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功敗垂成的殺富濟貧

在中國，輸入「大學生、殺人」，用任何搜索引擎一搜，都能搜到「馬加爵」一詞。然而，我要說的不是馬加爵，而是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這同樣是個大學生，區別只在用斧頭、而不是鎚子殺了人——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以及高利貸者的妹妹。比較兩個殺人大學生，俄國這位的不同點在於，有著崇高的理想：殺富濟貧。

不得不說，殺富濟貧也是我們認可的理想，關於它，許多綠林和紅色敘事中都有描述。在這些敘事中，殺人者非但不受譴責，往往被視作英雄。其重要的邏輯是富人可恨，為富者皆不仁，剝削、欺壓窮苦百姓，故殺掉他們，奪其錢財周濟窮人，有一種天然的正義性。特別在引入鬥爭學說後，殺富更體現一種階級的自覺。我們這一代人，少有不欣賞梁山好漢和潘冬子的，這已足以說明問題了。

殺富濟貧說來簡單：第一步殺人，第二步濟貧。小說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是個輟學大學生，租住在彼得堡一處公寓，因交不起房租面臨房東的控告，卻不屑做家庭教師，嫌這份工作賺錢少，心裡萌發做一件大事的念頭，這就是：殺人。

被選定的對象是個老太婆，一個寡居的高利貸者。小說是這樣描寫她的：「她像猶太人一樣有錢，一下子可以借出五千盧布，但她也接受一盧布的押款……不過這個老太婆很缺德……」，比如，她「狠心，變化無常，押款只要過期一天，她就會把押品吞沒。她借出來的錢只有押品價值四分之一，而利息要五厘甚至七厘，按月計算，等等」，完全符合為富不仁、殺之無赦的標準。

行動是一個傍晚、在老太婆家中進行。之前，拉斯科爾尼科夫踩過點，並作了鋪墊——說好下次來抵押銀煙盒。趁其低頭看押品時，他舉起斧頭，直砍下去，又補了一兩下，老太婆一命嗚呼。之後，老太婆的妹妹出現了，他不得不「出乎意外地殺死了第二人」。整體而言，殺人完成得還算順利，幾乎若有神助：失算都能彌補，破綻都被掩蓋，沒有留下任何確鑿的證據。殺富濟貧開了個好頭，只待跨出第二步。

但這第二步始終未能跨出。小說寫殺人，只佔很小的一部分，絕大部分是寫殺人後的反應：恐懼、惶惑、糾結、痛苦……記得大學時讀這小說，始終被籠罩在這種情緒之中，為主人公的恐懼、痛苦而恐懼、痛苦……感覺這是部虐心的小說，相當考驗讀者的神經。恐懼等的情緒，使拉斯科爾尼科夫停了下來，濟貧行動終未展開，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沒有跨過去，還是停留在這一邊……我只會殺人」。人都殺了，卻未濟貧，整個行動功虧一簣，讓人納悶之餘不免追問一句：問題出在哪裡？

戴夫·葛斯曼在《殺戮論》中專劈一章，論述殺人的情緒反應，指出人在殺人後會有一個合理化與接受的過程，如合理化失敗，就會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戴夫·葛斯曼討論的是越戰時戰士殺人，對平民如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殺人仍有參考意義。事實上，殺人都需要理由，上述的殺富濟貧，濟貧即殺富的理由。其他常見的理由還有：復仇、執行上級命令，等等。

拉斯科爾尼科夫殺人也是有理由的。小說中寫道，一天，他在小酒館偶然聽到一番對話，其中一段是一個大學生對一個軍官說的——

……把她殺死，拿走她的錢，為的是往後利用她的錢來為全人類服務，為大眾謀福利。你覺得怎樣，一樁輕微的罪行不是辦成了幾千件好事嗎？犧牲一條性命，就可以使幾千條性命免於疾病和離散。死一個人，活百條命——這就是算學！

這個大學生說的，依然是殺富濟貧，不過多了一層「算學」的意思。這種「死一個人，活百條命」的「算學」，與我們的以集體名義而犧牲個體的文化如出一轍。弔詭的是，大學生談論的這個「她」，正是這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

