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道本】三，都是正確的廢話？——從源流看道家有多牛逼

05-07

知乎的樣式太單調，所以主體放在微信公眾號了，原文鏈接：【行道?道本】三，都是正確的廢話？--從源流看道家有多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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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顧：【行道?道本】二，你有三觀可毀么？

?下期預告：【行道?道本】四，何謂得道？

不過都是些正確的廢話而已...... 辯證法嘛，怎麼說都能說圓咯......

有時候跟朋友聊聊《道德經》，便也經常會收到這樣的評價。這似乎也符合大多數人的直觀印象，即「道家」是出世的、消極的、柔和（弱）的...... 那自然是沒什麼「用」了。

延伸閱讀（引文）：【「無用之學」未必輸給「有用之學」】
要把任何一個東西講出「實用性」來，只有具有切身的實用價值的東西才會被人接受，其實這正是中國思想史區別於西方的一個顯著特徵。
大約和諸子百家處於同一個時代的古希臘，「哲學」一詞從詞源上分析就是「愛智之學」，也就是說，這門學問的出發點是對智慧的愛，要滿足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並沒有什麼功利色彩。
最典型的代表或許要算畢達哥拉斯學派（與其說是學派，不如說是一個近乎於宗教組織的團體），他們以為在現世生活里有三種人，正如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來的也有三種人一樣——小商小販是最低等級的一種，其次是運動員，最高的一種是觀眾。和那些觀眾一樣，最偉大的凈化心靈的事業便是無所為而為的學問。只有獻身於這種學問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學家，而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才能使自己擺脫「生之巨輪」。
中國哲學卻是一開始就有著極強的功利性的，「愛智」是次要的，宗教性也是次要的，問題是誰都看見世界亂了，諸子百家莫不是針對社會問題開出各自的藥方，也都希望能夠藥到病除。即便漢末道教興起，與其說它是成仙出世的一種宗教，不如說它是社會批判的一種思潮，其關注的焦點不是天上，而是要在人間建立一個太平烏托邦。運動失敗了，也就被打成邪教了。
至於學者們，一直到唐宋以後還是大談學以致用、文以載道、不為無益之學云云，歸根結蒂就是三個字：實用性。
源頭各別，後果迥異。
這個區別及其影響，我們在自然科學領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無用之學催生了基礎科學，有用之學卻只在技術的範疇里打轉，這或許就是解決「李約瑟難題」的一個思路。
斤斤於無用之學，卻終於有了大用；斤斤於有用之學，卻終於落在了無用之學的後面，這倒正是《老子》辯證法的絕妙寫照。

而在中國的哲學流派中，唯有道家是真正有著對「智慧」本身的追求的。不過我今天並不打算討論「形而上」的有用還是無用，而是準備梳理一下道家的歷史源流，從中我們會發現很多厲害的歷史人物。

事實擺出來，你就知道道家到底牛不牛逼，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廢話」了。

「道」這個詞大概可以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本源。無論道、法、儒、墨、兵，無不講一個「道」字。最終只不過是大家對「道」的理解有差異罷了。

我們都知道，「老子」是周朝國家圖書檔案館館長，所謂道家思想集大成者。這也就是說，在老子之前，已經有一些道家思想的雛形了，最典型的，就是《易經》。另外有人說《金人銘》有很多《道德經》中的語句，不過我覺得這個更像是一些金句摘錄，真正的源頭可能在上古一些已經散佚的典籍中——所謂「金人銘」，就是刻在大殿左側台階邊的銅人背面的句子，以表明某種心跡，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微信簽名，也是「座右銘」這個詞的由來。這些都是理論來源。

我們說道家是實踐的學問，所以光有理論是不夠的，而在實踐方面集大成者，首推管夷吾（管仲），其實踐甚至遠早於《道德經》的出現，使得齊國成為當時最富強的國家，春秋首屆盟主，甚至可以說，正是其實踐中總結的經驗，推動了道家思想的成型。總體來說，管仲的那套東西偏於黃老，而《管子》這本書則基本可以認定是後世的黃老學派托其名所做。

管子之後，就數老子，所謂「集大成者」，可以認為他所闡述的是一種「中道」，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老子大家談得多，就不贅述了。

