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西歐奴隸社會

思想——沒有那一個詞，比這個詞更能體現西歐這一時期的文明了，這一時期的思想是人類文明寶貴的財富，其中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有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這些書即便今天讀起來，也沒有太多疏離感，可見其思想文化發展的程度之高……

希臘是歐洲文明的搖籃，悠久的文明給後代留下了絢麗燦爛的文化遺產，希臘文明誕生於巴爾幹半島和愛琴海域，其由無數的城邦所組成，在約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間，隨著希臘文明的發展，希臘人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在文化上的統一和團結的重要性，在這種意識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臘文明組織。斯巴達人是希臘最早實行民主的國家，早在在部落時期，斯巴達人就顯示出了他們在戰爭方面的天賦，他們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奴隸，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於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允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里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而樣的制度卻使得斯巴達人變得強大起來，並征服了周圍大部分城邦。斯巴達人允許一些已被他們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條件是一旦發生戰爭必須履行向斯巴達提供軍隊的契約。這些地區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些喪失主權的條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達人則迫使那裡的人民成為農奴，這些農奴被強迫用自己的土地產品，向斯巴達公民繳納實物貢賦，以便使這些斯巴達人能從農業勞務中解脫出來，得以把他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戰爭和發展。也正是通過剝削比自身公民人數多出許多倍的農奴，斯巴達才能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實行只有他們這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權利，而且並不因此而影響它的君主和貴族會議的存在，同時也並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種獨裁統治之中。斯巴達的民主政體是古希臘世界中最早建立的，開創於公元前7世紀下半葉的某一時期。雅典人繼而在公元前六世紀建立了一個民主政權。在這個政權中，他們仿效了斯巴達的楷模。但是，在這個階段里，在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的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在斯巴達的領土上，大多數人民是農奴。在雅典，卻連一個農奴也沒有；只有一些奴隸，以及數量日益增長的外國血統的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數卻由有選舉權的公民構成。

雅典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而隨著雅典中產階級的壯大及民主意識的覺醒，平民對於爭取權利的渴求也日趨強烈，前494 年平民因不堪忍受債務奴役舉行第一次撤離，當時羅馬面臨外敵侵襲的緊張局勢，平民的撤離使貴族大為驚慌，只得向平民妥協讓步。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執掌政權，施行改革。梭倫採取的減輕社會痛苦的措施是簡單而又嚴厲的。他將債務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權歸還債務人，讓因負債而變成奴隸的所有平民都重新獲得自由，並永遠禁止債務奴隸制。在政治領域，第一次准許沒有財產的平民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公民大會擁有的權力仍舊很有限。另外，還規定富裕商人可擔任執政官；還設立新的、更受歡迎的陪審法庭來代替貴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權力。以後，通過數次撤離運動，平民逐漸爭取到各項權利。平民每年可選出兩個保民官，以保護平民免受貴族官員的專橫暴虐，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在公元前451—450 年公布了十二銅表法。該法典基本上是習慣法的彙編，規定了極為嚴酷的債務奴役制，維護貴族利益。並沒有給平民帶來多少好處，但貴族也不能象過去那樣隨意解釋習慣法。量刑定罪以此為準，限制了貴族在司法上的專橫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平民的利益，公元前449 年瓦列里烏斯和荷拉提烏斯當選為執政官，實施了一項重要法案，規定全體公民都必須遵守平民決議。公元前445 年，根據坎努利優斯法，廢除了十二銅表法中平民與貴族通婚的禁令。前326年，取消了債務奴隸制，使得平民不會在應巨額的債務而淪為奴隸。同時，平民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鬥爭也有進展。公元前326 年通過了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債，實際上廢止了債務奴役制。公元前287 年，平民舉行最後一次撤離。結果，平民出身的霍騰西阿被任命為獨裁官，頒布了一項法律，重申平民決議對全體公民都有法律效力。這一事件標誌著平民反對貴族鬥爭的勝利結束。經過對貴族的長期鬥爭，平民在法律上取得了羅馬公民在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全部權利。平民在經濟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地位有所改善，儘管土地問題沒有根本解決。隨著對外擴張而實行的軍事移民和公有地的分配，以及債務的減免和土地集中相對緩和，羅馬小農經濟得以恢復和維持，從而鞏固了羅馬城市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增強了羅馬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廢除債務奴役制，劃清自由民和奴隸的界限，促進了羅馬公民集體的穩固，從此羅馬奴隸走上外籍奴隸的道路，這對羅馬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國家高級官職對平民開放，對於平民上層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們擔任高官要職，地位提高，遂與貴族逐漸合流。約在公元前4 世紀下半期和3 世紀初，富有的平民和貴族融合為新貴，共同把持政權，使羅馬從氏族貴族專權的國家變成新的奴隸主貴族專政的國家。從此平民的概念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後的平民主要指城鄉居民中的下層群眾。同時，在平民反對貴族鬥爭過程中，不斷增添新的國家機構和官職，頒布新的法律，創設新的組織制度，使羅馬國家制度日臻完備。總之，梭倫的貢獻在於，在組織上為以後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礎。在隨後的民主發展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另一位人物是伯里克利，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自豪地宣稱：「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的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裡，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早期在希臘城邦向地中海沿岸擴展的同時，西亞的波斯帝國也在擴張，強大的波斯帝國征服了小亞細亞半島上的希臘諸邦。波斯人的政治忠誠集中於一個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臘人的忠誠則集中於一個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則--主權的城邦國家之上。當這兩種忠誠相互發生碰撞之際，雙方之間持久的和平共處也就不復存在了，一方必將打倒另一方，並取而代之。

