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失一棟樑之才 | 紀念郝柏林先生

05-04

編者按：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復旦大學教授、原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郝柏林先生，因病不幸於2018年3月7日在京逝世，享年84歲。

驚聞噩耗的科學界人士紛紛寄託哀悼之情：

「（郝先生）學問人品俱佳，對中國科學發展發表許多諍言，令人敬佩懷念。」

「一位直率敢言、值得尊敬的老人家！」

「郝先生，一位為中國科學吶喊的人！」

《知識分子》在此選登3年多前劉寄星先生的一篇文章，以紀念郝柏林先生。劉老師8日在上海聞訊為此文寫下一段前言——

郝柏林同志於昨日突然離世，國家失一棟樑之才，物理學界失一領軍人物，我們失一良師益友。噩耗傳來，頓感痛苦莫名，思緒萬千，特將三年多前為他寫的一篇祝壽文章重新刊登出來，以寄託哀思。

郝柏林同志千古！

劉寄星 2018年3月8日於上海

撰文 | 劉寄星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相見恨晚

大學快畢業時就知道郝柏林的名字，真正認識他本人並在一起工作則要晚得多，相隔了20來年。

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為1963 年在中關村新華書店買了一本Abrikosov，Gorkov 和Dzaloshinskii 合著的《量子場論方法在統計物理學中的應用》中譯本，譯者為郝柏林。那本書我當時看不大懂，但覺得肯定重要，因為那裡講的內容在大學課堂上沒有聽到過，很新穎。心想：「這個郝柏林一定很有學問。」無獨有偶，1964 年大學畢業後我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當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吸收到代號為「6405」的研究反導彈系統目標識別的項目組，參加理論預研。當時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借了一本Alpert，Pitaevskii，Gurevich 合著的俄文書《稀薄等離子體中的人造衛星》，試圖從中了解高速飛行體在電離層中所產生的尾跡結構及其雷達截面，碰巧在那本書的借閱登記表最後一欄又看到了「郝柏林」三個字，表明他剛把這本書還回來。遂心生疑問：「難道他會與我參加同樣的研究項目？」

?圖1 1987 年在北京大學舉辦混沌現象暑期學校時郝柏林(右1)、劉寄星(右2)與Feigenbaum的合影

疑問後來有了答案。1968 年我從原子能研究所研究生結業，人隨任務走，先分配到國防科委，再分配到七機部二院二十六所，經過兩年多的勞動鍛煉，最後我被分配到新建的專門從事反導彈系統目標識別研究的二院二零七所，這個所彙集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電子部新鄉電波研究所以及原二院從事6405 任務的全部人員，只有我一個人從原子能研究所來，剛好分在主要由物理研究所轉過來人員組成的第二研究室。同室的同志們時常提起郝柏林，才知道他原來是物理研究所理論室的負責人、留蘇研究生，曾是物理所6405任務組的頭，1967 年被該組造反派「奪了權」，被趕出了任務組。對於郝柏林的人品學識，大家讚不絕口，尤其是幾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老同志」，如室里的負責人徐根興和激光雷達組組長仇維禮，都說造反派當年把郝柏林趕出6405 任務組是「自作孽」，不然二室的研究工作會做得好得多。尤其是1965 年中蘇關係徹底破裂後從莫斯科大學回來的兩位留學生，講起郝柏林在莫斯科大學當研究生時期的事迹來，更是眉飛色舞，佩服得五體投地。得知這些情況，心中自然產生了「如此奇人，何時能得一見？」的念頭。

