成就落差」 (achievement gap)。

Dana認為，四歲前的三千萬個單詞正是填平這個 「成就落差」 的關鍵所在。於是，她發起了「三千萬單詞倡議活動」 (Thirty Million Words? Initiative)，希望幫助更多像Michelle一樣的孩子能夠健康生活，發揮她們的潛能，讓他們擁有不一樣的未來。

富裕家庭的家長更了解語言學

Dana提出：父母對孩子語言發展的認識程度，可以影響他們培養孩子的方法。研究指出：比較富裕的父母比低收入的父母更了解兒童語言發展的知識和相關育兒方法。這個差異影響父母如何與孩子對話，也影響日後孩子多種認知能力的發展。

談到窮人家庭和富人家庭的孩子差異時，我和Dana一致認為，窮人的真正困局，並不在於比富人少了多少錢，而是家庭教育方式的差距，溝通內容的差距，更是信念的差距（belief gap）。

Dana發現，富裕父母，或者了解兒童語言發展規律的父母，給孩子的辭彙輸入差異並不僅僅在於「量」，還有「質」的區別：

1：辭彙的多樣性，這個不難理解；

2：少些 Business Talk：比如：「起床，快吃」；多些Extra talk：比如：「寶寶，你昨晚睡的好么？現在7點了，我們要起床了，你自己把鞋子穿上好么？」這些看上去「多此一舉」的話其實正是造成辭彙輸入差異的原因。

3：多些正面辭彙，少些負面辭彙。換句話說，多些讚美，少些否定。

數據表明，4歲前，富裕家庭的孩子聽到的肯定表達為66.4萬句，而貧窮家庭的孩子聽到的這類表達只有10.4萬句。同時，富裕家庭的孩子聽到的「禁止，否定」的表達為10.4萬句，而貧窮家庭孩子聽到的這類表達為22.8萬句。

我的思考：責任的界限

Dana既是書中的傳奇人物，又是生活中的朋友，她和她丈夫的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讓我思考責任是什麼？責任的界限又在哪裡？醫生的責任是否就在病人走出醫院的一刻就結束了？

Dana和她的丈夫都是醫生，他們都有自己特殊的 「治病救人」 的故事。一個勇敢走出 「醫學界」 ，研究醫療手段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個為了兩個不相識的男孩可以保全生命，在危險面前義不容辭，他們所肩負的責任的都超出了他們的 「本分」。

作為兒童語言的研究學者，我的責任是否只是在實驗室里收集數據，撰寫論文？我的責任是否也在會議演講或論文發表的那一刻就算完成？

作為父母，對我們的子女，我們的責任和界限在哪裡？而對社會上千千萬萬的孩子們，我們的責任和界限又在哪裡？

還是以Dana的話作為結尾與大家共勉：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成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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