公元前490年，波斯從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亞派出了一支遠征軍。但是，雅典人卻單槍匹馬地打退了波斯人。十年後，波斯人又捲土重來，集結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強大得多，這一次是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薩利的陸路。一支由斯巴達人統率的混合部隊為阻擊波斯人，在溫泉關英勇地力戰至死。雖然波斯人攻入並洗劫了雅典，但雅典人早已撤離了，雅典海軍在附近的薩拉米斯灣擊潰了波斯人；當波斯人從愛琴海撤退時，希臘聯合艦隊尾隨其後，贏得又一次海戰的勝利。公元前460年，雅典派一支艦隊支援埃及叛亂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險的對波戰爭中，在埃及的叛亂被波斯人制服之後，雅典遠征軍也被摧毀了，不久它失去了對它們的控制。雅典人將自己的力量消耗殆盡。雅典頹勢顯示出，其薄弱環節就在於人力資源與它的野心之間的不相稱。儘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過法律，使雙親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喪失了選舉權，這一法律實際上又削減了雅典公民的人數，也削弱了其民主性，這個實施法律已經昭示出雅典帝國滅亡的厄運。公元前431年，由於雅典不斷向外擴張，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一場戰爭無可避免，戰爭最終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接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後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於公元前429年遭受了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結果以慘敗告終。於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於擊毀長城；而雅典於公元前404年因受到圍困、飢餓逼迫，只好宣布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達帝國也於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間，所有歐洲大陸的希臘城邦相繼被其北方鄰國馬其頓的國王腓力二世征服，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亞歷山大跨過達達尼爾海峽。征服了波斯帝國，但亞歷山大所建立的帝國在死後便分崩離析了，一百多年後羅馬帝國崛起，公元前146年，羅馬人終於征服了希臘。從此，歐洲文化初創期的歷史，從古代希臘進入羅馬時代。

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是希臘哲學的誕生地，蘇格拉底正是希臘哲學發展的先驅者，當時的老百姓仍然相信天神的存在，蘇格拉底便把自已說成是代表上帝的預言家，雅典人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說的「精靈」（即在內心深處告訴他應該說什麼做什麼的聲音）意味著什麼，但他相信自己為一個神聖的聲音所引導並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確生活的最重要的條件。他引用德菲爾阿波羅神廟所鐫刻的那句神喻來呼籲世人：「認識自己」，旨在希望人們能通過對心靈的思考關懷而追求德行。"認識你自己」構成了蘇格拉底的基本哲學主張。他宣揚畢達哥拉斯關於靈魂獨行於肉體的觀點，他指出：道德即是知識，知識包含一切的善。蘇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之上，使道德成為科學的對象，奠定了理性主義倫理學的基礎。他完全相信人的命運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舊哲學界設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區，甚至比普羅塔哥拉走得還遠。昔羅塔哥拉教給人們：「人是衡量世間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則聲稱：「人的無形意識是世間萬物的最後尺度；塑造命運的不是上帝，而是我們自已。」蘇格拉底不寫著作，只用口頭方式傳播自己的觀點：「不能命令別人信仰什麼，或剝奪別人隨心所欲思考的權力。」他又說：「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沒有朋友的贊同，沒有金錢、妻室和家庭，也會成功。但是如果不徹底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確結論，因此必須擁有討論所有問題的充分自由，必須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遺撼的是，他在在錯誤的時間闡述了錯誤的論斷。首先人們並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謂的理論究竟是什麼，同時，在生活中他對周圍人們奉若神明的東西是持否定態度的，對傳統習俗也不屑一顧。這招致了人們的反感。