粉碎「四人幫」後，1978 年召開的「科學大會」決定重新恢復被「文化大革命」砸爛的研究生制度，在招生條例中特別加了「優先錄取『文革』中未完成學業的老研究生」的條款，為像我這樣的人提供了新的出路。二零七所中由科學院來的人居多，其中「文革」前入學的研究生就有十好幾個，大家早就厭倦了七機部的兩派鬥爭不斷、科學研究半死不活的環境，許多人想跳出這個「是非之地」，調回科學院去做點認真的研究工作，但一提申請，便被上級以「你們都是我所科研骨幹，不得調出」為由斷然拒絕。恢復研究生制度的決定帶來了一線希望，想離開的人紛紛報名。比我小几歲的董錦明原來是物理所理論室李蔭遠先生的研究生，和我一樣也早有離開二零七所之意，不巧他當時正出差在外。因報名截止在即，又沒法聯繫，我也就顧不得其它，撬開他辦公室的抽屜從一個證件上摳了張照片，自作主張地替他報了名。董錦明出差回來聽說替他報了名，很是高興。小董做事一向謹慎，他提出得去找一趟郝柏林摸摸情況，聽聽他的建議，邀請我和他一起去見郝柏林，我自然願意。於是，找了一個星期天，我們去到位於西頤北館的郝柏林家裡拜訪，見到了這位我早就想見的人。那次見面時間不長，主要是董錦明和他談，我旁聽。具體講了些什麼記不得了，只記得郝柏林對我們想「改換門庭」很理解，並熱心地回答了小董的問題，痛快地答應了董錦明報考他的研究生。初次見面的印象是此人有學問沒架子，待人真誠，做事乾脆，是個可交之人。

經過兩輪考試，董錦明被錄取在理論物理所，做了郝柏林的研究生。我投在物理所陳春先門下，隨慶承瑞老師做等離子體理論。後來慶老師調到理論物理所，我也就成了該所的研究生。1980 年經何祚庥先生推薦，我到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物理系學習，這段期間我和郝柏林沒有什麼聯繫，只知道他在國內積極推動混沌研究。1983 年春節回國探親，郝柏林邀請我回所里就我的研究工作做了個報告，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轉動等離子體的不穩定性》，在線性穩定性分析上很成功，可以解釋當時美國勞倫斯利弗莫爾實驗室TMX串列磁鏡的實驗結果，但從基本方程推出來的二維偏微分方程是非線性的，很難處理。為此我會後專門向郝柏林請教。他仔細觀察這個方程的結構後，告訴我這個方程高度非線性，恐怕很難解析處理，除非找到特殊的變換將方程變成可解形式，否則只能用數值法處理。那時他似乎已經接替何祚庥擔任了理論物理所的副所長，因所長周光召已擔任科學院副院長，由他主持所里的日常工作。故在這次會面中，他談到所領導希望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所參加科研管理工作，徵求我的意見，我給了正面答覆，答應做兩年。

回到得克薩斯大學之後，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折騰，偶爾閱讀一本大氣物理學的雜誌時得到啟發，幸運地找到了一種變換，得出了那個非線性方程的一個解析解——偶極渦旋解，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於1985 年春季學期取得博士學位。可能是我求出的那個解比較新奇，給人們留下了好印象，我所在的得克薩斯大學聚變研究所和我簽了個兩年博士後的合同。1986 年春節後，突然接到郝柏林從北京的來信，信不長，大意是所里的業務處長陳生忠同志生病，他忙不過來，需要我回所助他「一臂之力」，保住理論物理所這塊基礎研究陣地。我隨即向聚變研究所提出辭職，於1986年5 月29 日離美回國，6 月初到所報到，擔任了理論物理所的業務處長，從此開始了與郝柏林的長期共事。

