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過那面牆，就是石家莊：《我愛搖滾樂》和那些年輕人
「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說了一切我想說的，認識了一切我想認識的人，這都緣於我曾生活在那個城市。」
作者 | 思琪
採訪｜思琪、齊朋利
曉朱已經四年沒有回過石家莊了，上一次回來的時候，他的小孩不喜歡這座爸爸長大的城市。
河北師大附中最有青春活力的地方，不是乒乓球台，而是校園的西北角。二十多年前，曉朱會在體育課上翻過牆過去，回到十二化建宿舍的家中偷著抽一根煙，再趕回去上下一節課。
河北師大附中西北角的塗鴉
曉朱很久都沒有翻過他任總編的《我愛搖滾樂》（以下簡稱「愛搖」）了，「以前校對天天看，看傷了」。在知乎上，有一個問題是「有什麼關於石家莊的冷知識？」，「《愛搖》是石家莊的雜誌」在49個回答中排名第7。
「現在還關注《愛搖》，已經沒什麼意思啦」、「都是偶然而已」。《愛搖》停刊五年後，楊雲傑，這位曉朱在師大附中的同學、《愛搖》的創始成員之一，在和我們聊起這本影響過許多中國年輕搖滾愛好者的雜誌時，數次這樣說道。
可又有什麼不是偶然的？現實中的「石家莊」從不等於「Rock Hometown」，但總有些耐不住好奇的年輕人，翻過它們之間的那面牆，去發現另一個石家莊。
河北師大附中 校門口
1984年左右，曉朱的爸爸買了個錄音機，這只是那個年代單純的添置財產的活動，象徵著生活的蒸蒸日上，而曉朱爸爸其實不喜歡聽所有音樂。
那時買錄音機會附贈一些磁帶，於是曉朱從爸爸、哥哥、和自己的收音機里，完成了從靡靡之音到迪斯科，再到邁克爾·傑克遜的音樂啟蒙。
在河北師大附中，曉朱迎來了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間。因為朋友多、女朋友也多，他曠課、玩街機遊戲，抽著「長健短萬」。《世界裸體模特攝影影集》、《龍虎豹》散頁和《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在迎來青春期同學們中流傳。
楊雲傑說自己聽搖滾樂並不多，而曉朱在崔健還沒出道時，就已經聽貓王了。曉朱糾正，或者說是默認，「這隻能說明《貓王金曲》引進版的推出早於崔健的成名專輯。」
那個年代，對於有的人來說，崔健是和《張帝問答》差不多的「搞怪音樂」，但是對於曉朱這一批頗有慧根的逃學少年來說，《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令他們與時代之聲產生共鳴，而《解決》則給予了他們一次完全的震撼。
看崔健革自己的命，如同看世界崩塌與重建，一個嶄新的搖滾植物人就這麼誕生了。「我隱隱覺得十幾歲的我十分搖滾，在外奇裝異服、誰都不服、誰都敢上，在家現代文學、抽象繪畫、吉他彈唱。」
石家莊的城市標籤不多，軍事重地算是其中一個、歷史上的高犯罪率算另一個。《愛搖》收到的讀者來信中，來自軍隊和監獄的佔大部分。石家莊「反調」樂隊的隊長武文就在軍隊大院長大，這段經歷對他的影響就是「我長大一定不當兵」。
曉朱本來也是一名准軍人。那年他帶著一個小磚頭錄音機和他爸爸給的高考獲勝獎品——一把鸚鵡牌電吉他和一台野馬音箱，來到位於北京西郊的軍校。
那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北京的搖滾氣氛如火如荼。地鐵里最熱賣的《北京青年報》每期都有搖滾資訊，報紙的中縫是早期迷笛學校的招生廣告，老樂隊紛紛推出成名專輯，新樂隊朝氣蓬勃，城貿中心這樣的大商場樂器部就能買到常用的樂器配件——比如12塊錢一副、一打鼓花就必然斷掉的塑料鼓棒。
當時的廣播里有一個很好的Music Radio，白天有雀巢音樂時間放放鄉村歌曲，晚上有搖滾樂類的節目。某天夜裡，學校已經熄燈，曉朱縮在被窩裡插著耳機聽電台，正趕上常寬當嘉賓主持，播放了當年的熱門搖滾曲《Enter Sandman》。
前奏一響，曉朱就立刻摁下錄音鍵。儘管過了好幾年他才知道歌名是什麼，但是那種來自音樂、而非歌詞的感官刺激是會上癮的。
曉朱立刻在學校組織了樂隊，而樂隊起家就靠他的吉他和音箱。軍校生活很無聊，但這也使校方支持這類「文藝活動」，他們又提供了一套鼓、一把吉他、一把貝斯和一把鍵盤。曉朱找到幾位音樂細胞豐富的同學加以速成培訓，這隻樂隊也就輕易成形了。
他們在學員隊的武器庫內排練，平時樂器就堆在倉庫一角，和成批槍械共處一室。
樂隊排練排得嗨到飛起，還憑藉音樂視野狹窄的觀眾和一些粗製濫造的曲目，在學校禮堂的新年匯演上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演出。演出之後，這些學生兵翻牆出去喝了大酒，興盡而散，樂隊也跟著解散了。
