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權力？

05-03

沒有魂的叫魂案

1768年，按理說，正是乾隆治下的清帝國的盛年，但在帝國腹地的江南水鄉，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正在暗中積蓄自己的力量，並將引起舉國上下的震蕩。

這樣一個轟動當時的案件，它的起因卻是非常簡單甚至有些隨意的。1768年一月時，當時湖州德清的阮知縣僱傭了一位叫吳東明的石匠，準備造一座新橋。不過，在修建過程中，吳石匠卻收到了一個陌生農夫沈士良的請求。原來，沈士良一直被自己的兩個侄子欺侮。他們不僅經常搶奪沈的錢財，甚至還虐待他母親。百般求告而不得的沈士良決定訴諸於鬼魂的力量。他聽說，只要把痛恨的人的名字貼在橋樁上，他們的精氣神就會被逐漸吸干。不過，吳石匠顯然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他非但沒有同意農夫的請求，反而將他扭送官府。可憐的農夫被打了二十五大板才被釋放。不過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這個半路流產的叫魂案開始變得越來越神秘可怕了。

民眾緊繃的情緒常常會以一種令我們現在看來啼笑皆非的方式釋放出來。1768年四月，一個名為計兆美的德清人和家裡人鬧了矛盾，負氣出走，準備在人間天堂的杭州當一名乞丐為生。不過，一天半夜，他的德清口音引起了以為路人的懷疑。有人大喊道，一個德清人三更半夜四處亂跑，肯定是來為了造橋的事情叫魂的！在當地保正的帶領下，眾人開始對計兆美大打出手，要他說出叫魂的真相。苦不堪言的計兆美只得屈打成招，說自己已經用符咒害死了兩個小孩。那幾個月里，類似的事情在江南地區蔓延。一看到形跡可疑、鬼鬼祟祟的外鄉人，特別是各種遊方道士和和尚，人們便會格外警惕。不過事件的真正爆發是還是由於乾隆皇帝本人。當他從山東巡撫的奏摺中得知叫魂案時，不禁龍顏震怒，不但在奏摺批註里重重責罵了江蘇、浙江巡撫：「汝二省殊堪痛恨」，更是責令全國總督和巡撫嚴加搜查。

皇帝本人的焦慮轉化為了各級官員的高度政治壓力。為了找到事件的「真相」，官府不惜使用各種殘酷的逼供手法。舉個例子，他們所用的夾棍會不斷擠壓犯人的踝骨。如果他拒不認賬，最後雙腳就會被碾成一灘肉泥。可想而知，在如此恐怖的逼供之下，人們什麼都願意承認。於是，即使在同一個事件的不同當事人口中，我們可以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版本的離奇故事。在重壓之下，許多犯人會直接將自己的老相識或是熟人下意識地供出來，使得官員開始「發現」一個遍布全國、錯綜複雜的叫魂犯罪網路，乾隆更是一口咬定這個犯罪集團一定是在密謀謀反。甚至還將許多人犯押解到承德避暑山莊讓中央中央的高級官員親自審問。但本質上，這整個令舉國上下疲憊不堪的叫魂案其實是荒謬不堪的：甚至有個叫郭興利的小孩由於上學遲到，怕老師責罰而謊稱自己在街上被剪了辮子，使得擔驚受怕的縣官大肆搜查。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件事的發酵會如此迅猛，而為什麼乾隆皇帝會對此如此敏感呢？

叫魂案中的權力結構

人類社會可能是地球上出現過最複雜的系統，因此對其的任何解讀都必然關注於社會的某個特定方面。美國漢學家孔飛力就從普通百姓的生存壓力，滿族統治者統治漢族時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外匯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等方面對叫魂案的背景進行了分析。不過在這篇小文中，筆者想著重分析的是叫魂案折射出的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權力結構以及乾隆皇帝對自己權力的焦慮。

中國皇帝與歐洲國家各種窩囊的政府首腦們比起來，其專制權力的可以說是手眼通天了。按理說，自明清以來，皇權已經被不斷加強，而此時天下承平、國安民樂，正是乾隆最不應該為權力感到焦慮的時候。那為什麼這麼說呢？其中原因要從中國專制制度的權力結構中探尋。