這席談話發生在拉斯科爾尼科夫殺死老太婆的一個半月前，當時，他去她那裡抵押一隻戒指，只得到兩張一盧布的鈔票，「覺得這個老太婆非常討人厭」，已有殺死她的念頭。回來時順道來酒館聽到這些，他「心裡異常激動」 ，只因「自己頭腦里剛才也有過這樣的……完全一樣的想法」。其實，這樣的議論和想法，他不止一次聽到，但這次不一樣，在時間點上特別巧合。他總覺得這種巧合是很奇怪的，「彷彿這裡面真的有一種定數和啟示……」

拉斯科爾尼科夫也有自己的殺富濟貧思想。半年前，他從大學退學，寫了一篇《論犯罪》的文章，投稿後被發表在《定期評論》上。文章的大意是：人被分為普通材料和特殊人物兩類，特殊人物比如拿破崙等，可以不受法律約束，能夠「干一樁壞事滿不在乎，而且毫不躊躇地破壞法律」。他不知文章已經發表，這些想法已在頭腦里生根，並且以為自己也是特殊人物，如拿破崙一般，可以幹壞事、破壞法律，包括殺人。直接地說，拉斯科爾尼科夫殺人，不過在實踐自己的理論。

真的殺了人之後，就要面臨戴夫·葛斯曼所說的「合理化」問題。很明顯，拉斯科爾尼科夫在此遭遇困境：他的「合理化」失敗了，「沒有走過，並完成這個過程，可能就會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戴夫·葛斯曼語）。我以為，「壓力症候群」正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完成殺人第一步之後，未能跨向濟貧第二步的根本原因。

具體地說，拉斯科爾尼科夫在殺人、拿走錢袋後僥倖得脫，回到家後就病了。病因起於殺人前，殺人後倒在床上，時睡時醒、不吃不喝地過了三天！醒來時，先將全身衣服檢查一遍，生怕留下蛛絲馬跡。女僕將傳票交給他，原為他拖欠房租之事，他發現是叫去警察局的，本能地以為殺人事發了，便想到「要完了」、「但願快些」。到了警察局，甚至在想：「我進去，跪下，直認不諱……」之後，一直處在招供與否的矛盾衝突之中。

為什麼會這樣？按照他自己的理論，殺人對於一個特殊人物來說，是不必有任何恐懼和痛苦的。以拿破崙為例，這個「真正的統治者，他才可以為所欲為，攻破土倫，在巴黎進行大屠殺，忘記在埃及的一支軍隊，在莫斯科遠征中糟蹋了五十萬條人命，卻在維爾那說了一句語義雙關的俏皮話，敷衍了事」。這是一個反推：拿破崙是不會因殺人而恐懼、痛苦的；如果你恐懼、痛苦，那恰恰說明：你不是拿破崙！更進一步說，你如不是拿破崙，怎麼可以殺人呢？

這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對自己的重新審視。殺人前，他滿以為自己是拿破崙，殺人後他的種種反應，否定了這種看法。小說寫了一大段他的心理活動——

如果你干這件事當真是一種蓄意的行為，而不是由於一時糊塗，如果你當真抱著一個明確的、堅定不變的目的，那你為什麼直到現在連那個錢袋裡藏著什麼東西也沒有瞧過一眼呢？你為什麼連你拿到了些什麼東西，為了什麼而忍受種種痛苦，並且有意識地去干這種卑鄙齷齪和下流的勾當也不知道呢？可是現在你要把這個錢袋連同所有東西都一古腦兒扔入水裡，而這些東西你看也沒看一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這裡需補充交待一下：殺人劫財後，因承受不住壓力，拉斯科爾尼科夫來到V大街，原想將錢袋扔到涅瓦河中，後藏在一荒蕪院子的大石頭底下。在為「罪證消滅了！」而歡欣的同時，忽然感到自己並非拿破崙。這個殘酷的事實，令他痛苦不堪。

令他痛苦的還不止這些。這要說到小說的女主人公索尼雅，一個潦倒小官員馬爾美拉陀夫的女兒。與馬爾美拉陀夫的結識與交往表明，貧困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同情更貧困者，且非常慷慨仗義。馬爾美拉陀夫死後，他將身上僅有的25盧布——是母親和妹妹好不容易籌措後寄來的——給了馬妻，好讓後者去辦喪事。

索尼雅雖因家貧成為妓女，卻善良、正直而且單純。馬爾美拉陀夫之死，拉近了拉斯科爾尼科夫與她的距離。得知索尼雅與被殺的麗扎韋塔——高利貸者的妹妹——是好朋友時，他作出一個決定，對後者說：「如果我明天來了，我會告訴你，麗扎韋塔是誰殺害的。」順便說一句，索尼雅與麗扎韋塔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之前常常在一起讀《聖經》。

