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發）接下來會怎麼樣？

接下來會怎麼樣？

回顧與展望

說明

1917年七月事變後，托洛茨基同志被臨時政府逮捕下獄，他在獄中就革命的前景寫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在9月後結成小冊子《接下來會怎麼樣？——回顧與展望》出版。本文的第1、第5、第6篇已有中文版，故我們只翻譯代序和第2、第3、第4篇。

代序

6月18日（公曆7月1日），對外戰線上發動了攻勢[1]，從這一天起，革命在國內戰線上開始退卻了。由官方的「民主派」領導的這次退卻，在7月3日—5日（公曆7月16日—18日）的事件[2]以後帶上了驚慌失措的性質，現在它在形式上顯得有序了一些，但是退卻本身卻沒有一刻停止過。戰爭正在我們眼前吞噬著革命，由於領導戰爭的是軍官團，他們正把實際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這個退卻過程要到哪裡才會停止？為了對此做出預測，首先必須明確地理解在政治舞台上鬥爭的——或者說，不經鬥爭就屈服了的各種勢力的性質，這就是本書的課題。

本書頭兩章寫於莫斯科會議[3]之前，我們保留了它們的原樣，未做修改。在預測莫斯科的神聖儀式的意義與結果時，我們依照的不是領袖們的聲明與報紙上的豪言壯語（領袖與報紙恐怕未曾像現在這樣撒過這麼多謊），而是階級的利害關係與政治行動。由馬克思引薦的這一方法要無可比擬地可靠。

甚至在臨時政府解除了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武裝[4]，把哥薩克的馬刀壓在紅旗上之後，臨時政府也不敢用莫斯科會議——雖然稱它為國務會議，以免它被稱為反人民會議——這出鬧劇來激怒彼得堡工人。「有生命力」的勢力被邀請到虔誠而平和的莫斯科，但莫斯科工人卻用抵抗與輕蔑的罷工來迎接這些不速之客。出了一口惡氣的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得以在這一天安穩地呼吸。

經莫斯科工人同志的同意，我將此書獻給他們。

列夫·托洛茨基

1917年8月—9月

1、發生了什麼事？（略）

請移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170826.htm

2、波拿巴主義的各種要素

小店主是精打細算的人，他們最怕「冒風險」。但他們同時也是最大的空想家。每個小店主都夢想成為羅特希爾德[5]。這種可憐的精打細算與毫無結果的空想相結合，構成了小資產階級政治的本質。但是——馬克思寫道——不應該認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總是吝嗇的小商人式的人。不是這樣的。他們的智識水平遠遠高於膽小的小市民。然而，「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6]。」

桑喬·潘薩[7]體現了陳腐的精明，但他也絕非與浪漫主義無緣，否則他就不會追隨堂吉訶德。最徹底、因而也是最醜惡地體現了小資產階級政治的精打細算的人，是孟什維克領袖唐恩[8]。策列鐵里[9]體現了精打細算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只有傻瓜才無所畏懼」——策列鐵里對馬爾托夫[10]說。思想穩健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反而恐懼一切——他害怕激怒債權人，他害怕外交官會把他的「和平主義」當真，他最害怕的是權力。正因為「只有傻瓜才無所畏懼」，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才要通過全方位的膽怯以避免變成傻瓜。同時，他還不肯放棄成為羅斯柴爾德的夢想，也就是說，他希望在外交部長捷列申科[11]的外交公文里加兩三句話就能使和平提早到來。他想讓利沃夫大公[12]相信，大公擁有對抗內戰的最值得信賴的手段。偉大的小資產階級調停者們，不是通過解除普洛夫佐夫[13]與卡列金[14]的武裝，而是通過解除工人的武裝，來試圖平息事態。然後，所有這些政策在遭到第一次猛烈打擊後，就化為了泡影，於是，策列鐵里和唐恩就向想要相信他們的人解釋說，革命遭到了挫折，但這不是由於手握權力的上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無能造成的，而是因為機槍團的「叛亂」[15]。

在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持續多年的爭論中，孟什維克試圖證明在我國掌握革命權力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我們則力圖證明，小市民民主派已沒有解決這種問題的能力，唯有依靠底層人民的無產階級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現在歷史造成了這種情況：孟什維克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代表，它通過自己的經歷，證明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完全無力解決政權問題，也就是說它完全無力領導革命。

