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之世的縱橫之士

作者：凌琪

縱橫二字，開闊峻朗，英雄氣概。清代章學誠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二字，既揭示了戰國七雄或連橫或合縱，東征西伐，南北結盟，中原問鼎，天下鼎沸的政治形勢，又形象地描繪了縱橫策士們或著書立說，或健步奔走，或疲於奔命如喪家之犬，搖唇鼓舌，吐沫四濺，努力售賣和兌現聰明才智，博取功名利祿的生動景象。

縱橫捭闔，調和鼎鼐，周遊於各國宮廷與權貴之門，這個流星雨一樣的特殊階層以卓著的才華、旺盛的創造力與嬉笑怒罵的生命力所譜寫的華彩篇章絢麗至極卻轉瞬即逝，在地球上其他時空中從未再現，卻令後世尤其是讀書人無限神往與緬懷。

縱橫之士與縱橫之世互為因果，相互催化，加速了一個嶄新的「六王畢，四海一」的時代的到來。「大風起兮雲飛揚」，當那位沛縣小流氓最終以蓋世氣魄吼出大風歌的時候，英雄時代其實已經落幕，更暗示著「鬱郁乎文哉」的古典禮儀時代在道德失重的歷史通道中無限下墜的最終結局。

一、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

公元前８至３世紀，世界文明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學術思想異常活躍、文化成就異彩紛呈的時代。如同寒武紀的生命大爆發，在洪荒草昧中為生存而艱苦奮鬥的人類有了一次智識勞動的分工，一些人開始仰望星空，開啟了理性萌發的文明之旅。

為什麼人類在不同地域，幾乎同時取得重大文化成就？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不斷就此展開熱烈的討論。其中尤以德國學者Ｋ·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影響最大。他認為：世界各個區域的文明經過早期發展之後，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國、印度、希臘。這三個地區分別發生了非同尋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非凡的文化人物。

在印度，婆羅門教的經典《奧義書》等問世，佛教、耆那教等開始創立；在波斯，相傳瑣羅亞斯德創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猶太教先知四處遊走，傳經佈道；在小亞細亞和希臘，更是賢哲輩出，先有荷馬、赫西俄德，後有所謂以泰勒斯為首的「希臘七賢」，繼而出現了巴門尼德、希羅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蘇格拉底、德謨克里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在中國呢，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諸子百家相繼出現——他們是耀眼的明星，以大片星雲，即士階層的出現和勃興為背景。

寬泛地說，中國歷史應對「軸心時期」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另一說認為春秋五霸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后期至秦統一中原前。「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

諸子百家是中國在「軸心時期」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東方世界從此有了文明高台，並不斷輻射流布，影響深遠。諸子百家來源一個特殊的階層，即「士」。「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先秦時最低級的貴族階層。也是古代四民（士、農、工、商）之一。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戰國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是脫離生產勞動的讀書人。

無論東土還是西洋，公侯伯子男，後代如何錦衣玉食，十指不沾陽春水，那都是第一代貴族拋頭顱灑熱血以軍功掙來的。士作為低級貴族，原意亦指武士，文士屬於衍生，文士在暴力時代是從屬於強力者的，必須依靠最孔武有力的頭領來分配或施捨生活資料，是被保護者。所謂強力者的層級，即為貴族等級。

無論是西洋的騎士，還是東洋的武士，都涵蓋於武力貴族的俠義範疇之內。西洋和東洋的貴族身份從本根上說，貴族的起源都是殺伐與暴力，或者是承襲祖先的殺伐暴力。在「士」的發育中，騎士與武士繼承了武勇傳統，而中國「士」的發育則走上另一條路。

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後生師乏，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西漢·劉向《戰國策書錄》）——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天下大勢。

如果說此前「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戰國策序錄）的話，怠至戰國，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王制痕迹已經蕩然無存。

顧炎武說過，「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齊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

禮制崩潰，王綱解紐，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禮崩樂壞如癌變擴散。總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相互關係」（馬克思）。

劉向在《戰國策續錄》中繼續說，「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正是在禮崩樂壞的末世景象中，「士」找到了自己的氣候和土壤。

