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儒家學派

說起儒家學派，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吧。可孔子自己從沒以儒家創始人自居，他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維護由周公創立的周禮，所以春秋戰國時代的儒生其實是以周公為儒家創始人的。那麼孔子所要維護的周禮究竟是個什麼東東？孔子到底想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

嚴格意義上來說：周公雖然創立了周禮，但周公並沒開創一個學派來維護周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代人以孔子為儒家創始人是有道理的，周公只是為儒家提供了最初的精神信仰來源。可問題是雖然孔子和儒家是要維護周禮的，但時過境遷之後他們所理解的周禮和周公的周禮是不是一回事呢？只有天知道。事實上孔子根據自己對周禮的理解構建起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個體系大致可以分為：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美學思想、史學思想、旅遊觀念、人生理念等方面。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道德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所以我們讀《三字經》開宗明義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其實儒家弟子都是從小聽著《喜羊羊與灰太狼》的故事長大的，在他們眼中世界就是充滿玫瑰色和詩情畫意的，他們只能看到愛和美好的事物，他們看不到的是社會的陰暗面，直到有朝一日碰壁了才知道童話里都是騙人的。

但我要說的是這其實是後世儒生斷章取義的結果，我個人認為：儒家的性善論不是指的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是一種理想追求。我堅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對別人有一絲惻隱之心，或許我們都曾做過違心之事，因為趨利避害的自私屬性是上天賦予物種的求生本能，但只要我們心中還有那麼一絲絲惻隱之心都應該堅持一心向善。一個人人相互扶持笑著生活的時代會不會到來，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當成一種無限趨近的目標。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孔子的禮治、仁政思想固然講究統治者要愛民如子，但這種愛民卻是建立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下的，每個人從一出生就被劃分為不同的等級。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種君父和臣子對等的關係——君父每要求臣子做一件事，自己也應當對應做一件事，請注意是應當而不是必須，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對等但不平等的關係，因為儒家的禮治、仁政對統治者是沒有任何強制約束的。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這種經濟思想更多的是強調勤儉節約和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主張重義輕利，這對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體系培育良好的社會風氣是有積極意義的；缺陷是這是一種靜態的經濟觀，只提到勤儉節約以節流，卻從未構想如何把經濟蛋糕做大做強以開源。孔子的階級理念也體現在他的經濟思想上就是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雖然孔子自己因為父親早逝的緣故，也曾干過農活養家，但終其一生他視此事為恥。其實孔子一生都有濃烈的階級尊卑意識，比如那句飽受詬病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其實這句話本是孔子一時抱怨所言，針對的是某位特定的女士而不是針對所有女性。但其實從中還是反映出孔子有強烈的男尊女卑和階級尊卑的觀念——這裡的小人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認為的道德品行低下之人，而是指的小宗之人，所謂小宗是和大宗相對立的，說白了就是非正室夫人所生之子。所以仔細論起來這話是有歧視女性的意味，但並不是拿女性和道德品行低下之人，而是拿女性和庶出之子對比，實際上是一種赤裸裸的身份歧視，而不是道德評判。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應該說孔子的教育理念應該說他整個思想體系中最傑出最寶貴的，儘管孔子一生都有濃烈的階級尊卑意識，但在教育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平民子弟也應該有受教育的權利並身體力行開創私學。孔子教育弟子從來沒有固定的教材，而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主張為經邦濟世而學習，而不提倡坐而論道。實際上這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變應試教育為素質教育嗎？好的教育不應該是像生產流水線一樣打造一模一樣的產品。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儘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孔子一生遊歷豐富。他從漫長的旅遊生涯中悟出精闢的人生哲理，並形成對旅遊的獨特見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種形式：遊覽、遊學、游仕。也就是說，孔子在游中問學教學，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傳道。他的旅遊行為與修學、入仕是分不開的。孔子的旅遊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戀故土，應該通過遊學四方來增長見識，實現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由此可知，孔子「重遊」，反對「懷居」、「懷土」等心理和行為，甚而把貪戀安居、留戀故土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分野標誌。但是孔子也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明確表達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遠遊」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雙親、注重人倫思想的體現。

那麼孔子既「重遊」，又反對「遠遊」、提倡「近游」，豈不是自相矛盾？實則非也。孔子的近游觀和遠遊觀並不矛盾，而是對立統一的，類似於「魚和熊掌」的關係。遠遊與近游，實際上反映了儒家的「忠」與「孝」、報效國家與侍奉雙親的對立統一。孔子雖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遠遊，雖然主張推行孝道，但更主張「治國平天下」。到底適宜遠遊還是近游，取捨標準就是是否「有方」。事實上，跟從孔子周遊列國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雙親健在者。孔子反對的只是無正當目的卻超出合理程度的「遠遊」。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聽樂觀禮，開創了中國文化旅遊的先河。據史書記載：「孔子曾西入周室，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觀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於向老聃學習樂禮。另外，孔子訪齊，曾與齊太師交流關於「樂」的見解並達到忘我的境界。《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學習、欣賞古代的禮樂文明，這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文化旅遊。

除了提倡聽樂觀禮的文化之旅，孔子還注重體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對於山水自然景觀，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為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在孔子看來，智者的聰明銳利和流動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寬厚品格與莊重沉穩的大山相通。這就是「山水比德」的審美觀、體驗觀。「比」指象徵或比擬，「德」指倫理道德或精神品質，意指在欣賞山水自然景觀時，根據其特徵類比聯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曾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晏樂，損矣。」也就是說，以驕傲為樂，以到處遊玩、遊手好閒為樂，以大小宴為樂，都是有害的快樂。可見，孔子反對遊手好閒、放蕩遊樂、毫無節制的遊玩等佚遊行為。他認為佚游超出個人身心承受能力與社會禮制許可，佚游帶來的快樂是暫時的、局限的，而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損害。

從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看來有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借鑒的地方，也有我們需要揚棄的地方，可在孔子有生之年他的學說始終未獲重用，他不得不周遊列國四處推銷自己的學說，甚至被人嘲笑為惶惶如喪家之犬。那麼為什麼他的學說一直不受人重視呢？其實從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我們就不難看出：他竭力要維護一種上下尊卑有序的禮儀制度，可在春秋戰國這種大爭之世是講究實力的——諸侯架空天子，諸侯國內的貴族又架空諸侯，總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有槍就是草頭王。在這樣的年代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富國強兵使自己做大做強，誰會去關心虛無縹緲的禮法呢？遺憾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構建社會體系方面有可取之處，但對富國強兵而言基本上可以說一無是處——靜態的經濟觀念導致儒學難以富國，仁義的道德觀使儒學難以強兵，這就註定儒家學說天然不適合於春秋戰國這樣的大爭之世，儒學註定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真正發揮自己最大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