《工人報》[16]——冒牌的、被唐恩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企圖給我們扣上「七月三日派」的帽子。毫無疑問，在7月3日的運動中，我們完全同情工人與士兵，而絲毫不同情士官生、普洛夫佐夫、利貝爾[17]與反間諜機構。若非如此，我們倒真該受到輕蔑。如果《工人報》的破產者們出於警戒而過分強調7月3日，那就隨他們去吧，無論如何，這一天都是他們在政治上自我毀滅的日子。七月三日派這頂帽子，作為一把雙刃劍，也能輕易地對著他們自己。要知道，就在1907年6月3日，沙皇俄國的掠奪者們為了掌握國家政權而發動了政變[18]。而在1917年7月3日，當革命處於最嚴重的危機的那一瞬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大聲宣布：「我們既不能也不想掌握政權。」在充滿厭惡地與要求他們履行基本的革命義務的革命工人與士兵斷絕關係後，這個七月三日派為了壓制社會主義工人和士兵，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將工人和士兵投入監獄，而與真正的六月三日派締結了同盟。在此前的革命歷史上，正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背叛，以及它向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可恥屈服，曾多次改變了力量對比。

在這樣的條件下，新內閣——斯科別列夫[19]以徒弟對師傅充滿感激的恭敬稱之為「克倫斯基政府」——成立了。意志薄弱、無力、搖晃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體制轉變成了個人獨裁。

在所謂雙重政權的名目下，帝國主義共和制與工人民主這兩個不可調和的階級傾向之間爆發了鬥爭。在這個鬥爭還沒有結果時，它麻痹了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無政府」現象。在害怕一切的政策指引下的蘇維埃沒能掌握權力，代表一切有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也沒能掌權。因此，仍然需要調停者、中間人與仲裁機構。

早在5月中旬，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上，我就把克倫斯基稱作「俄國波拿巴主義數學上的一個點」，如同這個不具實體的描述所示，問題不在於克倫斯基個人，而在於他的歷史功能（作用、角色）。說克倫斯基是用與波拿巴一世相同的材料做成的，可能是輕率的，因為這一點暫且還沒有得到證明。但他能大受歡迎，這自然不是出於偶然。克倫斯基對於全俄國的小市民來說更親切，更容易理解。為政治犯辯護的律師、領導「勞動團」[20]的社會革命黨人、不屬於社會主義的任何學派的激進主義者——克倫斯基最完整地反映了革命在它的最初階段中的「全民性的」含混、它的希望與期待中的動人的理想主義。

克倫斯基大談土地與自由、秩序、各民族的和平、保衛祖國、李卜克內西的英雄主義，大談俄國革命應以其寬容令世界驚嘆，同時上下揮舞著絲綢做的紅領巾。半覺醒的小市民如痴如醉地聽他演說，恍惚覺得在講台上講話的就是自己。軍隊歡迎克倫斯基，把他當作是從古奇科夫[21]那裡解放他們的人。農民聽說他是勞動團分子，是мужик（鄉下人）的代表。他那藏在曖昧模糊的詞藻華麗的激進主義之下的極端溫和的思想，受到了自由派的歡迎。只有先進工人對他保持了警惕。但是他們的蘇維埃順利地溶入了「革命民主主義」。

由於不受任何理論教條的束縛，克倫斯基成了第一個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但他也是第一個用「無政府」來形容群眾不斷加強的社會要求的人，早在5月，他就用嚴厲的懲罰來威脅芬蘭人，他拋出所謂「造反奴隸」的誇張詞句，以此安撫了所有受傷的有產者的心。因此，他受歡迎只不過是各種矛盾交織的結果，在這些矛盾之中反映了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含混與第二階段的困境。當歷史開設仲裁所時，它的棋子當中沒有人比克倫斯基更勝任這個「仲裁者」的職位。

歷史性的冬宮夜間會議[22]只不過是「革命」民主主義在莫斯科會議上為自己準備的政治醜行的預演。這次會議表明，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立憲民主黨手中。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在所有民主選舉中全都贏得了勝利，他們卻對這個勝利怕得要死，竟然恭順地乞求有資格的自由派在政府中同他們合作！在7月3日，立憲民主黨並不害怕將權力丟給蘇維埃，另一方面，自由派也不怕把所有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很明顯，他們是局勢的支配者。

如果克倫斯基是蘇維埃的虛弱無力的領導權的最後象徵，那麼他現在必須成為從這個領導權下解放出來的第一個標誌。「我們會暫時接受克倫斯基，但你們要儘快切斷連接你們與蘇維埃的臍帶。」——這是資產階級的最後通牒。

「遺憾的是，在冬宮會議上，討論的內容算不上豐富。」——怯懦的報告人唐恩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抱怨道。

