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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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上回提到「學而時習之」的「學」可檢索，這回要講「而時習之」。

首先，先聽毓老師怎麼解說：

「『學而時習之』，就是『學能時習之』，『而』不當『然而』講，是當『能夠』的『能』字講。『時』不能當『時時刻刻』的『時』講；這個『時』就是『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的『時』。為什麼這麼講？因為『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易經．繫辭下傳》第八章）。如果孔子『時』的觀念沒有特殊意義，孟子就不會打這個批：『聖之時者也』。」（1995.10.02）

按毓老師的講法，「學而時習之」的「時」字極為重要，是孔夫子思維的核心，又引「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唯變所適」就是適這個「時」。所以，「時」的觀念絕非「時時刻刻」，而是適時，這就與「變」有相當的關係。

雖然「學」在儒家是一個必要條件，也有豐富論述，但是如果只有「學」，在「學而時習之」這語意裡，恐怕還是不夠。除了「學」，還必需還要再加上「時習之」的工夫。因此，「學而時習之」，也就是「學能時習之」；換而言之，如果「學」不能「時習之」上，恐怕這個「學」只是淪為空談，況且孔夫子也講：「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為什麼只有「學」還不夠呢？為什麼「學」還必需建立在「時習之」上？先引孔夫子講：「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若按此話，可以共「學」，但未必可以合於「道」；可以合於「道」了，但未必能「立」；可以「立」，但未必能達到「權」。從這話可以看到一點，從「學」達到「權」，還要加上一段工夫。什麼是「權」？

毓老師講：

「『權』的境界是『權變』，不能『墨守成規』！」要怎麼達到「權變」？又講：「就是要識時的人才知變，時不對了，就變了，就是知時。若不懂識時，怎麼變？為什麼要『權』？因為時非變不可了，不能墨守規了。所以，要有識時的智慧才可以行權，否則永遠沒法行權。」(1994.12.14)

從上述，「學」、「時」、「權」三者應搭配一起看待，若有「學」而沒有「時」、「權」，極有可能成為「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中庸》)固然「學」很重要，但是要能站在「學」的基礎上，而進一步運用「時」、「權」，這可能比只有「學」來的更為重要。

然而，什麼是「時」、「權」？試舉一個例子，子張有次問孔夫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在這章裡，從殷(商)，到夏，到周，這是三個不同的「時」，有這三個不同時間序列的王朝，但都有共同的一個原則，就是「損益」，「損益」就是行「權」。什麼是「損」？什麼是「益」？在《易經》裡就有〈損〉、〈益〉兩卦，無獨有偶地，這兩卦都講到「與時偕行」。要怎麼樣「與時偕行」？簡單來講，損就是損其不好的，益就是增加好的，而這損益必須配合「時」來實行。所以，「學」必須能建構在「時」的權變中逐步調整，而這調整原則包含了因革損益。

當我們掌握了「學」與「時」，接著的要討論「習」字。什麼是「習」？

毓老師講：

「書上註解『鳥數飛也』。小鳥學習飛時，不知拽了幾十遍，不知跌了多少次，才飛得起來；小鳥屢次學飛，忽然間才騰空，才會飛，這叫做『習』。我們讀書，也得要下這種工夫，才能有所得。」（1995.10.02）

依此，「鳥數飛」是雛鳥從「不會飛」而時習到「會飛」的歷程；所以，學了必得能在時變中來習之，「習」字是從「不會」到「會」、從「無」到「有」的實踐過程。據此，曾子講：「傳不習乎？」傳是必須要習，這是非常肯定地，傳習也就是「學而時習之」的註解。

「學而時習之」不光是「學而時習之」就完了，還得「不亦說(悅)乎」。這個「悅」是悅什麼？

毓老師提供了一思考方向，說：

「他悅的是新發現，有新發現不就因為那個『時』嗎？所以『學而時習之』，就能『不亦說（悅）乎』了！」（1995.10.02）

這個悅，就是悅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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