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需要類似「最多跑一次」這樣的主張為變革開疆拓土,明確了這一點,就能辯證地看待「最多跑一次」的價值。

如果我們把以國家層面進行設計的「放管服」、「互聯網+政務服務」和「一號、一窗、一網」理解為基本政策和信念的話,浙江省提出的「最多跑一次」就應該是基於這種信念之上的主張或者模式。

自「最多跑一次」提出以來,無論從業人員如何爭論,其傳播之遠、覆蓋之廣、影響之大、持續之長是其他省級政務服務模式所無法比擬的。

▲2017年5月25日央視新聞聯播關注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

那麼,它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魔力,讓各省紛紛效仿,評估機構給出高溢價分值,超越廣東位居全國政務服務改革潮頭呢?

第一次,將政府對公眾的服務,以一個量化的數據進行定義,像清晨的鬧鐘一樣,將從業人員和公眾(以下統稱群體)從朦朧意識中喚醒。它既是一個目標,讓從業人員有了可追求可努力的方向,又是一把標尺,讓公眾順利地參與到政務服務的管理中來,不僅評估,還有監督。

我以為,最多跑一次的意義還不僅於此,它特別符合傳播學中的「畫面感」和「形象」學說。勒龐說,能打動群體想像力的東西都具有突出和清晰的形象,沒有任何多餘的解釋。當你聽到或者讀到這個詞語時,你的腦海就會浮現出非常立體而真實的畫面:在一個環境優美的政務大廳,服務員笑容可掬,沒有排隊,不會擁擠,按照預約的時間,過戶、交契稅,拿房產證,一切都是那麼簡單自然。

古斯塔夫·勒龐(1841-1931),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是勒龐最著名的著作,在這本書中,他極為精緻地描述了集體心態,對人們理解集體行為的作用以及對社會心理學的思考發揮了巨大影響。

同樣,理性也讓它俘獲了大量的粉絲,下面是「一次」的定義:

通過優化辦理流程,整合政務資源、融合線上線下、藉助新興手段等方式,群眾和企業(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到政府辦理一件事情,在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受理條件時,從受理申請到做出辦理決定、形成辦理結果的全過程一次上門或零次上門。

我曾經在《最多跑一次的「一次」如何計算?》一文中,對此定義有充分的論述。這不在我們此次討論的範疇,重要的是,它簡單明了,乾脆而有力,完全不用說理和證明,這是進入群體頭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017年5月21日浙江發布"最多跑一次"省級地方標準,從標準制定角度對「最多跑一次」的定義、事項範圍等進行明確界定。

比起四年苦修的荔灣「一窗式」,還只是一個口號的「最多跑一次」聲望的累積速度是指數級的,以至於我們忘記了政務改革的發源之地廣東。這種聲望開始顯現它的統治力,一開始是模仿,這是影響力體現的重要特徵,如果說,在省內,因為省級政府的文件,必須要執行的話,那麼,我們如何解釋,陝西和安徽等省的相繼效仿?就像荔灣的「前台綜合受理、後台分類審批、統一窗口出件」的「一窗式」被寫入浙江、江蘇等大部分省級政務改革文件中一樣,由聲望,而產生權威,進而獲得持續影響力。

聲望也可以給我們套上一個精神統治的枷鎖,像麻醉劑一樣讓我們漸漸失去批判能力,浙江的「一張網」,無論搜索和機器人的諮詢能力,亦或是基於地域和部門的清單陳列方式都遠遠沒有評估機構打出高分值對應的服務效能,唯一能解釋的,要麼其他的都無法望其項背,要麼這個詞語的威力太大,品牌溢價了。

近90天「放管服」和「最多跑一次」的微信指數,黃色代表「最多跑一次」。除某些特殊時間節點外,例如6月13日國務院召開「放管服」電視電話會議,「放管服」的微信指數出現高峰,「最多跑一次」的微信指數基本高於「放管服」。

顯然,從群體的角度,大家需要被領導,被統一在一個「放管服」信念的旗幟下,5年簡政放權的持續發力,群體已經充分的燃燒起來。雖然,附著在一個民族的堅實信念上的主張像流沙一樣多變,但是,我們需要這些主張為我們的變革開疆拓土,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能辯證地看待「最多跑一次」給我們帶來的價值,我們也能公允的評價「最多跑一次」所產生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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