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啟示：創始人如何用平凡團隊奪取重大勝利

05-06

每個創業公司的團隊可能都會像中國女排一樣年輕沒經驗，但成功並非沒有可能。

今日，中國女排再次頑強逆轉，所有的褒獎重新歸來。這一切，重新執掌女排的主教練郎平理所應得。郎平用一個沒有特大明星的年輕團隊打贏了奧運會，她值得創始人學習的地方很多。

整場比賽，郎平在場邊，說的最多的是穩住節奏，不要急著去拿下比賽。

這是一位過來人或者團隊主心骨的素質和經驗。中國女排的平均年齡只有24歲，最小的只有19歲，當天表現最為突出的主攻朱婷年僅21歲。這是一群沒有過人天賦、敢想敢拼的普通姑娘。然而當這樣一群人團結在一起，在一位富有經驗、功勛卓越的教練帶領下，竟然創造了奇蹟，擊敗了原本實力更加強大的對手。

如果沒有郎平，這個比賽拿不下來。這一屆女排球員的個人能力並沒有特別突出，也沒有核心人物。但郎平牢牢把控著比賽節奏，每次對手的反擊剛有起色，她便立馬叫停，調整節奏，再上場時起碼連得三分。而這種做法屢試不爽。

每次請求暫停，郎平與團隊心平靜氣的溝通，並非只在傳授技術，她實際上是讓這一幫年輕的隊員，學會在國際大賽中，如何把握節奏，如何不計較得失把比賽打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好。

這是郎平能夠憑藉年輕的團隊取勝的關鍵，這也與其在國外生活的八年密切相關。

1984年，中國女排首次獲得奧運金牌。郎平的球員生涯到達了巔峰。這時的郎平沒有躺在榮譽上下不來，而是選擇離開北京去了美國讀書。郎平在出國之後，與她一同奮戰的隊友們此後都加官晉爵。她卻依然是一個「國際農民」，一窮二白，放下鮮花和掌聲，從零開始。她在美國一所學校當助教，帶一群不會打球的學生。而她本人連一頓麥當勞都捨不得吃，世界冠軍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1995年，郎平才在國家隊的應邀下重新回國。

這種坎坷經歷使得郎平懂得如何將一群普通人組合成的團隊，在一套體系和方法下，獲得超越普通人的成功。郎平知道，她面對的女排這個團隊就是一群普通的姑娘們。要把仗打贏，勁不能散。郎平現在如果辭職了，這個團隊立即就散了，肯定不行。所以從開始這個團隊精神一直傳下來，裡面不能有雜音，有雜音就隔離掉，像高壓鍋和游泳池。

這是從郎平帶團隊中能看到的創始人精神，充滿著把普通人變成不普通的勁。普通人只有靠一股勁，才能成，這是郎平。

創始人如果光想著自己專業能力很強，剩下的人都不行，也不想法設法把大家擰成一股繩，肯定會出問題。大部分創業者擁有的團隊並不豪華，但並不意味著無法成功，郎平的成功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借鑒。

我們將此歸結為高壓鍋文化和游泳池文化。高壓鍋文化就是大家都在高壓鍋里，不漏氣、不散氣，大家使一種勁。因為一旦哪個地方的氣散了，整個團隊都得重新來。游泳池文化就是人人都在游泳，不能有人在上面看。游泳池邊上不能有人，得全部踹到水裡。說別人好或者不好都很容易，難的是自己也下水游一游。

創業同樣如此，每個團隊都要像創始團隊那樣，需要離開舒適區，進入學習區，腳踏大地。

以下內容節選自郎平自傳《激情歲月》，記錄了郎平在1987年出國到1995年回國執教的八年艱辛歲月。

撤！不能躺在榮譽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後，有一個機會，我決定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得到很多榮譽，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家喻戶曉。雖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注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電影，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眾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徵，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家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軍」的獎盃上吃一輩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世界冠軍」只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麼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

我不願當官

也有人說，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領導工作嗎，但是，我不願意當宮。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於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冬天很冷。一個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找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家經委。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到了那兒，我才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向國家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著說話呀。也許，我說話管點用，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但是，我後來才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後，他們並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檢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體委要我寫檢查。我覺得特委屈，是隊里的領導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至於他們拿了錢用在什麼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千二凈，他說他沒讓我去。

體委的批評很嚴厲：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耍錢！後來，我只得寫了個情況彙報交上去，上面也沒再追究。

但這事的陰影在我心裡再也抹不去。當了官就得順著別人說話，上面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我沒這個「修養」，心太軟，老同情人，不是當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選學了體育管理。

一無所有的「國際農民」

到美國後，因為我拿的是公派自費的簽證，所以不能工作，沒有經濟來源。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的華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制服，就要帶我去買衣服。進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說，花人家的錢，心裡更不是滋味。

因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當作公家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家借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裡很難平衡。

後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開始新的奮鬥。於是我決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為不想老生活在他們的庇護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後，我在大學排球隊做助教。學校給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但說是做助教，其實就是在哄著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一開始，我心裡很難接受：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為了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教孩子們打排球。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著他們、哄著他們，特別辛苦。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麼特別費勁。

那時的我特別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我不捨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片麵包一夾，這樣，花五六美元，一頓快餐的錢，我可以吃一個星期。但吃到後來，見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我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幹部，可我還是個窮學生，我笑稱自己是「國際農民」。

第一次為錢打球

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1989年，義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老闆聘用我，我太興奮了，拿了人家的錢，我得好好乾。我攢足了千勁，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把肌肉拉傷了，但輕傷不下火線。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隊里的主力。但是，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裡又著急又難過，這樣，我等於耍缺席四場球，結果，四場球全輸了。老闆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麼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麼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闆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闆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而且，一輸球，老闆不高興了，工資拖著不發……

後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里跑，又卡在了骨縫裡，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你拿人家的錢，於不了也得千，我真是賣命地打。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一年後，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綠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

大學畢業後，我留在美國生活，直到1995年應邀回國執教。而這段8年的海外生活經歷，歷練了我的心智，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實。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後「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沒有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經歷，我的人生不會有第二次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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