共同奮鬥

初到理論所工作時，所址還在中關村一小對面的小院，不過最初的木板房已經變成了一個二層小樓。當時雖然工作條件很差，但在郝柏林領導下，所內工作仍能照常開展。在他的支持下，我很快熟悉了業務處的工作，和業務處的幾位青年同志為保證全所的科研條件工作得相當愉快。不料好景不長。由於各種原因，1987 年3 月7 日，郝柏林突然辭去理論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的職務。我在兌現了自己做兩年業務處長的承諾後，於1988 年6 月回到室里做研究工作。這段期間，我親眼目睹了郝柏林努力從事科研工作，推動我國非線性科學研究發展的情景。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辭職之後，脫開行政事務的郝柏林一心一意鑽研業務，寫書，帶學生，開討論會，和鄭偉謀及幾位學生一起深入研究符號動力學。同時，繼續以開放的方式舉辦混沌動力學的學術活動，吸引了國內相當多院校的青年人到非線性科學研究中來。這段期間，有兩次國際性活動給我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一次是1987 年8 月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以非線性系統中的混沌現象為主題的暑期學校，一次是1989 年5 月在天津大學舉行的以混沌現象實驗研究為主題的春季學校。這兩次活動，因郝柏林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邀請到J. Ford， M. Feigenbaum， B. Haslacher， Per Bak， G. Casati， L.Glass，Y. Couder， H.Swinney， M.Nezlin 等國外著名學者講演，郝柏林、顧雁、張洪鈞、鄭偉謀等國內學者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國際同行做了展示，是真正的國際交流，對提高我國非線性科學研究水平和培養人才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此一期間郝柏林發表了大量研究論文，並由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編的受國際學術界讚譽的《混沌II》文集、《混沌的方向叢書》5 卷，以及《初等符號動力學及耗散系統中的混沌》英文專著。

1980 年代中後期，科技部醞釀「攀登計劃（後改名為973 計劃）」立項。由於郝柏林在非線性科學研究中的突出成績，中國科學院政策局的李喜先同志通過我，多次請郝柏林提出非線性科學的立項建議，郝柏林經過認真考慮，寫出了科學、完整的立項建議書。當時想要爭取進入攀登計劃非線性科學項目的單位很多，包括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和教育部所屬的若干重點大學，他們也都各有自己的立項建議。我代表理論物理所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各所和教育部非線性科學協調組（記得他們的負責人是南京大學的王凡教授）為立項舉行的多次研討會，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在郝柏林建議書的基礎上，綜合各方意見，由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局和教育部科教司出面，以郝柏林、鄭哲敏、谷超豪三人名義，向科技部提出了立項申請書，經過兩輪答辯，1990 年非線性科學項目正式成為第一批10個攀登計劃項目之一，於1991年正式執行。應當說，非線性科學項目的持續執行，大大提高了我國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水平。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科委將這個項目委託國家教委管理，項目首席科學家由教育部系統的科學家擔任。郝柏林曾因此對科技部和中國科學院領導有過意見，拒絕參加專家委員會。但他在接下來的近十年中，不僅在非線性研究中取得了更大成績，而且和鄭偉謀一起，主編了由上海科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非線性科學叢書」，這套叢書歷經10 年，共出了30 本，其中不乏優秀作品，對國內非線性科學的研究和教學起了很大作用。

自郝柏林辭去副所長後，因周光召忙於院里工作，基本不到所里來接觸群眾，對理論物理所的領導只能靠聽取彙報和髮指示進行，所內一時很不團結，意見紛紛，科研工作大幅退步，新任副所長只得辭職，1989 年後，半年所內又出現了領導危機。於是周光召再次提出不當所長，要重新配備理論物理所領導，為此院里成立了以周光召及院人事局長為首的所領導遴選小組。此時郝柏林已出國作學術休假，不過多數人還是希望他能出來就任所長。我很清楚，他自1987 年辭職之後決心不再擔任行政職務，要他改變決心非常困難。遴選新所長的事拖到1990 年1 月也沒有結論，一天下午何祚庥突然來找我，說院遴選小組與當時在美國得克薩斯奧斯汀的郝柏林聯繫，他拒絕出任所長，請我出面說服他。考慮到理論所未來發展，在與鄭偉謀商量後，我和郝柏林做了長途電話交談，用他當年邀我回所的理由說服他考慮出任。得到他口氣鬆動的答覆後，何祚庥請周光召當夜向郝柏林發出傳真，傳真中誠懇地期望郝柏林能回來「守住理論所這塊基礎研究的陣地」，郝柏林最後答應擔任所長。