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萊特斯為首，他們依法提起公訴。對蘇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 審判蘇格拉底一案的陪審團由五百人組成，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別為自己辯護，並進行舉證。之後陪審團舉行第一次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蘇格拉底在第一輪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辯解自己非但無罪，反而於城邦有功，理應得到城邦的禮遇。竟然使陪審團的絕大多數人傾向於釋放他。他們提出，蘇格拉底只要擯棄辯論、爭吵、說教這些可怕陋習，不再干涉別人所偏愛的東西，不再用永無止境的疑問去糾纏他們，就可以被赦免。但是蘇格拉底拒絕接受。「這辦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種微弱的心聲還在讓我繼續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給人們，我就要繼續拉住我遇見的每一個人，告訴他我的想法，絕不顧慮後果。」並僅希望罰款一百德拉克瑪了事，對自己提出的處罰方案近乎玩笑，他的固執和藐視法庭的態度，反而迫使本來同情他的部分陪審員轉向選擇原告提出的刑罰，實際上，他蔑視了雅典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價值理念，這激怒了雅典人民，群體意識再一次暴露了它的不容侵犯和殘暴，蘇格拉底最後以三百六十票對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

蘇格拉底的死，極大地激勵了他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也是克羅托內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學生，柏拉圖對希臘哲學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爭議的貢獻在於認識論，即有關宇宙結構的理論。柏拉圖把畢達哥拉斯關於數學是通向形而上學之門的認識，與詩人在邏輯思維內的直覺巧妙的結合起來。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也曾是雅典的臨時公民，曾任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詩人，也不是一個數學家；以柏拉圖的標準，他是缺乏想像力的，但他卻以腳踏實地而使他充滿榮耀。他是柏拉圖式的知識巨匠，他畢生致力於邏輯學、認識論和形而上學諸領域的著述，成為這些學科的開拓者，儘管他在世的時間比柏拉圖要短18年。但他的著作卻為以後所有希臘哲學所汲取，並在公元12－17世紀期間，支配了西方精神世界。亞里士多德還是最早從事實地調查的研究者，一個在政治和物理科學領域組織他的學生從事研究活動的優秀的組織者。在古希臘哲學家的黃金之鏈中，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光耀勝過所有他們的前人和繼承者，蘇格拉底的光輝映出了這三位聲名最為顯赫的巨匠。古典希臘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在於：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多種形式的藝術、文學和哲學思想，對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心的強調——所有這些構成了希臘留給人類的光輝遺產。

公元前6世紀的羅馬帝國，從原始社會過度到奴隸社會，其社會經濟和私有制的進一步發展，貴族和平民都享有公社成員的權利，只不過貴族已經脫離了社會生產，在政治等方面享有特權；而平民則從事社會生產，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擔任要職和管理公共事務的資格。不過當時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等級界限可能並不是十分嚴格和固定。羅馬貴族一直處於開放狀態。因此，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還比較緩和。而羅馬在所謂王政被廢除之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就已經被破壞了，基本上完成了由氏族制度到國家的過渡。國王擁有帝權即最高權力，只有由貴族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和僅能對立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民眾大會對國王具有一定約束力。盧修斯是羅馬最後一位王，其當政後，暴虐無道，公元前510年被羅馬平民驅逐出羅馬，君主政體被廢除，貴族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從前由國王掌握的帝權這時轉到兩名執政官手中；執政官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總是由貴族擔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機關，也是貴族團體，甚至在接納若干平民後其性質仍然不變。