辛計然，據說是老子的弟子之一，這個人可能不是太有名，雖然是謀士，不過主要還是歸隱，也經商。但他的徒弟，范蠡，相信沒有中國人不知道吧？所謂「計然七策」，據說范蠡只用了其中五策，就幫助越國平定了吳國，急流勇退後做陶朱公經商也能發財。

其實老子之後的道家發展已經開始出現了分野，即所謂「黃老學派」和「老莊學派」，也就是「相對激進的入世的左派」和「相對保守的出世的右派」。

很多人一說到道家就喜歡說「出世」，其實真正的「中道」並不講出世還是入世，看的是時勢，該入世的時候就入世，該出世的時候就出世，一切「順應自然」、力求「進退自如」，而不是給自己劃定一個框框，那其實已經偏離了基本的「中道」了。

不過人都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中道」，其實沒有人能完全做到。而這種分野，可以認為是源自於對群體大眾的一種態度——道家思想作為一種比較深奧的思想，在當時的環境下又沒有形成系統性理論（即便有了系統理論其實差別也不大），那麼只有文化水平比較高、悟性和洞察力比較強的人才能有所領悟，這導致其必然只能在很小眾的圈子裡面流傳。

也就是說，雖然道家思想者已經看透了這個世界運行的本質，但當面對群體大眾的時候，基本上還是「不被理解」的狀態，更有甚者，就不僅僅是理解溝通上的效率問題，而是人身安全問題——這個讀一讀勒龐的《烏合之眾》筆下的法國大革命、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還有最近幾年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鬧劇，就有直觀感受了。群體對於少數派的排擠和攻擊幾乎是一種動物天性，在社會的大潮流中高舉理性其實是非常危險的行為，著名化學家拉瓦錫就是在法國大革命中被砍了腦袋。

閉嘴！我們在討論民主和言論自由。

呵呵噠。

我也是活了大半輩子，才算是明白了這個道理：不要試圖去跟人講道理。尤其是面對一個群體的時候。這世上絕大多數人都是靠利益、慾望和情緒驅動的。真正能靜下心來聽你講道理的，要麼跟你關係極近，要麼是聖人（最少最少最少也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這大概也是老子要騎牛出關的一個原因吧，說白了，就是不想跟你們這些人掰扯了，「老子」我自己一個人逍遙去。如果不是被尹喜攔下了，也就沒《道德經》什麼事了。在經文中，老子（及其追隨者）其實已經談到了這種心境：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儡儡（[lěi] 羸弱）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德經》第二十章

大家都是很精明很滿足（昭昭、察察、熙熙）的樣子，只有我顯得很傻很天真（沌沌、昏昏、悶悶）而頑固不化（獨頑且鄙）啊......大家都熱衷於事物的表象，錦衣、美食、感官享受...只有我執著於事物的本質和意義......這是怎樣一種孤寂的心境啊？「誠寂寥，難堪也」（語出《神鵰俠侶》劍魔石刻）

那麼面對這種「誤解」，一種選擇就是歸隱，不管是歸於林還是隱於市，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獨善其身」，這就走向「老莊學派」這一脈的發展，總體是趨向一種「消極避世」的態度。因為大多是隱士，所以出名的人物不多，比較著名的就是楊朱和莊周了。總體來說，老莊學派在先秦時期影響力並不特別大，可能追隨者眾，「天下學說，不歸於楊朱則歸於墨翟」，但實際影響力並沒有另一派「黃老學派」大。要直到魏晉時期才真正成為主流，即魏晉玄學和禪宗的興起。

而「黃老學派」對這種誤解，則採取了一種相對更積極的「順應」的態度——所謂「烏合之眾」，本質上就是一種人性的弱點，這種弱點本身是天道的一部分，正是透過這種弱點，群體情緒和行為才會出現極端化的不確定性：極端的兩極即是陰陽，不確定性即是混沌，這兩個都是道家的基本概念。而既然有弱點，就可以利用，結合道家的陰陽趨勢變化、混沌無為的規律，這就形成了最基本的謀略法則，可以被廣泛運用於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金融等領域。事實上，今天我們說「價值投資」就是道家思想的一種表現，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對人性弱點的利用。這種謀略，基本採取幕後規劃的手段，故也可稱之為一種「陰謀」，所謂「臣不密則失其身，君不密則失其國」，曾國藩也曾說道：「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是一樣的道理。

