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德意志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在現代歷史中存在時間很長，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曾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然，民族主義也分很多種的。德國的民族主義不同於英法的民族主義。這裡要深入解析這個問題，就必須對西方特別是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作深入了解。

比較典型的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它是將民族，民主式的建立在公民性以及人民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它是從個體的意志出發，以個人自我決定為基礎的市民資產階級的人權和公民權中，自由主義式地導出「民族」這個概念的。在國際社會中，這種民族主義，在爭奪世界權力的鬥爭中，整體性地、也是帝國主義性地決定著這些民族的行為。

而另一種民族主義則是以德意志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它是基於兩個基本假設：第一，所有文化都是民族的，而且也都是能被民族地理解的；第二，一個民族是通過它自身成員文化上的共同性來定義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將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機構看作決定民族的本質性因素，看作一種統一力量的表達，因而在國際鬥爭中，甚至能更好地將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國主義式地發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動力」。

簡單的這麼說，很可能還不能深刻的理解德國民族主義的特點。這需要探討德意志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在思想發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會環境中的演變過程，以及它在於現代化進程及其壓力之間的關係。

德國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有著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發展根源，它本身就是文化民族運動的產物。啟蒙運動、德意志古典主義、普魯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已給這場新的文化民族運動打下了烙印。對這場運動起著決定性影響的奠基人物是約翰.戈特弗里德.赫德爾，他從「前浪漫主義」的反理性主義出發，將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民族獨特性強調為「具有無限價值的東西」。

另外還有兩樣東西對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有著奠基的作用。第一、即是新的語言哲學，它是通過洪堡、黑格爾、格林等人得到了不斷發展。「語言」被他們看作是「人類享有世界、解釋世界的體系，它不僅是人的產物，而且也是不斷給人打下烙印的體系」。這種對語言基本意義的強調，本身指出了語言—人種上的區別，指出了通過語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後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義。第二、則是來自赫德爾，他強調了從學者、精英們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識型的大眾文化的轉向。在這裡，講著同樣語言的「人民大眾」被包括進文化反思的對象當中，這本身是具有一種民主—平等主義傾向的。因此，「文化民族」的原則成為了浪漫主義方案設計中的本質部分。

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還有著古典主義的來源。自18世紀晚期以來，人們首先在對希臘文化的研究中，發展起一種「文化統一體」思想。也就是說，將文化理解為一個統一體，這種統一體具有一個人類集團（即民族）在語言—人種上的共同性。隨後，黑格爾發展了這種思想，他將這種對統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義—美學上的和浪漫主義—歷史學上的解釋系統化和理智化了。而且他的美學哲學體系，也正是為此目標服務的。托馬斯.里佩代爾這樣評價：「在19世紀的德意志大學中，所有人文科學裡的主流派，都是由這種首先是古典主義的、唯心主義的、然後也是浪漫主義的整體把握頑強地決定著的。」

因此，「民族主義」、「民族感」等關鍵性的概念，也就被當作科學的解釋而產生出來，「民族特點」也就被浪漫主義地看作是一種長久、永恆的現實。這種有著古典主義美學根源的思維方向，無疑給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它對自身民族價值的特別抬高帶來了好處，也與之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它力圖理智地解釋世界，然而卻再次妨礙了人們去真實地認識科學的理智，因而也總是具有非理性主義的色彩。

從歷史發展的根源上講，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也首先是那些有著共同的文化、但並不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裡的人們的一種民族主義，是那些受壓迫的民主，例如東歐、東南歐的民族，愛爾蘭人、挪威人、佛蘭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義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義。在這些地方，由於長期以來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的國家，這些人口靠語言、文化和歷史來組成一個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著共同國家裡的人們那樣，是由人民主權論和政治意志來組成民族的。因此，在這些沒有共同國家的民族那裡，文化上的民族主義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經用民族國家組織起來的民族那裡，民族主義早已在民族的共同屬性中得到發展了。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首先也是更加適應於那些沒有共同祖國的民族的條件的。而且，在這些民族身上，對語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強調，比較起那些生活在同一個民族國家中的民族來，有著不同的、也是更為重要的功能和意義。

對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了鞏固的民族國家中的各民族來說，社會成員個體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與他們所屬國家政治存在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成問題的。而在像諸如德意志這樣的沒有在一個共同國家裡生活的民族那裡，同一性身份問題，卻一直是個中心性問題。法國大革命使德意志社會的這個中心問題變得更為尖銳了。正是作為對法國在歐洲的統治地位的一種反應，作為對打上了法國烙印的「啟蒙運動」的文化統治地位的一種反應，以及作為對雅各賓專政和拿破崙帝國的「歐洲劃一化統治」威脅的一種反應，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才開始真正地走上了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也正是反拿破崙的抵抗運動，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識界的抵抗，轉而開始發展成群眾性的反對「異族統治」和「劃一化統治」的鬥爭，從而也浪漫主義地喚醒了德意志民眾的民族意識。

