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復得：《永樂大典》 失竊案之謎

《永樂大典》的流傳史，可以說是一部圖書偷盜的歷史。這些偷盜都在暗中進行，絕大多數在當時未被發覺，即使有被發覺的亦未能嚴密追查，所以也都不了了之。本文所談的偷竊案較為特殊：以前的竊案均發生在翰林院中，而本案是發生在路上；以前的竊者均為翰林院中人（應以翰林官為主，可能也有供事等吏員），而本案竊者是真正的小偷；以前失竊的《大典》均查無影蹤，而本案失竊之《大典》卻失而復得—而且是小偷送回的！總之，案件經過頗有意思，而且相關的檔案也比較完整一，所以在此作簡單介紹。

失竊案之發生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二月清廷開四庫館，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從《大典》中輯出佚書。大臣當時報告乾隆說：《大典》已不全，丟了一千餘冊。乾隆想起以前朝廷編書曾利用過《大典》，就讓人到相關人員家去查找，結果一無所獲。沒過多久，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四庫館發生了一起《大典》失竊案。根據相關的檔案記載，該案可以復原如下：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晚上，因為自己承擔的校書任務較繁重，四庫館纂修官黃壽齡想趁夜趕工，於是將《永樂大典》原本六冊用布包裹好帶回家，準備晚上接著校對。當時因為出館較晚，又可能怕麻煩，並有僥倖之心，他帶書離館時沒有告訴主管四庫館圖書的提調官。沒曾想，黃氏坐車到米市衚衕時，感覺要拉肚子，於是下車如廁，以致被賊將六冊《大典》連包竊去。他發現後四處找了一通，終究還是沒有找到。

《乾隆京城全圖》所示之米市衚衕 即文中《大典》失竊處 故宮博物院藏

這裡有兩個問題要說明一下：

黃氏是何許人？

黃壽齡，字挺山，號筠庄，江西新城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隨後參修《四庫全書》。他在四庫館的館職是《永樂大典》纂修兼校對官，正是負責辦理大典本的，所以要取閱《大典》。

另外，當時漢族士大夫大多居住在宣武門外（宣南）一帶，黃氏從四庫館下班回家，需要經過米市衚衕（在菜市口附近），說明其家大致就在宣南。黃氏在四庫館中其實並不怎麼有名，後人偶爾提及他，主要還是因為他是此失竊案之當事人。

為何要帶書出館？

當時各位纂修官都有一定的校書任務，不過，四庫館並沒有規定每天每位纂修官一定要校完多少書，而只是規定在一段期限內校完多少種書。因此，黃氏所謂要趕辦，其實不是特別充分的帶書外出的理由。不過，開館之初，帶書出館校對是常有之事，只是相對來說，將《大典》帶出館可能較少，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否則黃氏也不會不經同意就擅自帶出。因此，將《大典》帶出館外應是有先例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遺失，私自攜《大典》出館並不會引起特別的關注。

失竊案之追查

《大典》被竊之後，黃氏大概於第二天就報告了四庫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庫館總裁將此事彙報乾隆，並說明已分派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營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設法抓緊緝查，務必將原書查獲。乾隆獲悉後很生氣，當天即下了諭旨，讓總裁舒赫德負責調查，並說：四庫館中備有飯食，纂修官其實不用加班；借書有提調負責，有關人員應儘快查明此事，確定各人應負的責任。

永瑢等總裁在二十八日接到上諭後，即於七月二日上奏表示：一方面要嚴格出借規定，另一方面要繼續追查所失之書。舒赫德亦於同一天上奏，將初步調查結果作了說明：黃氏攜出《大典》時並未告知提調官，當然應負主要責任，而提調官和當日值班的收掌官也有一定的責任。

這裡也有幾點需要說明：

黃氏於十三日晚丟的書，總裁於二十五日才上報給乾隆，為何這麼晚呢？這是因為：總裁先是設法查找，沒有找到，才報給乾隆。

關於四庫館供飯食之事。按照乾隆的設想及當時的規定，四庫館工作人員清晨入館工作，中午就在館中用飯，下午接著工作，到傍晚可離館，因此，館臣可以在館中干足一天，時間充裕，不必將書帶出館外焚膏繼晷地加班。但是，就筆者了解的材料看，在館中用餐的館臣不太多，而且很多館臣用完餐之後即離館，因此，真正在館中干一天的館臣並不多。另外，辦書之事，其實更適合獨自進行，而不必濟濟一堂，因而館臣更願意帶書回家辦理。