郝柏林大約是1990年9月或10月回所就任的。就任後院里調整了所領導班子，由郭漢英、劉子中擔任副所長，我為所長助理。郝柏林充分發揚民主，信任同志，調動領導班子各成員的積極性，領導大家在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從科研方向，青年科學人才的提拔、引進和調動一、二線工作人員積極性三方面下手，較快地理順了各種關係，使所里的學術研究逐步活躍起來。之後他又領導新班子積極爭取資源，在創造理論物理科研條件上下了很大功夫。當時所內經費十分困難，他親自出面，向院里要來一筆經費，購買了一批計算機，建立起所內計算機系統的區域網。當時我國為加入WTO，取消了國外書刊影印，各院、所圖書期刊訂購數銳減，他指示我多次向科學院申請圖書特別支持費，保證了理論物理所圖書館圖書期刊的訂閱數不減反增。更有遠見的是，他讓劉子中通過科學院竺玄副秘書長向院里借了幾十萬元人民幣，加入科學院北郊的住房建設，為理論物理所爭取到十幾套住房，除解決了部分職工的住房困難外，還專門留了幾套，為理論物理所吸引青年人才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條件。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理論物理所的科研成績顯著提高，僅科學論文一項，就從1989 年全所只有三十多篇預印本的情況發展到1991 年一年內在正式期刊發表七十多篇論文的水平。儘管大家對這些成績感到高興，但郝柏林心中顯然有更高的目標。在此期間，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他親耳聽到的蘇聯科學院列別傑夫物理研究所所長Basov 和Prokholov 介紹該所的一段話，說那才是一個作基礎研究的物理所應該追求的目標。為了理論物理所的未來發展，他在未做滿一屆時就預先物色下一屆所長，以便過渡。在1993 年的一次所領導例會中，他首先提出動員蘇肇冰出任下屆所長。得到一致同意後，他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使得蘇肇冰同意接任，之後又為蘇肇冰接任做了各種準備。接任準備之一，是動員我不要卸任而留下來協助蘇肇冰工作，並說這是蘇肇冰提出的接任條件之一。我本想在卸任後能多做點科學工作，但郝柏林用我勸他上任時的同樣理由勸我，不得不答應再作一屆。

?圖2 1988 年，郝柏林(右1)、鄭偉謀(左1)同英國皇家學會會員Ian Percival在圓明園

經過四年努力，理論物理所成為科學院內研究成果顯著、科研氣氛較好的研究所，郝柏林到屆卸任，重新全力回到科研第一線拼搏。在他回到第一線後，我們仍然在兩件事上有過密切合作，第一件是我繼續協助他籌備1995年在廈門召開國際純粹和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的第19屆國際統計物理大會，第二件是他配合我實現了理論物理所第一批進入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的目標。

IUPAP 的統計物理大會是每三年一次的國際最高水平的統計物理大會，從來沒有在中國召開過。郝柏林在與國內有關人士商量後，於1992 年第18 屆統計物理大會期間，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通過激烈競爭，經IUPAP 統計物理專業委員會（C3 委員會）的投票表決，取得1995年第19 屆大會的主辦權，確定會議主席為郝柏林，會址定在廈門。之後成立的會議組織委員會由他當主席抓總，廈門大學物理系的陳麗璇教授和我當秘書長協助他做具體工作，分別在北京、廈門兩地積極籌備會議。當時我們沒有舉辦這樣大規模會議的經驗，加之國內各方面條件較差，需要克服許多困難，特別是經費困難。郝柏林以他非凡的組織才能、學術影響和務實精神，一方面頻繁與C3 委員會聯繫、協商，決定了會議的顧問委員會並確定邀請報告人，審定12 個專題的報告日程安排，協調了7 個衛星會議；一方面多次來往於北京和廈門之間，取得廈門大學和廈門市政府對會議的大力支持，為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條件。特別是通過他的努力，從陳嘉庚國際學會申請到7萬美元的會議支持費，奠定了會議召開的物質基礎。1995 年7 月31日至8 月4 日，大會成功舉行，共有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 多位物理學家參加，對我國物理學界與國際同行的學術交流起了積極作用。由於會議盡最大可能資助了發展中國家代表和部分青年學生與會，會後組委會收到他們寄來的不少感謝信。而且從此以後，理論物理所和廈門大學物理系建立了特別的友誼關係。至今我仍記得，會議第一天因13 號颱風突然來襲，大樹被颳倒壓斷電線造成會場突然停電，郝柏林臨變不驚，從容地在黑暗中給大家介紹廈門和廈大的歷史掌故，會場保持不亂。不到30 分鐘電線修好，恢復供電，會場一片掌聲。當然我也記得，因颱風造成食堂冰箱斷電，部分食物變質，引起當晚少數國內代表進食後上吐下瀉的沉痛教訓，作為大會秘書長至今仍感內疚。