難以判斷「革命」民主主義的代表的這種不滿有多深。他們昨天離開塔夫利達宮[23]的時候，還手握著權力，第二天早上回去的時候卻兩手空空——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將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權力恭敬地放在了克倫斯基腳下……。立憲民主黨大方地收下了這份大禮：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把克倫斯基當作一個偉大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而僅僅當作一個中間人。立憲民主黨如果馬上就把全部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必然會引起群眾的革命反擊，這對它來說太危險了。與其相比，倒不如讓「獨立的」克倫斯基站在前台，在阿夫克森季耶夫[24]與薩文科夫[25]之流的幫助下，用越來越不受限制的鎮壓制度，來為建立純粹的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準備，這樣要有利得多。

就這樣，新內閣——「克倫斯基政府」——成立了。乍看起來，它與在7月3日悲慘倒台的聯合政府沒有多大區別。少了辛加廖夫[26]，多了科科什金[27]；少了策列鐵里，多了阿夫克森季耶夫。政府成員的水平多少有所降低，不過凸顯了雙方（一方是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另一方是孟什維克）都只把這個內閣視為一個過渡階段而已。但遠為重要的是，雙方的「重要性」在根本上改變了。以前——至少在觀念上——「社會主義」部長們被視為蘇維埃的代表，受蘇維埃的控制。資本家部長則起著欺騙盟國與交易所的屏風的作用。現在則反了過來，資本家部長們作為被控制的集團，加入了有產階級的公然的反革命聯盟（立憲民主黨、工業和商業巨頭、地主聯盟、杜馬臨時委員會、哥薩克、總參謀部，盟國外交），社會主義部長們則成了欺瞞人民群眾耳目的屏風。

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上，人們用沉默來迎接克倫斯基，但他一許諾不會復活君主制，立刻就贏得了滿堂喝彩。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要求居然降到了如此之低的水準！阿夫克森季耶夫過度耗費了他可憐的積蓄——半是康德哲學、半是低級教士的狂熱——要求所有人做出「自我犧牲」，正像一個掌握了權力的唯心主義者一樣，努力以定言命令[28]引起哥薩克與士官生的注意。支持他的農民代表發現，他們還沒來得及奪取地主的土地，自己對於國家政權的影響力就已經被一些人奪走了，於是驚訝地四處張望。

反革命的總參謀部用各種手段排擠軍隊委員會，同時卻廣泛地利用它來壓制群眾。這種方法破壞了士兵組織的權威，為它的崩潰做好了準備。資產階級反革命出於同樣的目的，隨心所欲地操縱「社會主義」部長。而社會主義部長正在可怕地衰弱，同時也把蘇維埃一同拉下水。雖然他們現在獨立於蘇維埃，蘇維埃本身卻仍然依賴這些部長。民主派組織拒絕了權力後，它們的權威現在也就不能不被消除。就這樣，所有一切為米留科夫[29]的出場做著準備，但他背後還有古爾科[30]在等著上場。

莫斯科會議的全部意義，僅僅在於它與高層中這種政治發展的總體傾向有關。

直到幾天前，立憲民主黨對莫斯科會議不僅不熱心，而且還對它抱有露骨的不信任的態度。派克倫斯基、阿夫克森季耶夫、薩文科夫、切爾諾夫[31]和列別傑夫[32]參加政府的那個政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33]也對莫斯科之行抱有明顯的敵意。「不去不行啊！」——《工人報》模仿著被貓尾巴吸引的鸚鵡，嘆著氣寫道。不論是里亞布辛斯基[34]、阿列克謝耶夫[35]、卡列金之流的發言，還是當權的「詐騙犯團伙」的發言，都沒有表示準備為與阿夫克森季耶夫擁抱而自我犧牲。最後，根據報紙的報道，政府並沒有賦予莫斯科會議以「決定性的意義」， Cui prodest？（這對誰有利呢？）到底是誰需要這次會議呢？又為什麼需要它呢？

這次會議完全是為了對付蘇維埃而召開的，這一點再明顯不過。蘇維埃自己並不想參加這次會議，它是被強行拉去的。對於反革命的階級來說，莫斯科會議是必要的，這是完全廢除蘇維埃的第一步。但是，資產階級的負有責任的機關對這次會議的態度為何如此冷淡？因為這次會議首先是為了加強最高仲裁者的「超階級的」立場而召開的。米留科夫擔心這次會議會過分地加強克倫斯基，導致米留科夫政治上的假期拖得太久。因此，每個愛國者都在匆忙地用自己的方式來拯救祖國。