事實上，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對德意志民族運動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它使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們明白：「唯有在一個共同國家裡，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發展並得到保護，也才能真正地將個體整合成民族。」因此，從「世界公民」到「民族國家」，成為了德意志人民族發展道路的著名公式。

由於這個民族的分裂與封建諸侯國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聯繫，因此，對這種政治目標的追求，便使德意志的民族主義，與市民資產階級的人民主權論以及自由主義的自由權利思想聯繫在一起了，因而在它的早期也無疑具有進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當個人自由、平等的要求與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時獲得的時候，正如1848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現的那樣，圍繞著兩者優先權的問題便在具體政策上和爭執中陷入了長期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優先權。從這裡，人們可以找到為什麼德意志的市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他同時也是以為民族主義者的話，最終會放棄自由主義的優先權，轉而擁護容克貴族集團於1871年建立和統治的德意志帝國的原因。當然，由於將奧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個「小德意志統一」帝國還並不是一個真正具有這個文化民族全面統一意義的民族國家，因而它在這個時代中所體現出來的民族主義，也仍然是一種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 mus ohne Nation），從而也成為德意志人以後建立具有完整統一意義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努力，繼續提供一種潛在的「合理依據」。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會成為歐洲浪漫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與這個德帝國自身現代化發展的快速進程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巨大壓力分不開的。儘管這個進程早就開始了，然而也正是在帝國時代的高工業化階段，才使得傳統與現代性社會環境上的區別變得日益鮮明，因而也才使得社會中的個體所承受的壓力極大地增強了。

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生活在一種分散化的社會結構之中，生活在小集團之中，生活在地方、區域、等級的社會之中。與統治的聯繫，忠誠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觀形象的基礎上的。人們受著傳統的引導，在這種傳統中，行為準則被保留下來，並且也是現存的。也由於人們面對著的是一種具體形象物的直觀世界，生活的意義是簡單的，也是現存的。總之，人們傳統的行為模式，是與農業社會結構中那種占統治地位的組織類型如封建莊園、行會等狹窄的「共同體」相適應的。

德意志現代化的進程使所有這些關係陷入了瓦解之中。特別是在德帝國時代，在這個開始走向統一化的社會中，工業化社會已佔據了統治地位，並逐漸取代著農業社會的「共同體」。越來越多的人，最後是絕大多數人，已開始從傳統中走了出來，走進了一個商品流通和市場化的社會，走進了一個具有理性的、無形的、抽象結構的大集團。個體現在面對著的是一種猛然變大了的抽象概念——「國家」。從傳統以及它的準則中解放出來的個人，本身在個體化，他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要靠「內心」來引導了。個體的存在變得如此具有獨立性，同時也就使得統治者個人的權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權威，越來越只具有相對性了。但與此同時，由於傳統負載集團的瓦解，因而在這個新的社會大集體中，絕大多數成員之間又是彼此並不認識的，每個人都得依賴於許多對他來說是陌生的人，個體也恰恰因此而被孤立了。終於，準則、聯繫和忠誠再也不能形象具體地、具有象徵性地被提供了，感覺從直觀形象的世界移進了思考的世界之中。這種過渡導致了一種新的心理狀態，它使個人的自我理解發生了變化，並朝著批評傳統的方向發展。

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意義，顯然在傳統中越來越難找到了，覺察出這種危機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識界。這是因為任何準則首先都是要以語言上的抽象為中介的，進行反思和討論的媒介物也正是語言和文化。於是，這些知識界的學者們，便首先從那種也是由他們自己的語言記錄下來的文化中，從藝術、文學、哲學和時事評論中，來獲得他們的行為準則，來獲得他們的同一性身份。總之，要尋找一種能將特定社會的不同特徵表達為一種不變的傳統時，「文化」這個概念，無疑能非常好地履行這種功能。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教育普及化、社會學校化的帝國時代里，他們能夠通過學校、出版部門將他們稱之為「民族文化傳統」的東西介紹給社會各階層。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社會聯繫中，語言和文化以及知識界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影響和意義的原因。

