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多女少的社會更傾向於傳統,男少女多的社會更傾向於開放
21世紀的親密關係和上一代人的經歷可能很不相同,西方社會相對於中國來說變化更為顯著,但中國近些年來也有一定的趨勢。近幾十年來產生親密關係的文化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比如說:越來越少的人結婚成家;結婚的年齡越來越晚;人們即使沒有結婚也常住在一起;離婚率越來越高;大多數學前齡孩子的母親都外出工作。而在西方世界中,有些特性則更為突出,例如:近一半的婚姻以離婚告終;常常未結婚便養育子女;大多數兒童都會有段時間生活在單親家庭里。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可能是文化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工業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納單身、包容離婚和支持晚婚。教育和財政資源的充裕,足以讓人們周遊四方、更為獨立。此外,如果親密關係夫妻上班佔用了很多時間,他們維繫和享受夫妻親密情感的時間就更少。
新科技也會影響親密關係。現代生殖技術(如人工授精、體外受孕)的發展,婦女還未與孩子的父親謀面,就能從醫院的精子庫中授精,獨自生育後代。婦女還能掌控生育,只在她們願意時生小孩。因而,沒有多少婚姻是『為了子女』而維持下去的。科技還可能削弱人們之間的聯繫;人們把越來越多的空閑時間投到了私人化的、往往是一個人獨享的娛樂方式,比如玩電子遊戲或在網上漫遊,而不是與朋友或近鄰交往。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可能在家裡召開各種聚會,現在則往往獨自在家上網。
然而,影響人際關係規範更為重要(但卻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對數量。男多女少的社會和女多男少的社會往往有著不同的人際關係標準。描述文化這種特性的指標就是性別比率,計算方法很簡單,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婦女對應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別比率高,則男多女少;如果性別比率低,則男少女多。婦女常常與比自己年齡大的男性結婚,所以研究者計算性別比率時,男性的年齡一般要稍大於女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使美國的性別比率在20世紀60年代從高峰到低谷。戰後每年出生的嬰兒逐年增加,這意味著當這些『潮流中的嬰兒』進入成年期後,比青年女性稍大點的青年男性的數量變少,性別比率就下降。不過,當出生率逐漸下降,出生的嬰兒數量減少,他們長大後,青年女性的數量比稍大點的青年男性的數量要少,所以美國的性別比率在1990年又攀高。自1990年以後,『嬰兒潮』中長大的父母有相對穩定的生育率,從而使適婚男女的數量持平。在21世紀之初,人口統計發現每100位未婚女性對應著86位未婚男性。
人們可能意識不到性別比率變化的重要性。高性別比率的社會(女性較少)傾向於支持老式、傳統的兩性性別角色,即男主外女主內,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養家。這種文化形態在性生活上也相對保守。理想的新娘應該是處女,未婚先孕讓人蒙羞,公開同居幾乎絕跡。離婚不受歡迎。相形之下,低性別比率的社會(男性較少)傾向於顛覆傳統,也更為寬容。鼓勵婦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許(雖不提倡)婚外性關係的存在。如果不慎懷孕,成為未婚媽媽也無可厚非。婦女穿的裙子都要更短些。
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這種基本模式卻是貫穿整個歷史的。古羅馬時代性別比率低,以驕奢淫逸而聞名。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性別比率高,以貞潔守禮而著稱。美國喧囂的20世紀20年代性別比率低,是隨心所欲、恣意尋歡的十年。那麼出現『性解放』和『女權運動』的20世紀60年代晚期,性別比率高還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際關係專家認為這種文化波動並非偶然現象。在他們看來,社會規範的演變總是要滿足那些掌握經濟、政治和法律權利的強勢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強勢人群是男性。因而,當男女數量發生變化時,人際關係的規範總是向著有利於男性的方向變化。
這種假設很大膽,畢竟近幾十年來美國婦女的地位提高了許多。對此誰都無法否認。現在仔細推敲一下這個假設。當性別比率居高時,婦女稀缺。假若某男幸運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當然想長相廝守。方法之一是鼓勵該女子成為家庭主婦,從而使她在經濟上要一來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對離婚(這正是20世紀60年代時美國的情形)。反之,當性別比率偏低,婦女過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個女人拴住。這樣,婦女就得工作,推遲結婚,不滿意的話還可方便地離婚。
所以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人際關係規範顯著改變的原因,可部分歸結於性別比率的劇烈變化。的確,我們已經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高性別比率對美國的影響。從1967年到1980年,美國的離婚率翻倍增長,此後逐漸走緩,甚至略有下降。政客們又開始關注『家庭價值觀』,青少年對性的責任感增加,未婚少女的生育率比過去30年都要低(雖然仍比其他發達國家高)。因為現在適婚男女的人數大致相等,文化的鐘擺又搖擺於20世紀80年代的放縱狀態和60年代的禁錮狀態之間。
必須指出,性別比率的影響過程(即人際關係規範的變化偏利於男性)的假設只是一種猜想。然而,社會文化中的兩性比例和人際關係規範的確存在粗糙卻真實的關聯,這也是文化影響人際關係的有力佐證。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期望和接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地區的文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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