作為冬宮的「歷史性」一夜的結果，克倫斯基體製成立了。它是波拿巴主義的預科階段。然而莫斯科會議，從其組成與目的來看，只不過是在白晝再現歷史之夜而已。策列鐵里又一次不得不向整個俄國宣布，政權向革命民主派的轉移是一場災難，它將毀滅革命。革命民主主義的代表們在這樣莊嚴地宣告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將會聽到指控他們的起訴書，這份起訴書是由羅江科[36]、里亞布辛斯基、米留科夫、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等我國「有生力量」事先起草的。在莫斯科會議上從政府那裡分到上等坐席的我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將會提出「一切權力歸我們」的口號。而面對有產階級無止境的貪婪的蘇維埃的領袖們，將會利用工人與士兵——就是因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句口號而被策列鐵里解除武裝的那些工人與士兵——的憤怒來威脅有產階級。作為主席，克倫斯基將僅能把「意見分歧」登記下來，並提醒「有關人員」：沒有「仲裁者」他們就無法前進。Quod erat demonstrandum（證明完畢）。

孟什維克波格丹諾夫[37]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坦白：「如果我是政府成員，我就不會召開這次會議，因為政府沒有在會議上達到它想要的結果，即加強並擴大自己的基礎。」不得不承認，這些「現實的」政治家完全沒有理解自己的參加導致了什麼後果。

聯合政府在7月3日倒台後，蘇維埃拒絕掌握權力，這就排除了在廣泛的基礎上成立政府的可能性。沒有控制力的克倫斯基政府缺少基本的社會基礎。它被有意識地建立兩個可能的基礎之間：一個是勞動群眾，另一個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各種階級。而波拿巴主義就存在於這一點之上。莫斯科會議的任務，就是利用有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政黨的衝突加強個人獨裁。而這種個人獨裁的不負責任的冒險主義政策將破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對這個目的而言，來自左邊的反對派與右邊的反對派同樣不可或缺。需要的只是讓兩者互相保持平衡，並且要有維持這種平衡的社會條件。然而，缺少的恰恰是這種社會條件。

古代的凱撒主義（個人獨裁）產生於自由民社會的階級鬥爭之中。但是，在相互鬥爭的派別與他們的凱撒之下，還有奴隸這個穩固的基礎。近代的凱撒主義則產生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之中，它從農民消極的穩定性中尋找所需要的支柱，此時，波拿巴主義的主要武器是紀律嚴明的軍隊。然而，這些條件在我國全都不存在。整個社會已被暴露出來的各種極度激化的矛盾所貫穿。只要政府沒有下決心把自己的命運與鬥爭中的某一個階級聯繫在一起，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農民與地主的鬥爭、士兵與軍官團的鬥爭。被壓迫民族與中央政權的鬥爭，就不會為政權留下任何穩定的因素。在土地革命實現以前，建立「超階級」的獨裁的企圖必然是短命的，它將如同陽光下的蒸汽一般消散。

米留科夫、羅江科、里亞布辛斯基想要把權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建立剝削者反對革命工人、農民與士兵的反革命獨裁。克倫斯基利用民主派來威脅反革命，又用反革命來威脅民主派，企圖以此確立他的個人獨裁。無論哪一方獲勝，對人民群眾都沒有任何好處。但是，這些計算都沒考慮到主人。革命群眾還沒有說出他們的最終意見。

3、革命中的軍隊

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圍繞著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自下而上地形成的工農民主，就與有產階級試圖自上而下地建立的帝國主義共和制反覆進行著同一個鬥爭。

有名望的將軍們堅信：共和國不僅會承認軍官團，還會解除那些懶散無能的大公[38]之職，從而擴大他們的職權，因此他們匆忙「承認了」共和國——至少在當下還承認。他們把這場「民族」革命當成了一次趕走沙皇和皇后、從而保全階級紀律與軍隊等級制度的宮廷政變。

據前幾天的電報說，希臘「領袖」維尼澤洛斯[39]稱希臘為「戴王冠的共和國」。而布魯西洛夫[40]、古奇科夫、羅江科、米留科夫之流則相反，希望俄國繼續是一個沒有沙皇的君主國。但事態不如其所願，而是向著更複雜的方向發展。彼得格勒駐軍的二月起義並非密謀的產物，而是全軍與全體人民群眾的反叛情緒的結果。而工人與士兵的憤怒，針對的不僅是腐朽無能、不能完成自己挑起的戰爭的沙皇專制制度，更是戰爭本身。革命在士兵的情緒與態度中引發了最深刻的轉變，這不僅威脅到了戰爭的直接的帝國主義目的，也威脅到了實行這個目的的工具——建立在下級對上級命令的盲目服從之上的舊軍隊。

現在，將官、校官、六月三日派政客、資產階級的筆杆子們都恨不得撕毀並踐踏1號命令[41]。在他們看來，不是軍隊內極端深刻的不滿產生了1號命令，反而是1號命令造成了這種不滿。「實際上，直到昨天，士兵們還在服從我們的命令，可今天就不服從了。顯然，士兵們是在服從某些新的命令——就是命令集中的第1號命令，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最廣泛的資產階級圈子裡，真實的歷史視野被總參謀部和政府職員的痴呆病給取代了。

