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由來：源於《禮記》，唐代之後才被重視

按：有「儒家《聖經》」或「中國《聖經》」之稱的《大學》，本是《小戴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在唐代以前，並未受到特別的重視。但到了中唐時期，韓愈著《原道》引用《大學》語句後，《大學》遂漸為天下學者所重。

壹

《大學》歷史的淵源

有「儒家《聖經》」或「中國《聖經》」之稱的《大學》，本是《小戴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東漢鄭玄注《禮記》時一併作注，唐孔穎達作《禮記正義》也一併作疏。至宋代，仁宗天聖五年（1027）八月，以《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辰。

後來，登第者皆賜以《儒行》《中庸》《大學》等篇。不久，司馬光著有《大學廣義》一卷，是為《大學》別出單行之始。至二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表彰《大學》《中庸》二篇，以為《大學》是「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宋南渡之後，朱熹（1130-1200）於孝宗淳熙時，撰《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並行。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朱子所撰《大學章句》被定為科舉考試官方教材，一直沿襲到清代，《大學》遂成為士人應舉之必讀書。

貳

《大學》源於儒家思想的彙編《禮記》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彙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前551-前479）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著作，還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漢代把孔子編定的典籍稱為「經」，其弟子們對「經」的各種解說和詮釋，則統稱為「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即對「禮」的解釋。

先秦流傳下來的《禮記》共有131篇。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對《禮記》進行了重新選編。戴德選編的85篇版本，叫做《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聖選編的49篇版本，叫做《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版本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儒家「十三經」之中，成為古代士人必讀之書。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儀，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間的問答，記述修身為學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曆法、地理、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在數十年的講學中，時常引用或講說《大學》，贊其為「入德之門」，並對《大學》語句次序，進行了多處調整和重新編輯。南宋朱熹在二程改編的基礎上繼續加工，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在一起，稱為《四書》，並分別注釋之，名之為《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

叄

中唐時期，韓愈引述《大學》後，方逐漸被天下學者所重視。

從成篇直到北宋儒學復興之前的千餘年間，《大學》作為《禮記》中的一篇，並未受到特別的重視。此間雖有鄭玄為之作注，孔穎達為之作疏，卻都是並《禮記》而行。

降乎中唐，韓愈（768-824）鑒於佛、老二家「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以及「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之現狀，憤而著《原道》一篇。

於其篇中著重引述《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一段，以《大學》所秉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等古來聖賢「一以貫之」之仁義之道，闡述其「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據以批判佛、老的「一人之私言」。自韓愈著《原道》引用《大學》語句後，《大學》遂漸為天下學者所重。

——摘選自潘麟導師《〈大學〉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