羅馬在經歷一系列變革後，在短短几年裡，它征服了周圍民族，控制了從亞平寧山脈到海岸的整個拉丁平原；羅馬城邦形成時期的制度與早期希臘城市的制度相似。這一時期，其文化上吸收了埃特魯斯坎人所信奉的男、女諸神，有關拱門和拱頂的知識，以及通過檢查動物內臟來占卜的典型的東方習俗，也吸收了希臘人的字母表、若干藝術和神話、某些宗教觀念和習俗，包括希臘神話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彌斯，在世界各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宗教與文化息息相關，共同發展。文化是本質的，宗教是文化的一種形式。宗教與文化的交互作用構成了一個民族基本的精神特徵。羅馬帝國在這一時期，將這些文化吸收進自己的文化體系中，使得其原生宗教文化要比其它宗教龐雜的多，同時也使得其文化理念上保持一種特有自由和包容性，羅馬人從未有過條例森嚴的教規，規定凡人應該把哪些看作真理，哪些看做謬誤。由於沒有現代概念中的「信條」，以及冷峻的教理和靠絞刑架推行教理的職業教士，全國各地的民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惡來修改宗教思想和天國的概念。那時的臣民只要繳納必要的賦稅，表面上尊重羅馬統治者定下的為數不多的行動準則就可以享受廣泛的自由。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個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幾個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裝滿上帝的廟宇，這沒有關係。但是，不管人們信仰什麼，在這個世界範圍的大帝國里，混居著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必須永遠記住，「羅馬和平」的實現有賴於公正地實踐這樣一條原則，「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干涉別人或自己大門內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認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褻瀆了，也不必找官府尋求什麼解脫，因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紀念的場合說的那樣：「如果那位上帝認為必須補償他所蒙受的損失，他一定會自己關照的。」靠了這樣一句不足道的話，法庭就可以拒絕處理所有這類案子，並要求人們不要把涉及個人見解的問題帶進法庭。如果說一群卡帕迪西亞商人在哥羅西人的地盤居住的時候有權利繼續信仰自己的上帝，並在哥羅西鎮子里建築起自己的廟宇，那麼，哥羅西人為了類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亞人的地盤落戶時，也必須得到同樣的權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但另一種觀點認為，羅馬人之所以能夠擺出一副至高無上的寬容姿態，是因為他們對哥羅西人、卡帕迪西亞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蠻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輕蔑態度。然而可以肯定一點，宗教上的徹底寬容一直盛行於文明和半文明的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地區。羅馬人發展了一種統治藝術，最大限度地減少磨擦，從而獲取巨大的實際成果，這一切也畢竟是事實。

可以看出，羅馬的社會並不是建立在神權上的，而是以貴族階級為核心的統治，在這個基礎上，它對奴隸的殘酷性，是所有文明奴隸制中最突出，也最殘酷的，其表現於貴族在斗獸場中，讓奴隸之間相互廝殺，用奴隸的生命來取樂。而羅馬文明發展也是曲折，其體現在，這個過程並不像埃及那樣依靠神權來維護統治，而是通過貴族階級不斷為證明自身的價值理念的優越性，而對奴隸階級進行極其嚴酷的壓迫來統治。而處於整個社會中被壓迫的平民和奴隸階級，卻不斷爭取著自身的權利。這一時期，思想上的開明寬容與統治的殘忍並存，正是這樣特殊的文明，使得其社會的平等理念廣泛的傳播到各階層，而這種平等理念的成果和影響，是其他同時期的文明所難以達到的，其他文明即便推翻統治，被壓迫階級也很難提出一種羅馬文明那樣有建設性的平等理念來。

整個羅馬從貴族階級對奴隸的態度就可看出，其對待奴隸的態度充滿了輕視和殘忍，而當時的主流思想也是如此，亞里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如果後者拒絕接受預先註定的命運，那麼象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自然是正當的。"

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通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通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使得其對於體力勞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也使的幾何學成為低賤奴隸們從事的對象。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同時奴隸自身對於這些東西沒有興趣，更對於生產力的提不起任何興趣，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在反抗時，如何去破壞這些農具來抗爭，這也使得奴隸主不得不購買笨重而堅固的農具，生產力的提高會使他們過於清閑。在那時哲學這些思維性的東西仍屬於貴族階層理念的一部分，而貴族階層在尋求自身價值理念上，一直在極力與被壓迫的下層階級區分開來，以獲得貴族階級個人價值優越感的基礎，哲學的研究屬於貴族的活動，並非是屬於下層階級，更不會為下層階級所用。他們特有的優越感，使得他們對於奴隸階級表現出極大的蔑視，況且那時哲學研究仍屬於上層建築，其屬於貴族在追尋自身價值理念，而極力與下層階級理念分開的一部分，這種高傲在當時是完全能理解的。