上面說的辛計然、范蠡等人，就可以說是「黃老學派」的肇始。此時這種「利用」還主要是被動利用，目的上也還是比較純良的，在政治經濟上來說，主要還是「強國富民」，如管仲的那套（雖然也會對別國耍些外交手段）。總體來說，管、辛、范等人的法則，還是非常接近於「中道」的，尤其是辛計然、范蠡，有積極的入世，也有急流勇退的出世，知道適時的進和退。

不過既然謀略這麼有用，那自然也就會被統治階級和更多有抱負的士人注意到，比如稷下學宮，就是戰國時期齊國的一個官方學術組織，極大的發展了黃老學派；又比如孫武，可以看到《孫子兵法》大量的法則都符合道家思想，包括先秦時期其他大量兵家著作，如《六韜》《三略》《尉繚子》《軍讖》等都是如此，兵家源於道家，是沒有疑問的；還有如 鬼谷子、蘇秦、張儀的縱橫術，也就是外交博弈等......

但是這個階段的黃老思想也越發的激進和偏左了，也就是說，開始主動的利用那些人性弱點以達到特定的戰略目標——亦即，開始剝離目的（也就是「三觀」），更多的取其方法，不講原則，只講手段。比如《孫子兵法》就是一部典型的方法論（當然《孫子兵法》立意的原則還是反戰、不戰的，符合道家的三觀，只不過不是其強調的內容）。

沿著這個方向繼續滑落，便是鬼谷子的縱橫術（博弈），權謀陰謀（如漢朝開國功臣陳平）、以及更加極端的法家了：慎到、申不害是從黃老到法家承前啟後的人物，法家源出於道家這也是沒有疑問的，如韓非的《喻老》就有明確說明。但法家完全剝離了原有的目的，將道家的方法論與王霸結合起來，變王道為霸道，成為了完全的陰謀權謀術、成為了用嚴刑峻法控制人的暴力手段，投機取巧、功利主義，這實際上就走向了道家的反面，大概這本身也反映了道家「反者道之動」的陰陽運動和辯證規律吧。所以，可以認為：

法家是道家黑化的結果！是一種走極端的思維，已經走向了道家的反面。

但是，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比如吳起，也是戰國變法的重要人物，才能卓著是不假，但他為了自己的抱負，親手殺了自己齊國的妻兒以換取魯君信任，所謂殺妻求將，真是心狠手辣，後又投奔魏國，主持變法，原本已頗有所成，但又因為與魏君之間的猜忌而逃到楚國，最後在楚國政變中被亂箭射死。其他如李悝、商鞅、韓非、李斯就不用說了，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且都是死於自己制定的法條，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這裡為商鞅說幾句話。商鞅面見秦孝公三次，前面兩次提出的主張其實就是帝道王道，但是秦君完全不感冒，甚至懷疑商鞅是不是水貨，因為王道見效太慢，作為職業經理人，第三次商鞅只好提出了取巧走捷徑的霸道而被全面採納。商鞅心中是知道理想境界的，只是現實無奈只好妥協，其實也是另一種「不被理解」的無奈，否則也只能歸隱了。然而我們最終評價一個人也只能是論跡不論心，把他歸入法家的黑。其實到今天的現實也是一樣，絕大多數人都只相信實用主義、功利主義，都希望投機取巧、立竿見影，恨不能立馬暴賺，願意老老實實按規律辦事，慢慢去積累實力的人，鳳毛麟角。

而實行了變法的國家，包括秦國，也都是盛極一時，很快湮滅。法家就是走極端的做法，最後也難免遭「反噬」，從這點來看，又再次印證了道家「反者道之動」的規律，反了再反，負負得正。

得正的結果，就是漢初的黃老學派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成為當時主流學說，並廣泛運用於政治和經濟管理，代表人物，如張良、蕭何、曹參、陳平、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后、竇嬰等...... 這些名字，不用多說，相信大家應該都認得。這個時期，政策上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政治清平，國民經濟長足發展，特別是放開管制搞一定的市場自由經濟，從秦末的凋敝蕭條中迅速恢復到一個盛世的水平。這其實又與當年管仲治齊頗為類似了。