?圖3 1994 年陪同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 C3 委員會主席Eduard Brezin考察第十九屆統計物理大會會址時在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墓碑前合影。左起：田廣善、鄭偉謀、郝柏林、Brezine、劉寄星、黃美純

第二件事的成功，極大地改變了理論物理所建所以來「少米無錢」舉步維艱的狀態，為研究所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估計郝柏林至今也沒有完全明白他為理論物理所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而且除幾個直接經手人之外，所內多數人至今仍不知這件事成功的來龍去脈。

在1998 年，國務院批准了中國科學院提出的「知識創新工程」，決定對具備條件的優秀研究所做大幅度的財政投入，科學院決定逐年分批選擇研究所進入這個計劃。當時中國科學院各所都力爭第一批得到這筆支持，理論物理所當然也不例外，經全所討論，我們向院里遞交了申請。當時蘇肇冰所長正在義大利德里亞斯特國際理論物理中心訪問，申請工作全權委託我辦理。事情的發展頗具戲劇性。先是7 月20日左右院基礎局金鐸局長通知我，科學院副院長、秘書長聯席會議已經同意理論物理所第一批進入「知識創新工程」，要我們到院里修改申請書。第二天上午我和所業務處的同志一起去院部修改完申請並得到基礎局「回去等撥款」的保證。不料剛返回所里，金鐸又電話通知說情況有變，「你們所今年進不去了」。一問才知道當天上午路甬祥院長在接見一個京外大所的領導時明確表態：「理論物理所不典型，不夠第一批進入的條件。」我請金局長不要在下次院領導會前將只有他知道的路甬祥院長的表態告訴其他領導後，緊急與遠在義大利的蘇肇冰通電話商量，建議採取「軟」、「硬」兩手，趕在院最後決定此事前扭轉局面。「軟」的一手是蘇肇冰從義大利打電話、發傳真感謝那些在會上表態支持理論物理所的院領導，使他們不要改變意見；「硬」的一手是找一個有影響的人去改變路甬祥的態度。對此蘇肇冰表示同意並立即行動。第一手易，第二手難。改變路甬祥態度的關鍵一步，只能請郝柏林配合。因為我知道在公布路甬祥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消息後，郝柏林曾給他寫過一封不到一百字的「賀信」，提醒路甬祥不要「葬送」科學院的基礎研究。估計老郝如能再寫一封態度強硬的信，肯定會產生效果。我找到郝柏林講了情況，請他出面演一出「賀後罵殿」。但郝柏林聽後表示他過去「罵人」太多，「名聲」不好，這次不「罵」，要去「送禮」。第二天他親自去路甬祥辦公室，把他剛出版的《實用符號動力學》英文專著及我們主編的一本文集送給路甬祥，並留下一封語氣平和的講理論物理戰略發展的信。正是他的這一行動和這封信，改變了路甬祥的態度。幾天之後，院領導會議結束，金鐸來電話驚訝地問我施了什麼「魔法」，令路院長一改原來的表態，說出「創新工程就是要支持像理論物理所這樣的研究所」的話來。我沒有透露我們的「地下活動」，只是感謝他信守承諾，沒有在此次會前將路甬祥的初始表態透露給其他領導。郝柏林自謙的這通「邊鼓」，為理論物理所「敲」來了每年500 萬元的經費，功莫大焉！同時，也因為他幫助理論物理所取得了相當於過去五倍的支持，為我們這一屆理論物理所領導班子順利交班準備了條件，我於1998 年底年滿60歲，正式申請退休。

