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拒絕不了社交媒體

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2000年

[英] 湯姆·斯丹迪奇 著 林華 譯

文/谷朋

我們對社交媒體真是又愛又恨。一方面享受著它滿足我們表達自我的暢快感，以及與他人建立聯繫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對它的功能與效果憂心忡忡：

社交媒體浪費時間，使我們不能專註於有益的工作。

社交媒體的新形式導致了公共討論的瑣碎和粗鄙。

社交媒體只是一陣時髦，很快會成為明日黃花。

關於社交媒體，《經濟學人》雜誌數字編輯湯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從莎草紙到互聯網——社交媒體2000年》一書中給出了他的看法。

湯姆·斯丹迪奇（1969-）

在斯丹迪奇看來，我們對社交媒體的這種憂慮是多餘的。

社交媒體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人類天生就喜歡分享。他認為，社交媒體的重生代表著一個深遠的轉變，在許多方面也是對歷史的回歸 。

從西塞羅和其他古羅馬政治家用來交換信息的莎草紙信，到宗教改革、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期間印製的宣傳小冊子，再到牆上的塗鴉、民間流傳的詩歌手稿、咖啡館裡的分享和討論......這些都攜帶著社交媒體的基因。

可以說，斯丹迪奇的《社交媒體2000年》不只是一部媒介發展的「編年史」，它用獨特的視角去關照歷史，對照當下，追溯過去兩千年社交媒體的興起、衰落和重生，為我們看待西方媒體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1

古羅馬人靠莎草紙卷和信使傳遞信息，今天的幾億人利用臉書、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聯網工具。所用的技術雖然不一樣，但這兩種相隔兩千年的社交媒體在基礎結構和發展態勢等許多方面是相同的：

兩者都是雙向的交談環境，信息沿社交關係網從一個人橫向傳給另一個人，而不是由一個非人的中心來源縱向傳播。

羅馬人的命運經常和邊陲地區的貿易或戰爭息息相關，身處邊遠地區的人需要了解首都權力鬥爭的最新態勢。對羅馬統治階級的成員來說，書信既是傳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與其他成員確定並維持關係的方法。抄寫人和信使則多數是奴隸，他們被看作是是羅馬時期的「寬頻」。

口授和互送書信屬於精英階層，老百姓使用的卻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參與其中的媒體：塗鴉。羅馬的大小城鎮牆上寫滿了消息，包括廣告、政治口號，各種個人信息，這像極了今天我們在自己的網路空間里的發表的「狀態」或者「說說」。

古羅馬牆壁上的競選廣告

都鐸時期存留下來的詩文雜集和摘記簿內容龐雜。人們有時會把自己的摘記簿或詩文雜集借給朋友，朋友翻閱了內容後又會把感興趣的東西抄在自己的書里。這與現代的你整天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還有你狡盡腦汁寫下的轉發評論似乎也沒有什麼兩樣。

斯丹迪奇提醒我們，歷史上的社交網路其實跟現代社會的社交媒體有很多相似之處。

2

正如人們抱怨咖啡館讓人變得愚蠢、使人分心一樣，有人認為，我們本應做正事，卻把時間浪費在在咖啡館和朋友談論無謂的小事上。這和今天對社交媒體的批評如出一轍。

斯丹迪奇則認為，咖啡館的出現遠遠利大於弊，它代表著合作與創新。咖啡館的討論和創新精神不僅限於科學問題，還延伸到商業和金融領域。現代科學的奠基之作——牛頓的《原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都是在咖啡館中誕生的。

17 世紀歐洲都市的咖啡館

社交媒體也並沒有讓公眾更加愚蠢。斯丹迪奇在書中寫道：

博客是新型的小冊子，微博和社交網站是新型的咖啡館，媒體分享網站則是新型的摘記簿。它們都是共享的社交平台，使思想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沿著社會關係網一波波傳送，而不是非得擠過廣播媒體那嚴格把關的瓶頸。

這一點在公眾政治參與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儘管微博和其他互聯網論壇也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內對政治討論的容忍，使民眾有機會利用這個新手段發表他們的關注，也使政府得以監測輿情，正視瀆職和腐敗情況。

可以說，互聯網使社交媒體得以重生，並推動公共討論走向一個新的模式。這也是斯丹迪奇為什麼會說報紙、廣播和電視是社交媒體的反面的原因，大眾媒體的興起就意味著集中化的開始。

斯丹迪奇還認為，不管將來社交媒體採取何種形式，有一點是清楚的：社交媒體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