所謂軍隊的瓦解，表現為士兵不服從上官，並且不認為這場戰爭是自己的戰爭。正因為發生了這種現象，克倫斯基用「奴隸造反」這個誇張的詞語來形容正在覺醒的軍隊。如果說，資產階級以為只要把蘇霍姆林諾夫[42]換成古奇科夫，就能再次將軍隊套上帝國主義的馬車，那麼克倫斯基則因其小市民的膚淺與自我陶醉，相信只要把古奇科夫換成自己，就可以再次把軍隊變成政府手中順從的工具。真是「無稽的幻想」[43]！

革命——從群眾心理的視角來看——意味著用理性來審查代代相傳的制度與傳統。戰爭給人民，特別是軍隊帶去的一切災難、痛苦和恥辱，都是由沙皇的意志造成的。既然沙皇在彼得格勒被打倒了，那麼，士兵們怎麼能不剝奪那些沙皇專制制度最熱心也最為罪惡的捍衛者——軍官們的權力呢？曾經一手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那個人被打倒了，士兵又怎麼能不去追問戰爭的意義與目的呢？

3月14日[公曆3月27日]，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向歐洲人民發表宣言，呼籲他們以鬥爭爭取民主的媾和。這也是關於世界政治問題的「1號命令」。這個宣言嘗試回答對人民與軍隊來說迫在眉睫、不能不面對的問題——戰爭還要繼續嗎？為什麼還要繼續戰爭？儘管如此，帝國主義者卻把事情說成這樣：彷彿只要沒有這個宣言，這些問題就完全不會出現在被革命的雷鳴喚醒了的士兵們的頭腦中。

米留科夫已經預感到，革命喚醒了軍隊中的批評與自主性，從而對戰爭的帝國主義目的造成了威脅。因此他在第四屆杜馬中公然反對革命。米留科夫現在惡狠狠地咒罵「1號命令」、3月14日宣言與齊美爾瓦爾德會議，彷彿它們毒害了軍隊。這完全是刻意的謊言。主要的「毒素」不是存在於蘇維埃的各種命令之中——這些命令充其量也只是十分克制的——而是存在於革命本身之中，它用抗議、要求與公開的武力對抗，體現出了群眾的苦難。米留科夫對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前線可怕的災難，一口氣推動了軍隊內部改革與士兵群眾政治探索的進程。這個災難的直接原因，根植於被臨時政府當作自己的手段的帝國主義政策，與要求立即且「公正」的媾和的群眾意志之間的矛盾之中。只有革命本身，只有勇敢地解決其內部任務，並堅決地同外部阻礙作鬥爭，才能在軍隊內創造出新的紀律與真正的熱情。如果人民與軍隊感到並確信「革命是我們的革命，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它無論遇到什麼樣的障礙，都會堅決保衛我們的利益不受剝削者侵害，它不會提出任何的壓迫、掠奪性的政策，它不會向『盟國』的銀行家點頭哈腰，它將公開向各國人民提議：在民主的基礎上立即媾和」，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人民與其軍隊將被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即使德國革命沒來得及幫助我們，俄國軍隊也將以與俄國工人從反革命的進攻中保衛人民的果實時相同的熱情，同霍亨索倫王朝戰鬥。

對這條道路，帝國主義者怕得要死。——他們是正確的。小市民的半吊子政策不相信這條道路，正像小店主不相信奪取銀行的可能性一樣。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拒絕「烏托邦」，也就是拒絕了進一步發展革命的政策，卻執行了那個會帶來災難的毀滅性的模糊政策。

我們真誠地告訴士兵們：「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這場戰爭都是帝國主義戰爭；俄國政府被對各國人民有害的各種金融、外交、軍事條約卡住了脖子。」俄國政府還說：「現在俄國政府正在根據這些舊條約，與舊盟國一同繼續進行戰爭」。但是，炮火下的士兵們「現在」正向著死亡前進。只有被集體熱情的情緒所支配的士兵，才能自覺地付出最大限度的犧牲。而這種熱情，只有在他們深信自己的事業的正當性時才有可能產生。革命掃除了盲從的「神聖炮灰」的心理。無論科爾尼洛夫還是卡列金，如果不進行殘酷的鎮壓，就連一刻也不能使歷史倒退，復活建立在鞭子上的紀律。而進行鎮壓，就意味著帶來一段長期的、混亂的、充滿血腥的時代。軍隊只有在獲得新的目的、新的方法、新的組織的情況下，才能作為一個有戰鬥力的統一體維持下去。必須從革命中得出全部結論。然而，在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配合下，臨時政府在軍隊中建立的模稜兩可的半吊子體制，其本身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災難。換句話說，在往軍隊里引進一定的標準、並允許在軍隊中進行公開批判的同時，又給軍隊設置了顯然經不起革命批判的目標，要求疲憊、飢餓、赤腳的軍隊為這一目標付出超人的努力。這樣做會產生什麼結果，難道還用問嗎？更何況還有一部分高級將官在蓄意進行「失敗主義」的策動呢。