此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老學派乃至整個道家學說都受到極大打擊，主流開始漸漸向道教、魏晉玄學和禪宗等「出世」方向發展，但另一部分則開始融入到中國的文化基因當中，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血液。所以後世常說「外儒內法」、「外用儒術，內用黃老」，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初期，經歷戰亂之後急需休整，則基本都是搬出漢初黃老那套「休養生息」的套路，恢復生產，實行比較開放自由的市場經濟政策，如唐初、宋初，而一旦情況好轉，就又開始搞「外儒內法」那套，企圖控制下層民眾思想、改市場經濟為國有經濟（如鹽鐵專賣、王安石變法等）。所以又有一種說法：「治世道家，亂世佛家，由治到亂是儒家」。想想還真是。其中北宋初期幾任君主，都可以說是奉行「黃老」比較成功的（外儒內黃），而且也比較接近「中道」，使得宋朝達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以致中外很多學者認為宋朝已經一隻腳踏進了近現代文明的門檻（吳鉤：《宋?現代的拂曉時辰》）——這大概也得益於趙匡胤、趙光義兩兄弟出生在平和的中產之家，跟出身貴族的李世民和出生貧農的朱八八都不同，直到宋神宗趙頊任用王安石變法，才算是徹底掰彎走了儒家的路子（主要問題還是極端）。

而說到亂世，一般亂世確實都是宗教力量大發展的時期，特別是佛教，「萬法皆空」的避世，正是離亂之人最迫切的心理需求。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元末，佛教都大力發展，以致於到唐朝的韓愈要貶佛反佛、後周世宗柴榮為了恢復人口和生產也大量拆毀佛寺強制僧尼還俗，而至於朱重八的故事就更不用說了。

而這其中有一條線索，就是從魏晉玄學到禪宗的興起。魏晉玄學已經出世出到流於清談了（就是不幹實事啦凈整一些玄妙的理論啦），代表人物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等。而禪宗雖然批著佛教的外衣，但其思想內核卻根本是「老莊」，當然，她比原本的「老莊」思想要遠為偏右，也就是更為偏向「出世」這一頭。事實上，早期佛教為了在中國傳播，就大量借用了道家、道教當中的術語和概念，否則根本沒法翻譯，在有強大本土文化的中華地區也根本無法傳播。禪宗集大成者當屬六祖慧能。湯姆士默頓（Thomas Merton）先生曾極有見地地說：「唐代的禪師才是真正繼承了莊子思想影響的人。」

但是這種「消極避世」甚或「虛無主義」，又顯得過於沒有追求了——這樣修鍊，好比修成一棵千年大樹，是可以活得更安全更長久，但作為人的生命意義和熱情呢？這就像是一種「鈍化」。尊嚴和自由決定了一個人生命的下限，而意義決定了生命的上限，一味的出世，最多也就能保住下限而已。（其實也未必能夠，因為抵禦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較低）

所以可以認為：魏晉玄學和禪宗是道家鈍化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走向了中道的反面，至少是走偏了。

而道教多少也是受到佛教的影響而發源的，具體的過程就不在贅述了，因為作為一個宗教，道教的影響力並不是特別大。從分類上來說，道教總體偏向出世的這一端。不過有一點，就是但凡漢人的王朝，對於帝王，也都會將道教作為國教，即唐、宋、明。

說到帝王，就還有道家手段的一個運用處，即帝王術，即一種權謀權術手段，用以進行權力的平衡和穩固，有點近於法家，可以認為是一種道家灰化的形態。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朝的制度典型的如宋真宗和宋仁宗、明朝的嘉靖和萬曆。

現在一說起明朝帝王，基本上都要扣個昏君帽子，什麼幾十年不上朝blablabla......之類的，其實換個角度來說，人家幾十年不上朝國家機構還能照常運轉，這不正是近於道家「無為」的一種境界么？而且萬曆雖然不上朝，但並不是完全不管政事，只不過沒有按儒家君子的規定坐在他們指定的辦公室里罷了，要件急件都是第一時間批的，否則儒家那幫迂腐君子每天打嘴仗的摺子都要批閱的話，那還不得累死啊，明孝宗朱佑樘不就是例子么？一個明君的稱號就被累得往死里整，這不正是曹操說的「務虛名而處實禍」么？