次日，拉斯科爾尼科夫如約來找索尼雅，將實情婉轉地告訴了她。索尼雅大惑不解：「……您怎麼，怎麼會把僅有的幾個錢都送給人，可是又去殺人搶劫！」拉斯科爾尼科夫不得不將殺富濟貧理論複述一遍，解釋說，他殺死老太婆，拿走她的錢是「為了事業」，最後說：「我不過殺了一隻虱子。」索尼雅叫道：「人是虱子！」其實她在說：人怎麼會是虱子？不得不說，這一反問直指要害。

這又回到前述的「普通材料和特殊人物」說。拉斯科爾尼科夫之前已證實自己不是特殊人物，現在，他要面對索尼雅的指責：即便是普通材料，人也不是虱子，也不可妄殺！這關係到一個原則。這就是說，既不能因自己「崇高的和有意義的目的」殺人，也不能因對方是「一隻虱子」而殺掉他（她）。否則，「殺死的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原則」！

這恰恰是基督教的原則，《摩西十誡》第六條即是：不可殺人。拉斯科爾尼科夫在良心和波爾菲里的雙重逼迫下，陷入深深的自責、恐慌和痛苦中，精神欲崩潰之際一步步靠近上帝，最終皈依宗教，向索尼雅坦白案情的前一天，他特地請求後者念《聖經》中拉撒路復活那一章。補充交代一句：波爾菲里是負責老太婆命案的警員，他的辦案方式很像波洛，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中那位鬍子偵探。

索尼雅的反問讓拉斯科爾尼科夫徹底看清了自己——

如果我反省一下，或者質問一下自己，我有沒有權利掌握權力？那麼我就會明白，我沒有有權利掌握權力。或者，如果我提出一個問題：人是不是虱子？那麼我就不會把人當作虱子。……我已經清楚地感覺到，我不是拿破崙……索尼雅，我毫無理由地殺人……我殺人的時候，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錢，而是別的東西……你要了解我：如果我那樣思考問題，我決不會再殺人。

……難道我殺死了老太婆嗎？我殺死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

如前所述，在中國的綠林和紅色敘事中，殺富濟貧是常見的情節，人們從不質疑因濟貧而進行的殺人。《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打家劫舍，過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生活，因有濟貧作心理支撐，從不為殺人感到困惑。用戴夫·葛斯曼的話說，因為濟貧，殺人行為被合理化了。所以，如拉斯科爾尼科夫般地、欲合理化殺人而失敗的例子，似乎從來就未出現過。為什麼？

我以為，在信奉基督教——在俄國是東正教——的國家，殺人，即剝奪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這隻能是上帝的旨意，是任何人不可僭越的。《罪與罰》中，索尼雅質疑拉斯科爾尼科夫，就是基於這個原則，所以她追問：「殺人？您有權利殺人？」在索尼雅等信奉東正教的人們看來，只有上帝才配審判人類的罪孽。作為一個凡人，拉斯科尼科夫竟敢越俎代庖，替上帝行道，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便拉斯科尼科夫自己，置身於如此宗教氛圍中，殺人前並不信教，發現自己的想法與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從而驚惶、苦惱……精神幾近於崩潰。

反觀《水滸傳》，梁山好漢們殺富之後，根本無人因殺人而精神崩潰，除對生命缺乏敬畏外，重要的一點是，相信這是「替天行道」。這種觀念，讓他們殺起人來沒有任何思想包袱。極端的是例子是，菜園子張青可將毫不相干的路人殺掉，然後做成人肉包子賣，並不因此有絲毫的負罪感。不能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佛教中也有「不殺生」的戒律，但人們對宗教的態度以及信仰程度，是可以大打疑問號的。可以說，中國文化更利於排遣殺人的罪惡感，換句話說，更有利於將殺人合理化。所以在中國，殺富濟貧，不但過去被認可，今天同樣被認可。

拉斯科爾尼科夫最終自首了，並指出了那個院子、那塊石頭，「東西和錢袋都在石頭底下找到了」。錢袋裡，有三百十七個銀盧布和三個二十戈比的銅幣。這些錢，本可用來資助索尼雅一家，同時資助自己完成學業，完成殺富濟貧的最後一步。但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倒下了：殺富濟貧，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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