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儒學史的「千日之戰」：四七論辯（1）

05-03

四七論辯是韓國儒學史上最重要的論辯之一。

論題中的「四」指的是「四端」，語出《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七」指的是「七情」，語出《禮記》：「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懼，七者勿學而能」。

圍繞這一命題，韓國歷代儒學家展開了長達數百年的論爭，從14世紀末的權近（又碰到這位老朋友了）到朝鮮王朝末年，跨度長達五百年之久，幾乎與朝鮮王朝相始終，涉及的理論內容也幾乎涵蓋了儒學思想的每個方面。在這樣的論辯中，思想家們不斷豐富自己的觀點，進而形成了韓國儒學的兩大流派——以栗谷先生李珥（1536-1584）為代表的主氣派和以退溪先生李滉（1501-1570）為代表的主理派。（很有意思的是，二人的頭像分別被印在了今天的5000和1000韓元上）這也標誌著不同於中國儒學的韓國儒學的形成。四七論辯有兩個高潮——退溪李滉與高峰奇大升（1527-1572）的論爭、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渾（1535-1598）的論爭。

（按照韓國儒學家的慣例，下文以他們的號——即「退溪」、「栗谷」、「高峰」、「牛溪」等代稱）

筆者看了相關書籍頭疼了若干天后，決定把自己的讀書筆記起個標題貼出來以饗諸君。本人韓國學入門，水平不高，知乎上高手雲集，還望輕噴則個。

1 何謂「四端七情」？

四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出自《孟子·公孫丑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孟子認為，人皆有憐憫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具體來說就是所謂「四端」。這個四端不是因為什麼其他原因而產生的，而是天生的。沒有四端的人，簡直就不是人類；而有四端而說自己沒有（進而去作惡）的，是「自賊」（自己殘害自己）。

把這種「不忍人之心」推廣到政治上，就是「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為行事原則的政治）。有這樣的政治去保民愛民，就「足以保四海」。（孟子一直認為「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提倡仁政）而當世的思想家都為政客辯護說不能這樣做，就和有四端而說自己沒有的人一樣荒謬，是「賊其君者」。

至於四端為什麼叫「端」，孟子認為這四端是仁義禮智的發端，人因為有了這樣的天性，才會懂得仁義禮智，故名之為「端」。孟子認為，四端作為人天生就有的情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孟子認為人性善，所以四端也是純善的。

七情，指喜、怒、哀、樂、愛、惡、懼，出自《禮記·禮運》：

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懼，七者勿學而能。

這是儒家對人的情感的一種概括，其中很顯然是有善有惡的。

2 朱熹如何看待「四端七情」？

韓國儒學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奉朱子學為圭臬，所以朱熹對這個問題的論說就格外重要。（而且在這裡我們也要談及一些儒學的基本概念）

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里注了《禮記·中庸》和《孟子》。

注「惻隱之心」一句時，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注《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朱子語類》提到「四端七情」之時，雲「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四端與七情）固有相近處。」

朱熹認為四端與七情雖然都是「情」（相近處），但是又有所不同。所謂「四端是禮之發」，並不是說四端由理本身發生（朱熹的理學中，理是根本，是不能活動的），而是說四端依照理而運行。

關於什麼是氣，理學認為氣就是陰陽五行之氣，進而發生萬物。氣就是對世間萬物運動、變化的一種抽象化的表述。

《語類》：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知其源頭必清也。
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按即「四端是理之發」的「發」】，情也；其本，則性也。
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

性才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個包總性情底。
其（指情）端所發甚微，皆由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
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裡，心具此性情。

對於心、性、情、理的解釋，基本上可以這樣理解：

理是其他三者運行的法則，它不產生什麼（即是說「四端理之發」），但是其他三者都是按照它來變化的，所謂的「四端理之發」也可以說是「四端依理而發」。

性是「理之總名」，換句話說性是理在人身上的投射（人生而有性，如天生而有理，不隨外界而變化），所以它本身是不能發用的。正如「四端理之發」說的是四端依理而發一樣，所謂的「性善」也不是說看到了性本身的善，性是「不可言」的，只有通過依性（也就是依理）而發的四端（情），才能看到所謂性善。

情有善者，有不善者，其去區別在於是否依性而發，依性而發（即上引《語類》的「性才發便是情」）的才能叫善。這就是為什麼性善但情不善（進而人不善）的原因。

心是情所以發生的原因，內心是什麼樣的，情就會發生成什麼樣。幼兒的內心什麼也沒有，所以就有了不學而能的「七情」。而性就是「內心是什麼樣的」的標準答案（不是說心裡另外還有個叫性的東西），性始終是一種規範，依照這種規範所發生的情，就是善情（「四端」）；不依即不善。

（至於如何才能體悟到並且保持這種「性」，朱熹的答案就是致知——從理的角度來說，致知而後能修齊治平；從性的角度來說，致知而後能存性，發善情，去惡情）

如果從朱熹的角度給四端七情論擬一個標準答案的話，四端七情都是氣發（這裡的「發」指「引發」），四端純善，所以依理（這就是「四端是理之發」的「發」真正的含義，與「七情氣之發」的「發」是不一樣的）；七情善惡皆有，所以不依理。

3 「四七論辯」，吵些什麼？（1）

退溪與高峰的論辯，核心就在於「四端理之發」當中的「理」究竟是可以動的，還是不能動的。

退溪對於朱熹的看法有所發展，認為「四端，理髮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這裡的兩個「發」都指「活動」，退溪對朱熹的突破就在於此，後人稱之「理氣互發說」），雖然四端七情當中都有理作為準則，但是在退溪筆下，理、氣二者有著一種主從關係，那麼在理、氣之中處於從屬地位的氣在「發」的時候有善惡之別，那麼作為主導者的理也就有動靜之分。四端由理髮，所以純善；七情由氣發，而理乘之（駕馭），能乘則為善，不能乘則為惡。二者生髮的原理是不一樣的。

高峰則認為理氣之間並不是主從關係，二者是「混沌而不可分開」的，所以不可能出現「四端，理髮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這種理脫離氣而獨自「發」的情況。高峰認為理氣關係是理因氣而顯，氣因理而行。繼而高峰否定退溪認為四端七情是異質的，認為四端七情本質都是「情」，沒有區別，均為理氣之合的表現。

退溪認為四七之別在於其發生的源頭不同（一個是理髮，一個不是理髮）；高峰認為二者之所以會出現差別，是在於是否「中節」，即人自己的道德修養（而不是什麼「理」）是否足以約束之，如果能「善養浩然之氣」，那麼就能夠約束之，就是純善；反之就是善惡雜存。進而，高峰突破了孟子「四端純善」的看法，認為四端也是有善有惡。

這是必然會產生的一個突破——因為高峰論證了四端=七情，善惡在於「中節」與否，那麼七情有善惡，四端也必然有。不過，朱熹在解孟子時同樣提出了四端有善有惡，有中節有不中節，也是朱熹本人的思想與孟子思想的不同之處，此處暫且不表。

（喂丸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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