而萬曆對朱元璋遺留下來的明朝蹩腳的稅制進行了實質性的改革，通過手下的太監收取海貿的商業稅、手工礦山的工業稅，甚至還規定只要給錢就能穿高階級顏色的衣服如黃色，這些措施極大的改善了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這才能支撐起著名的「萬曆三大征」（只不過收上來的工商稅沒有放在戶部而是自己的內庫了，但是減小了戶部的壓力，而且三大征都是從內庫出的錢，戶部可是一分錢都沒出），其中就包括愛國青年們津津樂道的「抗日援朝」。而此後明朝的滅亡，也恰恰是在萬曆死後，東林黨（迂腐的儒家）撤換萬曆指定的熊廷弼開始（當然熊廷弼也有不小的性格缺陷，不過萬曆能容但東林黨不能容），加上孫承宗等人（東林黨人）錯誤的關寧錦防線的戰略，導致明朝大量的財政虛耗在遼東，最後年輕氣盛的崇禎聽信東林黨的建議廢除萬曆的工商稅，致使旱災蝗災起來的時候政府根本無力賑濟，民變迭生，明朝腹背受敵，僅靠微薄的農業稅支撐遼餉剿餉，陷入惡性循環，最後轟然倒塌......這些至少說明，萬曆還是很會玩的，如果延續他那套政策，明朝實無大礙。現在一些專家，動輒把明滅責任的帽子扣在萬曆頭上，這都是文科生邏輯能力欠缺的表現，不能客觀的去評價人和事。

此外，雖然道家已然成為隱學，但在歷史的長河中，時不時有一些傑出卓越之士，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而有所成就，比如陶淵明、馮道、劉伯溫、姚廣孝（明成祖朱棣第一謀士）、王陽明、曾國藩等，這些名字都耳熟能詳。這就好比是一些隱性基因，不顯露出來，卻在持續發生作用。

特別說一下馮道這個人，雖然宋朝的歐陽修、司馬光等人斥之為「十姓家奴」，說他沒有原則，不知廉恥，但實際上他通過各種努力，多次挽救了中原百姓免於屠戮，對戰爭中掠奪來的下面獻上的女性他也儘力尋找其家人父母儘力安置，在戰亂年代也堪修保存了大量的典籍，「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這是真正的大悲大憫，真正的「上德若谷，質真若渝」，又豈是生在太平盛世說得輕巧的歐陽修等人那點道行可比的？

而曾國藩讀《道德經》而悟，這是有記載的。早年他奉行儒家那一套，可以說碌碌無為一事無成，太平天國起來後回湘組織團練，搞的卻是法家那套，得了個「曾剃頭」的名號，結果也是處處碰壁、寸步難行。直到跟皇帝撂挑子回家丁憂一年多，讀通了《道德經》，再出山，就已經是氣象全新了。他後面為人處世、用兵戰略，也完完全全就是道家這套東西，比如「結硬寨，打呆仗」，根本就是「大巧若拙」的翻版。

相對的，王陽明則是集儒、釋、道三家而合「心學」，而他的「此心不動，隨機而動」的要義，講的不就是道家「順應」的法則么？也還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他「狡詐專兵」的名號，從儒、釋的思想中是找不到根源的。此外，「心即理」中的「理」，跟「道」在概念上有類似之處，而「心」、「致良知」則與禪宗「明心見性」的內核一脈相承，又跟「老莊」有所關聯了。

以上也確實可以看到，每當亂世的時候，就有道家出來收拾殘局，一個時代開局的基礎，也基本是道家所奠定的。所以才有前面的說法：「治世道家，亂世佛家，由治到亂是儒家」、「道家，亂世下山救世，盛世閉關修行。佛教，亂世封山避世，盛世開山迎香火」。