我退休前不久的1997 年，郝柏林已下決心轉入生物學研究，我退休後，他到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兼任教授，擔任復旦大學理論生命科學中心主任。此後雖然相互聯繫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但為國家富強的共同奮鬥並未結束。

幾點感想

自與郝柏林結識，已近28 年。這些年來，因與他工作上頻繁接觸和經常的思想交流，結下深厚友誼。郝柏林長我四歲，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亦師亦友的兄長，對他的非凡才能和優秀品質深為敬佩。敬佩之處概括起來，除上文所提到的方面外，尚有以下五端。

縱橫捭闔、所向披靡的理論物理學家

從1959 年大學畢業算起，郝柏林堅持理論物理研究已過半個世紀，相繼在凝聚態物理、統計物理、計算物理、混沌動力學、理論生物物理等跨度很大的方向上做出了大量有影響的開創性成果，實踐了已故彭桓武先生對理論物理學家的期望：「用理論物理的知識，解決實踐中遇到的一切問題，縱橫捭闔，所向披靡。」在此過程中，他始終本著「人生道路只能順乎國家民族大潮，但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個人奮鬥」和「先投入真正的戰鬥，在戰鬥中抓取必要的知識」態度，無論是在完成國家任務進行應用研究，還是從事基礎研究，都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勇往直前，銳意開拓。他曾告訴我，1962 年在蘇聯當研究生時翻譯Abrikosov 等人的那本書，有過只吃點麵包和喝茶，創造一晝夜譯出一萬字的記錄；而做出以他和於淥署名的那篇有名的用骨架圖計算臨界指數的工作，是他因病卧床時完成的。我清楚記得，2000 年前後他闖入物理學與生物學結合的理論生物物理領域時，為掌握生物學知識，他每天背25 個生物學單詞的情景，須知此時他已66 歲了！與他這種執著精神相比，我自感慚愧。

堅持真理、捍衛科學純潔性的不懈鬥士

郝柏林疾惡如仇，始終與反科學和玷污科學殿堂的人和事開展鬥爭，科學界人所共知。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 年，當權勢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鼓動人到科學院物理所「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時，郝柏林和物理所的兩位同事就站出來予以駁斥，並寫出有理有據的文章，揭露這種「批判」的荒謬，這在當時需要很大勇氣。對於違反科學道德的種種惡劣行為，郝柏林更是從維護科壇純潔的高度在報刊公開揭露，從1992 年郝柏林從義大利得里亞斯特寄信託我轉《科學報》揭露李富斌剽竊他人文章，到公開揭露某些科學機構領導人「官越大，文章越多」侵犯他人著作權以及一些高官侵佔集體成果的「『呂不韋式』著書」的卑劣行為，與嚴重腐蝕我國科學研究肌體的蛀蟲們進行了持續的戰鬥，他的這些匕首、投槍式的戰鬥檄文，已收集於《負戟吟嘯錄》的「學風篇」中，讀之令人振奮。在得到科學界廣大正派同行支持的同時，他也受到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裡的蛀蟲們的匿名攻擊。作為他的戰友之一，我有幸在一些場合與他並肩戰鬥，頗感自豪。