關於四庫館書的管理。四庫館書是由提調和收掌負責管理的，出借與回收均有記錄。纂修官將四庫館書攜出於外，當然這兩類館臣均要負責。不過，其實之前借書外出是常有之事，非但辦此書之館臣能借，不辦此書的館臣也能借，只不過不能借太久。但是，在出事之後，借書的管理開始變得嚴格了，因為四庫館又進一步規定：「纂修等領辦之書，即於冊內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許私攜出外。」二儘管如此，當時館臣能否完全遵守此一規定，是頗值得懷疑的。

《永樂大典》仿製本書影 故宮博物院藏

關於搜查

雖然《大典》是在米市衚衕丟的，但當時實行的是全城搜查，即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營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均參與。步軍統領，即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簡稱九門提督或者步軍統領，主要負責京師守備和治安。五城司坊，或稱五城御史司坊，是指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馬司及其下屬的各坊。清代北京外城分為中、東、西、南、北五城，都察院分派巡城御史負責巡查各城的治安管理、審理訴訟、緝捕盜賊等事。

各城巡城御史皆設有公署，稱為五城察院，或簡稱五城。各城設有兵馬司（置指揮、副指揮），每司又分為二坊（由副指揮、吏目分掌），由各城巡城御史督率管理。為了六冊《大典》而興師動眾如此，應該是空前絕後的，這說明朝廷對《大典》的重視。無論如何，這一搜查舉動還是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故有後來小偷的主動送歸。

《大典》失而復得

黃壽齡所遺失六冊《大典》於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橋河沿上被官方撿得，有關人員當即呈報乾隆。乾隆在十八日下諭旨表示：《永樂大典》六本已經撿回，當然十分好，但是，還要繼續搜拿竊賊。

米市衚衕在菜市口附近、宣武門外，是漢族士大夫聚居之地，但離放回《大典》的御河橋（在東交民巷）有很長距離。竊賊跑這麼遠去將《大典》放在橋邊顯眼之處，而不是隨便找個偏僻之處丟了，顯然還是十分希望《大典》被官方找回的。如此說來，該竊賊還算是天良未泯。

但是，此後的相關史料除了涉及對相關人員的處罰外三，就再也沒有關於偷竊者方面的信息了，因此，偷竊者為誰？估計永遠是個謎。至於為何竊得而復交回？乾隆在前述上諭中倒有自己的解釋：「朕思此書遺失以來，為日已久，必其人偷竊後，潛向書肆及收買廢紙等處售賣，〔書〕賈等知《永樂大典》系屬官物，不敢私行售賣。該犯亦知緝捕嚴緊，不敢存留，遂於夤夜潛至河畔，以冀免其禍。情形大概如是。」

乾隆比較喜歡賣弄自己的「後見之明」。那麼，其「後見之明」是否正確呢？這需要稍加分析：乾隆認為偷竊者迫於壓力而送回《大典》，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認為小偷在得手後曾暗中到書肆等處交易，而書商等不敢收留，則未必對，因為：在《大典》失竊後，官方即實行全城搜查，而小偷得手後是否能如此快去交易，是值得懷疑的；而且，一旦交易，看見或知道此事的人就會有一些，因而走漏風聲的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在一個月的搜查中，官方似乎並沒有什麼進展。因此，小偷可能並未有交易之舉動。

綜上所述，就整個案件看，基本的情況還是很清楚的。不過，除了前述的「失而復得」比較出乎意料之外，筆者還特別注意到此案中兩個不太清楚的問題：為何《大典》這樣輕易被偷？為何沒有提到車夫的責任？

從相關奏疏看，關於《大典》被竊的具體經過都記載得很簡略——在當事人看來，這應該是很「正常地」被竊。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分析，此事之經過卻頗為蹊蹺：黃氏既然是坐車的，肯定有拉車的。當時北京並沒有公共廁所，他到米市衚衕時想如廁，估計就找旁邊沒人的地方方便一下，那麼，車夫應該不會跟著去，而會在車上或車邊等候，《大典》怎麼可能被偷呢？而且，從整個案件處理過程看，並沒有提到車夫的責任，這也是很奇怪的事。

由於沒有更多的檔案或其他史料涉及此案，因此，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通過同類案件來推論、解釋以上的問題。非常巧合的是，在四庫館開館期間，還發生過另外一起四庫館書失竊案，與此案頗為類似，正可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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