然而，臨時政府卻陶醉在熱情的空話之中。部長先生們將處於深刻的動搖之中的士兵群眾，當成了某種原材料，以為能在這個深陷於不幸之中、荒廢了的國家裡，用這些原料來為本國與外國帝國主義者創造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克倫斯基請求、威脅、下跪、親吻大地，對困擾士兵的問題卻一個也沒有回答。，克倫斯基沉醉於廉價的效果中，他事先取得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支配這次大會的是十分「謹慎」卻傲慢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支持，下令發起六月攻勢。這正是名副其實的俄國反革命的「1號命令」。

6月4日，我們國際主義者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讀了布爾什維克黨團關於籌劃中的攻勢的宣言。我們在宣言中對這次攻勢作出了原則性的批判，並明確指出：「對軍隊現在的狀態而言，發動攻勢是會危及軍隊本身存在的軍事冒險」。事實證明我們完全正確。政府什麼也沒有考慮到，什麼也沒有預見到。參政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不僅沒有聽取我們的建議，反而大罵我們。

當布爾什維克所預言的災難成為現實時，他們卻把一切都怪到……布爾什維克頭上了。在由輕率與不負責任而引起的災難背後，是赤裸裸的醜惡的怯懦。所有命運的支配者匆忙地把罪過推卸到了第三者身上。那幾天的半官方演說與文章，將作為人類的恥辱柱永遠流傳下去。

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當然可以暫時攪亂愚蠢的庸人的頭腦。然而，這麼做既不能消除、也不能減輕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也就是說，不管布爾什維克有無罪過，政府仍是什麼都沒有預見到，這個責任到底該由誰來承擔？這表明，政府對被它投入戰鬥的那支軍隊沒有絲毫理解。政府是在不確定軍隊是否能發起攻勢的情況下，命令軍隊前進的。而掌控政府的不是布爾什維克，因此，克倫斯基、策列鐵里、切爾諾夫的政府對這場悲劇性的冒險一般的攻勢負有責任。

發出警告的並不只有國際主義者，這一事實而增大了他們應負的責任。與反動的軍官團有著最密切聯繫的《新時代》[44]在8月5日就攻勢的準備寫到：

「謹慎的阿列克謝耶夫被免職了，因為他不想讓沒有做好戰鬥準備的士兵白白送死，也因為他不想為了追求渺茫的成果而失去已經到手的成功。對勝利的幻想，對彼得格勒的領袖『本該』立即迫使德國早日求和的渴望，將布魯西洛夫推上了浪頭，而他立刻就被逆流沖走了。」

這篇雄辯的文章，說明並印證了《言論報》[45]在阿列克謝耶夫辭職之際發表的那篇關於堅定不移的「騎士」布魯西洛夫代替「謹慎的戰略家」上任的曖昧報道。強迫發動攻勢的立憲民主黨，又跟騎士政策與戰術劃清界限，並準備在7月2日裝模作樣地退出政府。而「社會主義」部長們取代了要求發動冒險的攻勢的軍事指揮官，在「革命民主派」的耳邊說道：「真正的民主派」布魯西洛夫取代了「保皇派」阿列克謝耶夫。歷史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

在撞上了可怕的結果——按《新時代》的說法，就是「讓沒有做好戰鬥準備的士兵白白送死」——之後，只能委託唐恩、利貝爾以及其他的愛國主義獵犬對布爾什維克進行迫害性的獵捕。這些「領袖」在國防中正好能承擔這些「創造性的工作」。為了不輸給資產階級流氓，唐恩、利貝爾之流揭發了往「矇昧無知的士兵群眾」中散布「公開秘密條約」、「與帝國主義者決裂」等口號的「煽動家」。「幹得還行，」——資產階級流氓一臉輕蔑地支持他們——「但是，這對1號命令與3月14日宣言也完全適用，要知道，這可是你們在矇昧無知的士兵群眾中煽動出來的」。此時，唐恩與利貝爾一邊擦著額頭上的冷汗，一邊不斷地努力回想起革命思想的最基礎的原則，來為自己過去的罪過辯護。然而，他們現在驚恐地發現，他們只能重複我們說過的話。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的口號僅僅是由革命的發展而產生的必然結論。蘇維埃的1號命令與3月14日宣言是這一過程中最初的里程碑。