若以中華文明五千年計（主流學術觀點），這一時期也剛好是中華文明行到中途的轉折點，類似於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衰亡在歐洲的歷史意義。不同的是，春秋戰國因鬆散的諸侯國聯盟的瓦解而產生的社會活力並沒有在羅馬帝國出現。這可能是日耳曼等北方蠻族的共同特徵都是粗鄙無文，他們以貪婪、殘暴為武器，毀滅一切，而蠻族建立起的國家規模小，人口少，無論是財富還是制度文化的積澱都不足以支撐一個專業的讀書人階層。

中世紀的羅馬帝國以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故能夠建設一系列的宏偉工程，在開疆拓土的戰爭中能組織大規模的戰役，到了中世紀，世界變成了一盤散沙，羅馬的廢墟上的國家是野蠻而幼稚的封建小國，更為自由、自治，更為鬆散，只有一些小國王、小封建領主和騎士，他們依靠契約，或者是封建義務來維持彼此的利益關係。像獅心王查理的十字軍東征，只能身體力行，親臨戰陣，靠道德感召集聚人員和物質。騎士成為扁平社會的最有尊仰的底層特權階層，成為社會的重要中堅力量。而斷文識字的則是教士階層，沒有純粹的讀書人階層。再看城邦林立的希臘半島，古希臘有普遍而發達的政治哲學，卻沒有「縱橫之士」。所以說，戰國時代的讀書人縱橫天下的情形為東方帝國所獨有。

三、天下第一碗勵志雞湯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

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這才是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天下第一碗勵志雞湯。

小時候在夏日星空下乘涼，聽一位慈祥而饒舌的識字不多的看門大爺「呱蛋」，被灌輸了不少兒童不宜的下流笑話，幼小的心靈由此造成了嚴重的扭曲和傷害。蘇秦配六國相印的故事是他肚子里為數不多的算不上糟粕的東西，可見，蘇秦配六國相印的故事有多麼大的影響。

在周天子都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時代，諸侯國的存亡興衰更如同雨天池塘的水泡，幻滅無定，方生方死。統治者在熱戰交織著冷戰的精神緊張與焦慮中，求賢若渴實乃一種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實用主義需要。「士」，成了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和命運前途的戰略儲備物資，等同於國家實力、戰略優勢，甚至直接等同於戰鬥力，如同原油和鈾礦石，而蘇秦張儀這樣的人無疑就是原子彈。

士，源自春秋時期民間聚徒講學的風氣。孔子在魯國講習六藝，「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儒家學派濫觴。到了戰國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處士橫議、待價而沽。《墨子》第一篇《親士》開篇第一句就是，「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可見當時養士風氣之盛。

一大批士階層中的傑出人物，遊說人主，入朝干政，或取卿相之位，或建不世之功，或立不朽之名。隨著戰國七雄的暴興，士階層在政治舞台上的狂飆突進，也就是必然的了。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聚徒講學如同那個時代的民辦高校，諸子百家如同不同的專業，市場就業率和薪酬回報最高的專業無疑就是縱橫家了。縱橫家沒有留下多少思想精華，卻是當時最炫酷的專業。

縱橫家是怎麼來的？《漢書·藝文志》說：「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當時的外交官。在《左傳》中，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時期的「行人之官」已經非常眾多，那些善於辭令的使者路燭之武、展喜、屈完、呂相之徒，結尾行人之官。到了戰國，行人之官已成為縱橫策士階層。

「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反而攻眾弱也。」（《韓非子·五蠹》）縱即合縱，即山東六國南北合成一條直線，結成聯盟，齊心抗秦。衡即連橫，即以秦國為中心，分別聯合山東各國，東西連成橫線，攻擊其他各國，以此分化瓦解山東六國，最後并吞天下統一中國。

李斯不是縱橫家，卻是士的形象代言人。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由於韓人間諜鄭國入秦，秦王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被秦王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李斯的故事不僅關乎縱橫捭闔，更關乎「士」與「士」之間的搏殺與反搏殺。士靠智力換取爵祿富貴，以求飛黃騰達，但其風險往往不亞於衝鋒陷陣。