皇帝雖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任何個體或者群體的管理能力總是有限的。為了統治如此龐大的帝國，皇帝不得不仰賴於一個極為龐大的官僚系統。一般來說，大家可能會認為各級官僚系統與皇帝的關係是如臂使指一般，皇帝通過各級官僚將自己的旨意落實到全國各地。但如果反向思考，龐大的官僚系統才掌握著實際的政治權力。他們是了解帝國真實情況的人，呈給皇帝的奏摺只不過是經過自己理解加工後的產物。除了掌控信息流的能力，官僚們還通過大清的成文法條消解皇帝獨斷的權力。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說的：「官僚思維的基本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問題化約為行政問題。」例如在叫魂案中，面對乾隆的壓力，許多官員都在奏摺中寫道本地區「加強保甲」（戶籍管理制度）的措施。理論上，保甲制度是永遠需要完善的。官員們通過把皇帝搜查叫魂妖黨的非常規的命令轉移到一個常規軌道上，成功地避免了積極作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但同時皇帝從紫禁城直達每家每戶的通天之手也在無形中被消解了。

另一個皇帝和官僚們的戰場是官場中的考評系統。為了激勵官員的實幹精神，朝廷會要求每三年，上級給出一份針對所有地方官的考核（除了總督巡撫等地方大員，他們的考評是另一個特殊軌道）。但這種制度化的管理方式也很快以各種方式被無效化了。首先，考評的評語本身就是難以想像的呆板僵化，在這裡摘錄幾則：

明白諳練，辦事勇往。

老成淳謹，辦事勤謹。

才情明練，辦事實心。

這些毫無意義的四字詞語根本不能反映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信息。為什麼不寫點實際有效的話呢？這是因為如果自己推薦的人犯了事，推薦者也一樣會受到處分。因此，上級們都傾向於用最假大空的語言描述屬下，同時竭力突出官員小心謹慎的品質。當涉及多個上級需要對同一個人做出評價時，他們常常會相互串通，作出相似的評價，以免產生麻煩。在這樣一個盤根錯節的官僚體系中，乾隆會發現他對這個系統進行有效的直接控制變得越來越困難。雖然皇帝掌握無上的權力，但官僚體系似乎是按照自己的邏輯進行運轉（想像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國家仍然在正常運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面對龐大的官僚機器，皇帝就像一個蓋章機器，為帝國的運轉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但是並不能真正影響現實。

為了更好理解這一點，可以引入英國學者庄梅林（Mayling Birney）描述中國政治的模型：法制（Rule of Law）、指令制（Rule of Mandate）與人治（Rule of Man）。法制與人治體系很容易理解：人們依賴於各種形式的法規或者是統治者的各種命令作出決策。而帝國採用的更像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名為指令制的系統。在其中，對於官員們來說，各級指令與成文法律存在著某種優先順序：遵紀守法自然很好，不過在面對來自皇帝的直接壓力下，違背法律也是在所不惜的。

乾隆顯然（至少部分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常規化、制度化的「法制」系統只會架空自己的權力，而自己必須通過非常規的強力手段重新奪回權力——叫魂案顯然給乾隆提供了這樣的契機。雖然它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兒，但乾隆一直將它解讀為一個地下反叛組織對於政權的顛覆行為，並通過強有力的指令將官員們擠出日常行政的軌道。在這種嚴重的壓力之下，官員們發現自己面對最高權力僅有的屏障似乎失效了，他們不得不為了皇帝疲於奔命。即使到最後，乾隆本人也逐漸發現整個事件的荒謬性，但他仍然繼續向地方施加壓力，要求各級官員在不傷及無辜的情況下抓住每一個嫌疑犯。這種指令在清代的司法司法體系中幾乎是自相矛盾的，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乾隆的指令似乎更像是針對官僚系統本身，而不是那虛無縹緲的謀反組織。

最後，這幾乎歷經一整年的風波終於逐漸平息了。德高望重的內閣大學士劉統勛說服乾隆暫時停止清剿叫魂妖黨。為了維持自己的尊嚴，乾隆一直堅持著地下謀反組織的存在，而停止的原因只是由於官僚辦事不利導致搜查勞民傷財。事件雖然結束，但它對於清朝官場的影響巨大。很多地方大員，如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鈐、浙江巡撫熊學鵬、前江蘇巡撫明德和山西巡撫蘇爾德都收到了革職或其他嚴厲的懲罰（巡撫≈省長+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官+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而各級低層官僚收到處罰的則更加不計其數。

除了顯性的影響之外，皇帝的專斷權力也在潛移默化中被提升了。權力是一種能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而這與雙方的互相認知有關。這種認知既會影響人們面對指令的行為，也會被行為和儀式所影響、建構（這裡可以參考心理學中的自我知覺理論）。通過叫魂案這個儀式化的權力操演，乾隆皇帝向官僚體系重申了自己的專斷權力。官員們被迫在非常規軌道中處理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之中，皇帝的指令在官員們的優先順序中也潛移默化地被提升至更高的層級。這種認知上的影響，即使在官場回歸正軌後也會一直發揮自己的作用。