普及科學的行家裡手

郝柏林的著作中，除系統總結某一領域的專著及大量原創性科學論文外，他的科普著作在國內也很有名。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科學普及書不是科學幻想小說。它既要正確地介紹最新的科學成果，又不能要求讀者有高深的科學準備。它不能天花亂墜地漫發議論，同時又要引人入勝，使讀者有所收益。正處在研究前沿的科學家，要在反覆思考形成腹稿的基礎上，放下手邊事，靜心寫作。更要善於從自己熟悉的的大量科學事實中，選取少量最好的事例，既把它們歷史地貫穿起來，又鋪陳於廣泛的科學背景之中，才能成就一本好書。」他和於淥合著的《相變和臨界現象》一書以及他和張淑譽合寫的《漫談物理學和計算機》一書正是這樣經過作者如蜜蜂采蜜般地辛勞抽取科學精華而奉獻給讀者的好書。他的大量科普文章，無論是萬字以上的長篇還是數千字的中篇，乃至只有700 來字的短文「『懶螞蟻』的故事」，都寫得寓意深刻，邏輯嚴密，文字生動，舉例形象，使不同文化程度的讀者既能獲得科學前沿的知識，又能享受科學殿堂的美景。郝柏林熱心科普並善於科普，以我之見，當今中國物理學界尚無出其右者。他每到一處，只要有機會，必做科普報告，宣傳基礎研究的重要，頗有其父郝景盛老先生當年奔走全國各地，教人植樹造林，鼓吹「森林萬能」之風，令人欽佩。

重友念舊、愛才識人

郝柏林重情義，對師長的教誨之恩，對朋友們的幫助之功，常口頭或為文提及。在2012 年紀念王竹溪先生誕辰100 周年的的發言中，他深情地回顧了王先生對他這個「門外弟子」的特殊關懷；在懷念亡友陳春先的文章中，他追憶了自己被陳春光從停留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站台上的千名回國留蘇畢業生中「撿」到物理所的軼事和在「陳春先學派」中成長的歷史，滿含感激；在與另兩位同事合寫的「懷念優秀青年物理學家孟憲振」中，表達了對這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含冤去世亡友遭受迫害的義憤的沉痛悼念，令人心碎。而孟憲振正是當年勇闖陳賡大將辦公室，把陳春先「搶到」物理所來的人。郝柏林也和這些提攜過他的人一樣，愛才識人，努力提攜比自己年輕的人。僅以兩位歐陽為例。歐陽鍾燦在德國做博士後期間，在液晶生物膜研究中取得很大成績，1989 年申請回理論物理所任職，所內一些人以其研究內容「不屬理論物理」為由反對接收他，關鍵時刻郝柏林力排眾議，堅持將歐陽鍾燦留所。郝柏林1990 年任所長後，大力支持此一方向的工作，此後歐陽鍾燦因工作成果出色多次獲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另一位歐陽是首先在實驗上實現圖靈斑圖的歐陽頎，他的工作因實驗證實圖靈四十年前提出的「圖靈猜想」而聞名於國際非線性科學界，他早在1992 年就希望回國工作，但一直未找到合適的接收單位。1996 年我接到他的電子信重提此事，告訴郝柏林後，他親自跑到北京大學與當時北大校長陳佳洱聯繫，很快落實了歐陽頎在北大物理系的工作。歐陽頎去年也因研究成績出色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郝柏林對這些有為後輩的無私幫助，使我感動。

善於總結，勤於筆耕

郝柏林能在科學上取得很高成就，與他善於總結、勤於筆耕有很大關係。據我觀察，郝柏林每對所鑽研問題有所斬獲，必著一研究論文以記之；每對一領域有透徹理解，必著一專書以述之；每對若干題材經反覆琢磨、錘鍊有特殊心得，必有一科普文章或書籍問世。郝柏林不僅善於總結自己的工作，亦善於總結他人的工作，每設定所攻課題，必廣覽文獻，融會貫通，寫就綜述文章，適足以啟人心智。他那篇中外有名的關於混沌的長篇綜述和為2005 國際物理年所撰寫的《布朗運動理論一百年》一文，即為此中佳作。郝柏林還善於保留資料，每有文字發表，必收之於用大信封拆開一側的自製檔案夾中，每有即席演說，必在事後追記於文字，每聽人報告，必記入手持之厚筆記本中。郝柏林的這一良好習慣不僅使得他著作等身，而且使得許多可能埋沒的材料存留下來，更使得他日後為文有根有據。與他這一優良習慣對照，尤顯我之疏懶，從事國防科研十幾來年竟未留得片紙隻字，後來寫過的許多文字，也因隨意棄置而流失無蹤，實可嘆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