然而，乍看起來最令人吃驚的是，儘管攻勢造成了可怕的後果，「社會主義」部長們卻繼續把它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在與資產階級的交涉之中，將其作為自己偉大的愛國功績的證明。

策列傑里在莫斯科會議上大喊：「我問你們，誰能使革命俄國的軍隊更容易前進？是陸海軍部長古奇科夫，還是陸海軍部長克倫斯基？」（鼓掌喝彩）

策列傑里就這樣公開炫耀：克倫斯基完成了本該由古奇科夫完成、卻因為他得不到「革命」民主派的信任而無法勝任的工作。而儘管攻勢導致了慘敗，資產階級仍然高興地承認了克倫斯基的功績。

立憲民主黨人納博科夫[46]在莫斯科會議上聲稱：「兩個月前，在現在領導著臨時政府的那些人的激勵下，俄國軍隊中爆發出了洶湧的激昂情緒，給這個可怕的時代寫上了新的光輝的一頁，它將永載史冊。」

這樣一來就十分清楚了：6月18日攻勢的「光輝一頁」與國防沒有任何關係。這次攻勢僅僅造成了俄國軍事形勢的惡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卻懷著感激之情來談論這個攻勢，正是因為克倫斯基的政策使我軍蒙受的沉重打擊，散播了混亂的種子，為實行反革命陰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儘管為了發動攻勢而動用了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一切威望，這一攻勢卻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充滿矛盾的不穩定的體制——小資產階級領袖為了維持這一體制，已經用盡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創造力。

資產階級與其將軍現在正從國內政策的角度，更正確地說是從進一步發展反革命的角度來看待攻勢與媾和問題。科爾尼洛夫將軍在莫斯科會議上對此做了最明確的表達：

「現在無法實現媾和，出於同樣的原因，也無法進行複員……。必須加強軍官的權威。」

軍隊中集中了數量眾多的被國家武裝起來的人，他們現在向國家提出了過於激進的要求。只有不考慮軍事上勝算，把戰爭繼續打下去，才能「加強軍官的權威」，使士兵群眾服從，實現複員，而又不使士兵威脅到私有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體制。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單獨媾和，資產階級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實行它。

6月18日以來，反革命充滿自信地大步向前邁進，在它胸部遭受猛烈打擊之前，它不會停下腳步。

4、接下來會怎麼樣？

讀者讀到本文時，莫斯科會議已經成為過去。毋庸置疑，體現了不穩定與陰險的破產的現政府無法承受來自莫斯科的壓力，它將發生新的變化。科爾尼洛夫將軍說，不必擔心發生新的政府危機，這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在目前，如果發生這種危機，只需急劇右傾便可迅速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克倫斯基會進一步擺脫民主主義的有組織的控制（它將會逐步被帝國主義分子現實的「暗中控制」所取代）嗎？新政府會在多大程度上與有產階級的總參謀部——後者無疑會在莫斯科會議上形成——保持關係？在新的聯合政府里，「社會主義」波拿巴主義者會佔多少比例？這些問題只有次要的意義。

但是，即使資產階級的進攻被擊退，莫斯科會議以立憲民主黨再次退出政府而告終，也不意味著自稱「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權就是真的革命民主主義政權。對盟國銀行家與外交官負有的義務，捆住蘇維埃的正式領袖的手腳，使他們背負上了鎮壓工人與士兵的重任，他們不能不繼續採取兩面派與欺瞞的政策。退出了內閣的科諾瓦洛夫[47]只不過是將自己的使命交給了斯科別列夫。即便少了立憲民主黨，克倫斯基—策列鐵里內閣也會實行半立憲民主黨式的計劃。光是讓立憲民主黨退出政府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新的勢力和新的方法……

無論如何，莫斯科會議是對整整一個革命時期的總結：在這一時期里，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同資產階級合作的戰術，佔了主導地位；這種戰術的宗旨，就是放棄獨立的革命任務，並使之從屬於同革命敵人聯合的思想。

俄國革命是戰爭的直接產物，戰爭為它創造了軍隊這個特有的全國性組織方式。在革命爆發之時，農民——在全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就已經被強制性地征入軍中。士兵代表蘇維埃呼籲軍隊選出政治代表，於是農民群眾自動地把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送進了蘇維埃，他們把農民群眾模糊不定的希望與期待，翻譯成了最可鄙的拘泥小節與隨波逐流的語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完全依靠大資產階級取得了對農民的領導權。在蘇維埃中，農民士兵的代表遠遠超過工人代表。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被宣稱為矇昧無知的群眾。而依靠農民的「外省」知識分子出身的馬爾托夫式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則被視為革命的精華。在此基礎之上，經過兩三個階段的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了。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革命群眾的直接壓力之下，彼得格勒蘇維埃發揮了全國性的影響。相反，中央執行委員會則脫離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停留在與之敵對的革命官僚主義水平上。