權力的儀式還是儀式的權力

上節結尾，筆者提出了一種對權力的理解：權力是一種認知模式，一種由儀式建構的產物。即使貴為天子，皇帝也必須要通過各種手段來收攏人心，維持權力。從這個角度理解，許多事實都會呈現不一樣的面目。

例如在清朝官場上，每次獲得任命，官員都會向皇帝呈上謝恩表，現摘錄一則：

湖廣總督臣吳達善跪：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質本凡庸，至愚極陋。仰蒙皇上隆恩，生成教養，疊畀封疆，愧消埃之莫報，惟舛謬之日增。乃何格外惑宥，

恩命特頒湖廣總督，且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赴

嗣叩覲

天顏，跪聆

聖訓，感銘肺腑，更沐

賞賜，稠疊

恩施逾分，

寵榮已極。雖犬馬尚如報主，臣具有人心，敢不殫竭丹誠，以圖報效。惟有實心實力，恪遵訓誨，整飭地方，無欺無隱，以冀仰報高厚殊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悃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

睿鑒，謹奏

(硃批：「覽。」)

這篇卑躬屈膝的文字在當代人看來或許會覺得有幾分好笑。幾百字阿諛奉承之後，乾隆皇帝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個「覽」字。不過，在這看似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之中，君臣關係也由此被建構出來了。通過這種象徵性的覲見皇帝-授予職位的儀式，人們會把官員們的權力來源理解為皇帝的授予而不是官僚體系自己的運作結果。君臣的效忠義務也再一次得到了確認。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皇帝的權力如果不經常運用和鞏固，也會受到官僚體系的反噬。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明武宗正德皇帝就是懶政的典型。他天性張揚，唯一不感興趣的事物就是在皇宮中處理公務。他生性好動，在宮外修建豹房，沉溺聲色犬馬之中。不過另一方面，他也熱心軍事，以皇帝的名義甚至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而且還要吏、戶二部給自己發俸祿。作為天下共主，如此角色扮演令人啼笑皆非。同時在宮中，正德皇帝做事也充滿市井氣息：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講究哥們兒義氣。他經常與相好的大臣稱兄道弟，毫無上下之別，喝多了就直接躺倒在大臣懷中休憩。在這種情況下，皇上的權威就在潛移默化中被解構了，群臣對其也不甚尊重。

在皇帝二十七歲那一年，他決定，一定要到邊疆走一趟，和蒙古騎兵進行硬碰硬的戰鬥。雖然當時他已經大權在握十三年了，可是走出自己的京城似乎都是很難的事情：祖制規定，沒有戰爭、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須出京，則需要聚會群臣，明告天下。皇帝知道這一定會收到無數大臣的強烈反對，最後肯定拗不過他們，只得做罷。於是，皇帝煞費苦心地八月一日這天清晨換上了一件磨破了的藍色半舊長衫，帶著十來個市民打扮的太監，混在百姓中騎馬溜出了德勝門。一路遊山玩水，六天後到達了居庸關。不過，這崇山峻岭之間的這座雄關關門緊閉。守關御史張欽懷早已聽說皇帝出京的消息，而且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是違背祖制的行為。他必須加以制止。當太監來到張欽面前，高聲宣布：「皇帝巡視宣府，著張欽開關迎接！」時，張欽冷冷回復道，想要出關，必須有拿經內閣發下的蓋有兩宮御寶的詔書來！如今你們青衣小帽輕騎潛行，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違祖制而出。不論真相如何，我萬死不敢奉詔！」

聽了太監的彙報，皇帝也無可奈何。即使他想硬闖，身邊的人也不是守關官兵的對手，只好第二天悶悶不樂地起駕返程。可見，即使貴為天子，如果不能有效運用、保持自己的權力，以及維持自己作為一個聖明君主所享有的天道，人們就會將政權更多地寄托在「祖制」這樣的其他事物上，皇帝本人的權力也會被削弱。

不過，正如上文說道的，政治系統複雜至極，有關正德皇帝的幾個插曲之間不一定有絕對的因果關係，本文只是從政治的儀式性角度提供了一種解釋的思路。

參考資料：

1. 孔飛力, 陳兼, & 劉昶. (1999). 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中國青年, 14, 046.

2. 庄梅玲Birney, M. (2014). Decentralization andveiled corruption under China』s 「rule ofmandates」. World Development, 53, 55-67.

3. 大衛, & 科澤. 儀式, 政治與權力.

4. 張宏傑. 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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