換句話說，傳統瓦解的一個結果就是造成了個體的無保障性與無歸宿性。由於對傳統的贊同變得只具有相對性了，與別人的共同性就必須被重新確定，於是，一種新的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這個根植於共同語言和文化的民族，這個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徵的象徵物，成為了個體與集體感情聯繫的焦點，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實上的解釋，就能成為這種新社會整合化的形式。這是因為，它畢竟能聯結起這個社會，能將超越個體的身份介紹給個體，並在一個多重複合、錯綜複雜的社會中為個體減輕無保障性和無歸宿性，因此，本身也是能夠滿足個體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與聯絡上的整合化的新要求的。總之，正是這種新的社會心理上的局勢，為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德帝國社會的崛起，首先準備了社會基礎。

這種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同時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約束力的削弱為基礎的。隨著帝國時代的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在人們內心世界中的價值地位上，在生活意義的確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斷縮小，事實上連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於是，各種政治運動成為了一種有關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宗教性質。而民族主義是屬於這種政治運動的，它向追隨者們許諾了獲得拯救的理想，並要求作出犧牲，同時，它也使追隨者們堅信，這種犧牲是值得的。因此，這種民族主義繼承了相當部分的宗教上的功能和風格，從而也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凝聚力的場所。

然而，由於德意志帝國建立的初期，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已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發生了分離，並轉而與保守主義更鮮明地結合在一起了。基於這兩者反法國大革命「1789年精神」的共同傳統，這種民族主義已強烈地轉而反對「天賦人權」、反對個人自由的政治傳統，並開始成為一種為現存國家統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德帝國保守主義的國家官僚集團力圖將這場現代化的政治後果減小到最小程度，因而它藉助於康德、黑格爾的國家哲學理論，設計出一種新的國家統治方案。在這種方案中，民族觀念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強調，凡事能找到「理性的」（rational）這個詞的地方，也總能找到「民族的」（national）這個詞。而「整體高於局部」、「國家高於國民和社會」、「秩序高於多樣性的自由」成為了統治者的口號。而在這裡，「國家」是被他們浪漫主義地理解為「民族」表達的。

這種國家方案儘管不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產物，但是，它能夠很好地與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聯合在一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民族主義者們對個體提出了「絕對服從國家統治」的道德上的特別要求。在他們看來，「這個民族是一種自然、有機地組織和發展起來的共同體，它是和諧的，而且也是沒有個體與共同體之間衝突的共同體」。顯然，這種烏托邦的理想，是與高工業化的德意志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處於絕對矛盾的位置上的，因為這種社會現實恰恰是以個體之間的區別化和反差為基礎的，是以個體之間的衝突為基礎的，也是以工人階級與容克貴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為基礎的。但是，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卻被他們輕易而舉地作為「外部力量滲透的結果」來解釋。

激烈的商品經濟競爭所釋放出來的壓力越大，個體的無保障性與無歸宿性就越是明顯，社會整合化的要求也就變得越是強烈。但是，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並非只能與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它同樣也能夠與激進的、反啟蒙精神的、反現代主義的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自從1873年經濟大蕭條開始以來，那場具有現代性質的德意志反猶運動的興起，已為這種結合提供了證明。作為一種極端狹隘的和反動的政治文化反應，這場反猶運動，就其本質而言，還僅僅是德意志非猶太中間階層在面對這個社會內部的猶太少數民族職業同行競爭時，運用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所作出的一種自發性的社會整合化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890年以後，知識界的青年極右派們所發表的大量反猶作品，已在公開鼓吹「人和種族的不可改變的天然屬性」，並公開叫喊「經濟上的崛起和對海外地區的征服，應歸功於民族的特別本質，也就是它種族上的特性」，為了「條頓人的世界任務」對內「必須同時清除低質、危險的猶太因素」。這種具有「前納粹主義」性質的反猶主義，竟然能夠在和平時期，通過在社會內部樹立民族對立面的嘗試，動員起德意志社會中相當廣泛的非猶太中間階層，無疑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對種族主義的反猶主義本身是完全缺乏免疫力的。

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跨世紀階段中，高工業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所有階級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性，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持久的緊張性，這兩者本身是有著一種同時性的，所有不同職業集團之間的許多附帶緊張關係，也都聚集在這根緊張軸上。在這種局勢中，對民族感情和忠誠的呼籲，能夠作為促進這個社會中統治集團的局部利益的槓桿來使用的。當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事實上是以推翻現存統治秩序為目標的時候，那麼容克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民族主義信仰和價值體系的強調，本身是能夠作為維護這個現存統治秩序的工具來投入的。