而在這種環境下，奴隸的凄慘可想而知，奴隸主讓奴隸戴著腳鐐做各種苦役，把最強壯最驍勇的挑出來做角鬥士，放在斗獸場里強迫他們同野獸打鬥或互相攻殺，供自己娛樂。這種角斗極其野蠻殘忍，角斗的結果是角鬥士全部死亡或留下最後一人。這就是古羅馬野蠻的娛樂方式——角斗。在羅馬，每年都要舉行爭鬥比賽，身體強壯的奴隸往被送到角鬥士學校培訓，然後在大劇場或公開場所彼此角斗，或與野獸搏鬥。而奴隸主貴族則在觀看角斗時得到快樂。在提留斯為羅馬大斗獸場舉行落成儀式的那一天，殺死了5000頭牲畜。圖拉真曾讓10000名達契亞俘虜互相角斗至死。角鬥士們受著密切的監視，一舉一動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他們的腳上還戴著沉重的枷鎖。他們的命運是註定死亡，因為他們隨時可能在競技場上喪生，他們實際上是緩期執行的的死刑犯人。在這種殘酷的剝削下，奴隸終於發起反抗，斯巴達克起義發生於公元前一世紀公元前73年，這次角鬥士起義的領袖是斯巴達克。他本是希臘東北的色雷斯人，他的主人把他送進角鬥士學校，想把他訓練成一名出色的角鬥士。在角鬥士學校，他以他的勇敢和智慧，成了角鬥士們的精神領袖。他利用一切機會勸說角鬥士們為自由而死，而不應成為羅馬貴族取樂的犧牲品。他組織了200多個角鬥士準備暴動的時候，不慎泄密，於是他決定提前行動，結果有78人衝出虎口。隨後起義軍迅速壯大，大量收容了坎帕尼亞省的逃亡奴隸、角斗土、破產農民，以及從羅馬軍團逃出的士兵，達1萬人，多次打敗了羅馬軍許多小部隊。起義從坎帕尼亞擴展到義大利南部阿普利亞、盧卡尼亞、布魯蒂烏姆地區。斯巴達克仿照羅馬軍隊的形式改編軍隊，除步兵軍團外，還有騎兵，以及偵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輜重隊。武器從敵人手中奪取或起義軍自己製造。軍隊指揮建立在民主(軍事長官會議和軍人大會)基礎之上。對士兵進行訓練，宿營和行軍都有嚴格的制度。 公元前73年秋，羅馬派大法官瓦里尼烏斯率軍隊討伐斯巴達克，結果遭到起義軍痛擊。至公元前72年初，斯巴達克軍隊已增至6萬人。他進軍阿普利亞和盧卡尼亞，總兵力增長到12萬。 受起義軍的聲勢所震驚的羅馬元老院，於公元前72年年中派執政官楞圖魯斯和蓋利烏斯率兩支軍隊討伐斯巴達克。正在這時，起義軍內部產生了分歧。大部奴隸，包括斯巴達克，主張離開義大利，衝出阿爾卑斯山，獲得自由，或打回家鄉。但參加奴隸起義的貧民則不願離開義大利。這種分歧使3萬起義軍離開了主力，在加爾加諾峰下(阿普利亞北部)全部被羅馬軍隊殲滅(死亡2萬人)。斯巴達克軍隊雖已削弱，但他利用羅馬軍兵力分散作戰的弱點，將其擊潰。公元前72年，斯巴達克軍隊沿亞得利亞海岸轉戰整個義大利。斯巴達克在南阿爾卑斯高盧省穆蒂納會戰中，擊潰了卡修斯總督的軍隊。斯巴達克本應越過阿爾卑斯山繼續北進，但不知何故，他竟中途折返，繞過羅馬，揮師南下。公元前71年，起義軍跟羅馬軍隊展開了決定性的會戰。起義軍武器不良，又很疲勞，阻擋不住羅馬軍隊的瘋狂進攻，因此失敗了。斯巴達克一直英勇戰鬥到犧牲。