四、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過是小兒科

希臘方陣、馬其頓方陣、羅馬方陣，都是兩軍對陣，扎硬寨打硬仗，從《高盧戰紀》一類西方典籍中，我們看不到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類的小聰明，更看不到「參謀長」，或是「智囊團」的影子，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美人計空城計苦肉計連環計走為上計等等後世拼湊的三十六計確實厲害，如果當時派出一個「參謀團」，田忌賽馬或是宋襄之仁幾個典故的主角去，幾個人就足以改變歐洲歷史了。顯然，這對於同時期的歐洲來說，那可是革命性的軍事思想。古德里安的閃電戰，就是革命性的軍事思想產生革命性戰鬥力的典範。前兩天看了一段高曉松的視頻，他說蒙古人當年橫掃歐洲，以簡陋的蒙古矮種馬輕騎突破歐洲聯軍的重甲騎兵，就是一招，側翼包抄，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討伐鄭國，與救鄭的楚兵展開泓水之戰。當楚軍開始渡河時，右司馬公孫固向宋襄公建議：「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說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實用主義者固然可以嘲笑宋襄公的迂腐，其實，他嘲笑的是延續千年的貴族精神，謀士公孫固的謀略勝算，不過是道德底線下移而產生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優勢。當然也應該說公孫固的建議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時移勢遷，堂堂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顯然跟不上時代了。拋開戰術而言，很難說這是進步還是倒退；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時代的進步並不意味著道德的提升，非但如此，往往是以道德的墮落淪喪為代價的。

「姦邪之人，詐偽之士」，他們的聰明才智說白了就是「無恥是無恥者的通行證」。很難想像孔子的門徒中，有雞鳴狗盜之徒，但是，到了戰國時代，他們也被有著深邃遠見的公子們作為戰略儲備，好比化學武器和生化武器，關鍵時刻有奇效。

可以說，中國的戰國時代，就政治學的厚黑熟爛程度而已，已經進入了馬基雅維利時代，比義大利的政治哲學家馬基亞維利（1469年-1527年）的出現要早將近兩千年。可惜的是，早熟往往和早衰聯繫在一起。

五、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這似乎是兩個並列的現象描述，其實是互為因果的，這從國家和個人層面描繪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環境。哪裡有更好知識分子和人才優待政策哪裡就是歸屬，說不好聽的，就是有奶便是娘，沒有道義、忠誠、信念可言，一切以利益最大化為考量。這種氛圍刺激了社會的活力，但最終會毒化社會的深層倫理。

文質彬彬，禮儀規範，儒家那一套仁義道德觀念早已風流雲散。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如果他從墳墓里爬出來看到這麼一副末世景象，只能氣得一縮腦袋繼續躺回原處。

相比之下，同樣源遠流長的騎士與武士文化，謙卑、榮譽、犧牲、英勇、憐憫、誠實、公正等，雖然也與時俱進，歷經千年卻沒有經受染缸式的熏染。

在西方中世紀，一個男孩成為騎士，最初要跟隨領主夫人擔任侍童、學習禮儀，之後要學習「騎士七技」（游泳、投槍、擊劍、騎術、狩獵、弈棋、詩歌）（這和孔子的六藝何其相似啊），又要為領主或負責訓練他的騎士工作。成為騎士後，他要遵行「騎士精神」，例如效忠國王或領主、保護教會和婦孺、鋤強扶弱以及英勇作戰等。東洋武士同樣守不畏艱難、忠於職守、精幹勇猛的信念。

無論日本武士，還是西洋騎士，忠誠、勇猛是建立在他所效忠的領主能對武士所作出的貢獻給予獎賞的主從制度上。也就是說，你不仁我不義，雙方都有約束，彼此相互忠誠又各有獨立人格。從這個角度看，「士」與他所效忠的階層都有道義上的疑點，這種疑點甚至是災難，在大一統王朝最為醒目，例如秦漢明清。

士的崛起，其代價是武士精神的沒落。從一個角度看，這是文明的進步，從另一個角度看，未必不是以武勇、榮譽、誠信、尊嚴等古老精神的衰敗為代價的。

幾十年前改革開放商品經濟大潮湧起，很多讀書人下海經商。一個記者朋友擅長策劃，見個老闆就說「給你做個策劃」——現代社會是過往一切的後果和總和，除了殘存的諸子百家，這恐怕就是當年眾士如雲唱大風的英雄時代落實在現實生活的一點點迴光返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