尤其是在國際局勢緊張化時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表現的那樣，「民族」這個集體的象徵物，在政治上能夠形成一種巨大的壓力。因為它本身負載了一種深深的感情，並能將這個社會大集體中的人與別的社會大集體中的人區別開來，誰對它提出疑問，誰就意味著「背叛」和「不忠」。連德國社會民主黨最後也在1914年屈服於這種壓力，與其他政黨一道締結了「城堡和平」並「為祖國而戰」。這場工人運動的加盟，使得這種民族主義具有了更大的動力，同時也恰恰說明了德國工人運動的民族化特點。一位老資格的社會民主黨人在916年的回顧中這樣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長期以來被罵成『沒有祖國的傢伙』，我們為之奮鬥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們的幸災樂禍歸於失敗。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已經重新學會了我們幾乎忘記了的東西，即在所有的階級衝突之外，這個民族的所有階級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德意志民主社會黨人已經重新學會了把我們自己看作是這個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當然不是最壞的那部分。因為，我們不想被無論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無論哪個人，剝奪走我們是屬於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

當德意志的帝國主義強權政治以「民族」的名義來推行的時候，特別是當負載這種自我讚揚的價值體系的集體非常強大的時候，這種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便獲得了它自身的、也是近乎於機械性的推動力，這種推動力通常是任何具體的個人或集團所不能控制的。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民族主義這種信仰體系與保守主義、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這四大信仰體系之間的區別。這四大主義是同一社會內部正在變化著的力量平衡的產物，並僅僅是第二位地影響到國家間的關係的；而民族主義是不同國家間正在變化著的權力平衡的產物，並僅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國家社會內部不同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的。因此，民族主義的信仰者可以來自於不同社會集團、不同政治派別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與同胞視為同一的認同感一旦加強，那麼，與其他國家同樣階級和等級的人們之間的認同感也就自然減弱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這種認同與排斥模式上的變遷，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價值、民族信仰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前提條件。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也都是以「民族」的名義來推行自己的強權政治目標的。這種工業民族之間日益上升的戰爭氛圍，本身又能反過來加劇各國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德約指出：「對於德意志人來說，不是在十年間，而是在幾年間，便觸及到國際問題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1914年，由於面臨著『全世界敵人』的仇恨，我們體驗到了我們整個人類那種使人沉醉的強化感。我們政治上的孤立導致了這種突然的、也是精神上的孤立，這種孤立是必然會帶來過度行為的種子的。這種發展被大多數人積累起來的情緒所催促，它粉碎了這個民族的精神平衡。由於被仇恨所包圍，這個民族便依賴於它自己的仇恨。社會和國家機器被這種孤立的、光榮的，然而也是命運不佳的鬥爭弄得緊張過度，傳統已完全被歪曲了。極端主義和偏執狂的意識，在一個更為平靜的環境里，本來可能僅僅只會是一種殘存現象，但現在已開始在全社會蔓延開來。」

當然，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並不是德帝國一國所特有的現象，但是，威廉時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卻始終有著它自身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特點。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意志知識界所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們不難看到這些特點。「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間的自然聯盟來對抗法蘭西自由人之間的政治聯盟」，用「義務、秩序、正義來對抗自由、平等、博愛」，這就是他們的口號！

總之，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處於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間的意識形態。它首先是現代化推動力的產物，在19世紀，它起初完全是現代主義的，因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覺到自身落後性的一種反應。它在政治上的登場，本身也推動了現代化的繼續前行，因為它具有集中化和動員化的特點，因而瓦解著生活世界的地方分裂化，並造就起那種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易感染性」的大集團——民族的社會。它提供了一種新社會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並用社會成員個體身份上的同一性，來替代由於現代化發展被破壞了的傳統。它促進了所有社會成員對共同事件日益增長的參與，從而也證實了現代人的潛力和能動性。

但與此同時，人們還必須看到它的相反因素。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現代化危機的一種產物，一種由於行為標準、傳統和宗教的家鄉遭到毀壞而出現的「思鄉病」產物，一種由於異化、理性化、經濟主義、個人主語、毀滅歷史的未來主義、進步主義、抽象的普遍性等所帶來的現代化壓力的產物。它用造就一個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鄉，用一種包括起整體的新條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來」的文化歷史上的辯解，用向社會個體成員介紹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種對政治烏托邦的現代許諾，來企圖擺脫由於現代化進程及其壓力所帶來的種種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種反現代主義傾向。同時，它總是極力證實自身民族有著與眾不同的獨特的優越性，並將這種優越性歸結為文化來源甚至是人種。它通過對這種民族獨特的優越性誇張式的宣傳，喚起成員的民族榮譽感和崇高感，從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強烈內聚力。因此，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它能夠作為威廉時代的民族主義集合化運動的工具，作為德帝國主義的戰爭工具來服務。而且在外部強壓之下，它遺產中最具有種族主義性質的變種，也能夠匯合到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潮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