斯巴達克領導的奴隸起義是古代史中被壓迫階級光輝的一次鬥爭，其在起義中表現了英勇的鬥爭精神和卓越的軍事才能，在被壓迫階級爭取解放鬥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遺迹？？。這次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奴隸主階級，極大地動搖了羅馬奴隸制基礎，並逐漸改變了奴隸主最初的態度，使他們開始慢慢認識到奴隸所具有的價值，而這中對於爭取權利的抗爭，在文明歷程中僅僅只是開端的一部分，我們今天所有的權益和價值，都是從這種暴動的抗爭中取得的，同時我們或許應該在看到在奴隸在抗爭中，在證明個人價值的過程中，被壓迫階級平等意識的渴求，即個人價值上的覺醒，使得整個社會制度隨著這種思想，而發生著驚人的轉變，間接推動元老院提出部份保障奴隸權益的法律。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和羅馬帝國初期大約有15%-20%的人口為奴隸，主人可以合法地殺死奴隸，隨著奴隸的抗爭，有關保護奴隸的法律才被設立。頒佈於公元前82年法律禁止主人在任何場合殺死奴隸；前32年的法律禁止主人強迫奴隸進入競技場搏鬥。如果主人忽視奴隸的健康問題並導致其死亡，則該主人要被判處謀殺罪；並且，如果一個奴隸在神廟中得到醫療並恢復，他將獲得自由。圖拉真時期的斯多葛學派演說家用兩天時間在集會論壇上做了兩次對奴隸制度的譴責的演說，而對奴隸殘暴的主人會被當眾羞辱。公元2世紀，通過法律禁止了父母將自己孩子賣為奴隸的行為。當羅馬進入帝制時，解放奴隸中甚至有人能夠出任國家公職。奴隸主被迫對剝削奴隸和經營田產的方式作出某些改變，並開始改變控制奴隸的方法和對奴隸的態度。他們認識到了奴隸所具有的價值並且奴隸主開始把土地分成小塊，交給奴隸耕種，奴隸可以分享一部分收成。

於此同時，不僅僅是奴隸階層獲得更多權益，平民階層權益的爭取比奴隸階層獲的更大的權益，在羅馬以後的歷史中，其法律對於平民的權益上，正不斷的在趨於一種意義上的平等，而在這方面的進步上，是其他文明都望塵莫及，這也突出了羅馬文明的優勢與特性，在這一點上，希臘文明則或許理想化了，他們的文化理念在階級的處理上並沒有太多建樹，而兩者都存在一個問題，即其階級制度上都是不穩定的，隨著貴族與平民之間對立的加深，在平民與貴族的鬥爭過程中，平民聯合起來，屢次採取「撤離」運動，即以集體退出公民公社和軍隊作為鬥爭手段，迫使貴族逐漸作出讓步。而整個羅馬平等權益的鬥爭史，並非如其他文明那樣，通過暴風雨式的掃蕩推翻統治階級，而其推翻後，卻很難建立一個擁有平等理念的社會，起義者大多數沒有接觸過文化，使得被壓迫階級無論在生產力上，還是平等理念上，都不具備創造新文明制度的基礎，即個人價值的覺醒，他們不知道到依靠什麼制度來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僅僅只能定義為推翻暴政後新的掌權者，他們變成是階級，而不是平等權利的維護者，整個社會依然延續曾經的制度，社會被推倒，就像被犁過的田一般，整個土地又重新煥發生機，但反抗者又重新變成了統治者和貴族階級。而最初追求的理念和口號，或許會使社會有一些改觀，但實際意義卻可以忽略不計……。