而道家另一條「日用而不知」的融入線索，就是「專業道」，現在的話叫「工匠精神」、「專業素質」，其實就是在一個專業領域的範疇內，努力達到極深的造詣，並且是在將道家的思想糅合進去的基礎上。比如多年前剛參加工作時，讀的兩本關於計算機編程思想的書，是兩位國外頂級的大師寫的，《The Pragmatic Programmer：程序員修鍊之道》和《The Art of Unix Programming：UNIX編程藝術》，前者在探討模塊復用的時候，談及《道德經》中的「無為」，強調「不要重複發明輪子」；後者在全書結尾編了幾個像禪宗的小故事，用來形象的說明書中闡述的道理。可見即便是純科技的東西，也一樣有「道」在，而且我之前在《知行合一》篇中也說過，「道」也並非中國人專利，不是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和運用「道」。

在歷史上，這樣的「專業道」精神俯拾皆是。比如在醫學、化學和科學方面，有張衡、葛洪、孫思邈等人，《黃帝內經》等典籍；武術方面，張三丰、李小龍是比較典型的，李小龍說的「功夫與水的哲學」，與道家「上善若水」和兵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根本就是如出一轍，也與遵循道家哲學的「太極」同理，他大學專業就是哲學，對老子、易經、禪宗都有研究。

此外應該說，「專業道」的精神在日本反倒是得到了更好的傳承。日本不是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這是可以肯定的，那麼中華文化中「道」的本質對日本的影響就顯然更為顯著，從大量諸如「劍道」、「茶道」、「花道」、「柔道」、「合氣道」......等名字上就能看出來，尤其是宮本武藏劍道中對於「空」的理解，就非常接近於道家的「無」。在一個很小的專業領域內不斷的去體悟更深的「道」理，雖然是有點過於細緻瑣碎而忽略了對宏觀大局的體驗，但也不失為「在方寸之間力求做到深不見底」，也算是別具一格吧。

此外，目前國內很多做價值投資比較出色的人，也是《道德經》的擁躉，也算是「專業道」的一個應用吧。整體來說，專業道還是比較接近於「中道」精神的。

道家走出國門的影響力，還表現在對近代德國的哲學的影響，其中以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卡爾?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最為典型。其中黑格爾的辯證法影響了「偉大導師」，所以我們過去一直在學的馬哲裡面的辯證法，也就是個出口轉內銷的東西。而且在19世紀工業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上德國人一貫的嚴謹作風，實際上使得這種辯證法有點過於機械，缺少了一點自然有機的靈動。而卡爾?榮格通過東方哲學重新思考了人格內核精神，並受陰陽思想的影響，領悟到人格性格中的內外向特質與能量獲取方式的關係，顛覆了他的老師弗洛伊德的很多錯誤觀念，開闢了現代精神分析心理學。（參考：西方的道家榮格）

時間來到現代，能稱得上道家人物的不多。除了前面說的李小龍的功夫思想外，我覺得當屬馬雲「馬道長」了，馬雲對道家和太極文化的推崇是人盡皆知的，拋開阿里變態的KPI和996不說，在實踐上，他的領導力管理、對市場趨勢動向和時機的把握，真的可以算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阿里巴巴這十幾年來的發展，也可說得上是「所向披靡」！總體上，我認為馬道長的這套也還是類似「黃老」的東西，並更多的取其手段而用，但想來應該主要還是他自己悟出來的吧。

總之呢，看了古今中外這麼多道家人物，最終我們還是要主張講「中道」，就是既要講原則，也要講手段，凡事別走極端，知道適時的進和退。雖然由於人的局限性，沒有人能完全做到「中道」，但保持在中間的一個誤差範圍內搖擺，也已經是一個不錯的狀態了。

最後，用《道德經》中的一句話來回應那些「正確的廢話」的言論，與前面「寂寥之情」遙相呼應——你們說的這個，老子們早就想到了，他們早已看穿了一切：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道德經》第四十三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德經》第七十章

下面我大體按時間順序把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和典籍編成一覽表格。本來還想畫張關係圖的，不過畫圖太麻煩，這一篇已經寫了很久了（要查的資料挺多），圖以後有空再補上吧。這其中的人物，都是明確的道家或者受道家影響的人物。而其實還有很多人，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受道家影響，但其行為所遵循的其實就是道家的原理，所謂「不要看他說什麼，而要看他做什麼」嘛，比如鄧公當年所推行的「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