只要回想這個事實就足夠了：為鎮壓彼得格勒的示威，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從前線召回部隊（雖然當部隊到達之時，示威群眾已經自行解散了）。以權力機構武裝革命的傾向，是整個時局的必然產物，但小資產階級領袖在這種傾向中只看到了騷亂、無政府與暴動，因此他們在政治上毀滅了自己。通過解除彼得格勒的工人與士兵的武裝，唐恩、策列鐵里與切爾諾夫解除了革命先鋒的武裝，也給他們自己的執行委員會的影響力造成了深重的打擊。

現在，這些政治家面對著反革命的進犯，就談起了恢復甦維埃的權威與意義。他們提出了「將群眾組織在蘇維埃的周圍」這個臨時口號。然而，以這種空洞的方式來提出問題，是極其反動的。他們企圖隱藏在組織群眾的表面口號下，迴避政治任務與鬥爭方法的問題。為了「加強蘇維埃的權威」而組織群眾，不過是可憐而無用的企圖。群眾曾經信賴蘇維埃，追隨過它，曾把它推到了一個極高的高度。結果，群眾卻發現，蘇維埃向自己的不共戴天之敵屈服了。認為群眾能夠或希望重複一遍已經經歷過的歷史經驗，那是幼稚的。為了使對現在的民主主義的中央領導機關失去信心的群眾不至於對革命本身失去信心，必須就革命至今為止的所有政治工作，向群眾做出批判性的評價，也就是要對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領袖們的所有活動進行無情的審判。

我們應該對群眾說：他們給布爾什維剋扣上了各種罪名，然而，為什麼他們在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時候如此軟弱？他們不僅擁有蘇維埃內的多數席位，還有政府權力。儘管如此，他們卻完全變成了一小撮布爾什維克的虛構的「陰謀」的犧牲品！

7月3日—5日的事件後，彼得格勒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越來越衰弱，而布爾什維克則越來越強大。在莫斯科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這一事實，最明確不過地反映出：布爾什維克通過自己的政策，體現了發展中的革命的真正要求，而作為「多數派」的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只是在保持群眾昨日的無力與落後罷了。但是現在這種保持已經不夠了，於是他們求助於最野蠻的鎮壓。這些人在抗拒革命的內在邏輯，正因如此，他們與革命的階級敵人同屬一個陣營，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為了保證群眾對革命前景的信心，我們有義務摧毀群眾對他們的信任。

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彼得格勒的相互關係，最明確地反映了「加強蘇維埃」這個口號是何等空洞與缺乏內容。在工人階級先進部分以及與他們聯合起來的士兵的支持下，彼得格勒蘇維埃越來越堅決地轉向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中央執行委員會便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權威與意義進行了系統的破壞。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中央執行委員會都不召集彼得格勒蘇維埃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事實上奪走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機關報《消息報》，這份報紙一點都沒有反映出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生活與思想。在資產階級輿論瘋狂地譴責與侮辱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領袖時，《消息報》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蘇維埃」意味著什麼呢？這隻能意味著加強彼得格勒蘇維埃，反抗官僚化的、不更換其成員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彼得格勒蘇維埃來說，需要的是為其組織、防禦、政治上的行動贏得完全的獨立性。

這是最重要的任務，必須立即解決。彼得格勒蘇維埃必須成為新的革命動員中心，把工人、士兵、底層農民發動起來，為奪取政權而鬥爭。

我們必須全力支持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提出的召開全俄工人代表大會的倡議。無產階級要想讓士兵與貧農支持自己的策略，就必須讓自己的策略最嚴格地、不可調和地反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策略[48]。只有在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以全國層面上建立自己的中央組織的情況下，這一點才能夠實現。我們無法預見歷史進程中的所有偏差與彎路。作為一個政黨，我們無法為歷史的過程負責。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我們的階級負有責任；使他們能走過歷史過程中的所有彎路，完成自己的任務——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政治責任。

為了不僅讓工人，而且讓軍隊與農村都注意到緊迫的革命政治問題，統治階級與「救國」政府[49]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為了在我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面前暴露其策略的破產，做了並且仍然在做著一切努力。因此，能否從目前的形勢之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站在深陷於貧窮與苦難之中的群眾的前列，為建立他們的革命專政而進行決定性的鬥爭，取決於我們黨的能量、忍耐力與堅定性。

5、俄國革命的性質（略）

請移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170904.htm

6、國際主義策略（略）

請移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7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