而羅馬帝國特有的平等理念，是否能使其避免像其他帝國一般被推翻呢？答案是否定的，問題仍然出在貴族階級的固話和墮落上面，隨著階級的發展，廣大平民對軍事貴族特權表達強烈不滿，他們要求形成中的羅馬國家機構不再是以貴族門第，而是以財產多寡來確定它管轄下居民的權利和義務，而這僅僅只能說明擁有財富的貴族掌握了權利，而非平民。隨著羅馬社會的發展和對外擴張侵略，羅馬貴族以開始利用特權，霸佔公有土地和財產，而貧民分不到土地，處於少地或無地的境地，這就加劇了土地不均和貧富分化。貴族階級與平民階層的矛盾開始變的尖銳起來。貴族階級便開始牢牢掌控手中的利益，特別是王政傾覆後貴族直接掌握政權，他們竭力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特權地位，使得羅馬兩極分化變的越來越嚴重，而矛盾也變的越來越尖銳，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特權和凌駕於平民之上的階層，整個羅馬開始變的腐敗起來。在政治上，執政官選自貴族，元老院也為貴族所把持，同時，宗教職務被貴族壟斷。在經濟上，貴族是財富的佔有者，他們大量侵佔國家由征服而得來的土地、森林、河流和戰利品，而平民卻無權參加公有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貴族和平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地位與權利的不平等，必然激起矛盾，到了羅馬帝國中後期，矛盾已經激化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歷史學家李維在《羅馬史》中這樣寫道：「財富把貪婪帶給了羅馬，尋歡作樂的機會多了，使人沉湎於聲色，毀了自己也毀了國家。因為隨著擴張主義不斷地發展，通過劫掠把外地的財富集中到羅馬，再加上希臘人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首先是羅馬的貴族變得窮奢極侈，貴婦人個個珠光寶氣，穿中國絲綢，戴印度寶石，一旦有社交活動，都爭奇鬥豔。貴族修豪宅建花園，坐豪華馬車，騎高頭大馬，貴族上街就是誇富競富，那種場景真令人目眩神迷。節日活動一場又一場，節日又成貴族顯富之日。古羅馬開始是崇尚簡樸的，可是現在卻以質樸為恥，豪華才是榮耀。由於貴族的倡導，整個羅馬社會都充滿驕奢淫逸之風。物慾發展到極點，就激發出人的獸性來，當羅馬人以殺戮人命取樂時，社會道德就淪喪殆盡，這樣的社會前途必然是崩潰。他們把觀看人與人斗，甚至看人與獸斗，把摧殘、殺害人的生命當做賞心樂事，比觀看體育盛會還吸引人。圓形角斗場的看台上能坐一大批人，每有角斗，幾乎是萬人空巷。當一個角鬥士被另一個角鬥士刺死時，當一個角鬥士被獅子或老虎咬死時，觀看者會歡聲四起，這種嗜血行徑是人的獸性發作。這種角斗是羅馬人從伊特拉斯坎人那裡學的，這是一種原始野蠻習俗，讓死囚或奴隸相互格鬥，直到一方被另一方殺死為止。起初野蠻殘酷的觀眾只是圍成一個圈觀看，後來，羅馬人建造了有階梯有座位專供人們觀看的劇場。這種娛樂活動竟被當做人生活中的一種追求，而不受到輿論的譴責，可見羅馬的社會道德沉淪到何種程度！羅馬人會這樣，這與他們的文化傳統有關，他們是尚武尚力的，當沒有相當的文化來節制這種傳統時，這種傳統就會被推向極端，這個極端就是獸性發作，就是喋血成性。"

，從這個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於貴族社會奢靡和墮落所表現出的失望，其在提及寫作的目的時說：「……我想找到一種葯，讓我們的帝國返老還童，重新煥發青春的活力。這種能抗衰老的葯就是我寫的這部史書。」，而實際上，所有帝國末期都會面臨社會墮落腐化問題，直到整個帝國最後的崩潰，都鮮有人能拯救，究其原因，貴族固守利益和自身腐化正是根源之一。貴族生活的奢靡和墮落，東西方貿易的興盛，特別是珠寶和絲綢的暢銷，造成羅馬帝國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國庫空虛也加速了帝國的崩潰，致使羅馬每年支付進口中國絲綢的貨款竟然高達10萬盎司黃金，黃金的大量外流，而這些錢都流到了波斯帝國手中，而羅馬帝國為了和波斯帝國爭奪商路控制權，也發生過不少戰爭，但效果並不理想，甚至到了後期羅馬帝國制定法令去禁止人們穿著絲綢。甚至連皇帝曾帶頭不穿絲絹袍服，並禁止貴族穿戴絲織物。然而長期以來羅馬社會已經奢侈成風，到了公元3、4世紀時，絲織物已成為全國上下崇尚的唯一的時髦服飾。

而羅馬從建立之初，就一直處於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平民階層在貴族階級的抗爭中，貴族階級並未對平民階層有殘酷的壓迫，同時平民的文化基礎較高，更重要的貴族階層在內憂外患中，選擇了權利的讓步，而非象其他文明那樣獨裁專制，這保持了開明寬容的文化氛圍，這是區別是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一點，正是這一契機，使得平等理念能在奴隸社會制度內發展起來，使得他們能在貴族階級與平等理念追求之間，找到一種新文明制度的鄒形，而非脫離出來建立空中樓閣，並逐漸獲得個人價值所具有的權益，這也是古羅馬文明的思想成就，對於現代文明的深遠影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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