後來的事情，曉朱在《愛搖》第一期中這樣寫道，「在我20歲的那年，我選擇了從軍隊的那所以研究陸軍重型武器為主的大學退學，當時我還以為我是為了搖滾樂，還以為自己是在為藝術獻身，還有幾分得意洋洋的悲壯勁頭，現在比那時懂事一點了，才明白真相併非如此，我選擇的只是有更多選擇的生活。」
曉朱離開學校跑去北京三里屯，和在使館當哨兵的初中同學於小青一起住。兩人天天出來，站在立交橋上數汽車。曉朱對於未來自然是心緒茫茫，只是有兒時朋友在身邊，也覺得無所畏懼，「混得再差，也有於總給我墊背。」
身邊人對他脫離軍校的決定表現各異。父親要和他「斷絕父子關係」，初中班主任在電話里要給他跪下。一位曾與他有些曖昧的高中女同學受人之託來當說客，來的時候卻只是給他買了些外煙。
當他和於總正在北京武警九支隊的某間宿舍里彈琴高歌的時候，來抓捕他的教導員衝進來，只說了一句「上車跟我走！」隊幹部許諾要添置更多的樂器來挽留他，系主任來問部隊管理上的問題，院里的政治教授來問他的思想根源。
這些人的這些努力都失效後，與曉朱相熟的戰友同學們，在隱秘吸煙角排成數排，為他舉辦了一個自發的告別儀式。那是一個尋常的午後，他們合唱了《送戰友》。
回到石家莊以後，有的人說，「這小子肯定是在軍隊犯了什麼事兒了。」
曉朱兩手空空地回到石家莊，連續吃了一個月的涼拌粉絲就米飯，「我家裡沒人，我手裡沒錢，於是就刨出來了這兩種頗為永恆的食材」。
挺過生存危機後，曉朱發現石家莊的音像店裡開始有了打口帶。「尼瑪那是一扇扇通向過去、未來、知覺新世界的大門啊！」他當時的工作一個月170塊錢，女朋友過生日時兜里也就留個12塊錢，但買15塊錢一盤的AC/DC時，曉朱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
他攢錢買了台星球牌雙卡錄音機，再後來，還買了CD機，把CD機插到吉他音箱上也能聽得不亦樂乎。「我從廣東大肆訂購、我去塘沽四處搜羅，我在石家莊各大奸商處一擲千金，在打口帶和《音像世界》雜誌的幫助之下，我從一個滾青變成了一個樂迷。」
師大附中附近 中山東路和民心河交匯處
2003年，河北人高群書取材石家莊真實案例改編創作了電視劇《征服》，這部僅僅20集體量的電視劇隨即成為中國涉案題材影視作品中極為濃墨重彩的作品。即使在十幾年後的今天，當這部電視劇在一些地方電視台重播時，依舊會有著不錯的收視率。
2016年，《收穫》雜誌刊登的高群書和徐展雄的對話中，他這麼描述道《征服》和當時的社會現實，「八十年代的江湖，大家可以砍砍殺殺，爭強鬥狠贏得一片天地」。
在live house入駐石家莊以前，夜店就是「音樂聖地」。石家莊星光（國際）音樂節創始人/音樂總監李峰，在那幾年間就在各個夜店工作。1994年，《征服》里劉華強的原型正是在他所工作的夜店裡放了第一槍。
現實生活中，那個在第一塑料廠飯店門口因為十幾塊錢就能製造命案的瘋狂團伙，原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起命案。事發後，他們在李峰工作的店裡玩到凌晨四點。
這些讓石家莊人不知從何講起的混亂，一直持續到新世紀到來，暴力與音樂之間的牆，時不時就會被推倒。
2004年，萬青主唱董亞千從秦皇島回到石家莊後到酒吧駐唱，「有次正唱著呢，台下黑社會開始混戰，我就再也不去了」。
《愛搖》第四任主編趙亮到石家莊第一次看搖滾現場時，「台上翻玩Nirvana，台下酒酣開戰。街邊大排檔中，一個同事的腦袋被酒瓶開瓢，打人者不慎自傷，玻璃割斷了這個北京吉他手的手筋。之後以我方賠錢了事，期間有數位文身光頭男光顧編輯部。」
這讓趙亮想起一部犯罪紀實紀錄片的某一幕，一夥混混復仇成功，一文身光頭男指著對方淌血的鼻子道：「還牛逼唄！？」
天津籍石家莊人大勇，聽完趙亮回憶後拊掌大笑，「最傳神的莫過於這個』唄』字，太他媽石家莊了！」
在牆的另一邊，音樂製作人張培仁把九十年代稱為「中國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這十年里，前有魔岩三傑的橫空出世，後有地下音樂的生根發芽，朋克和金屬幾乎佔據了當時的半壁江山。
石家莊第一家live house「地下絲絨」的老闆、石家莊音樂公益組織「石人制噪」的發起者辣強，在當時被《夢回唐朝》所吸引。很快，石家莊也掀起了一股重型的浪潮，持續了有近十年之久——橡皮泥、可食用屍體、民主樂隊這些名字到現在仍被頻繁地提起。
人們總會想像，是石家莊的重工業和軍事氣氛讓這裡的音樂充滿了憤怒，但如今的石家莊民謠歌手劉鍵再回憶起自己的重型時光，「還是因為年齡吧。那時候都是小孩，哪有那麼多不滿要發泄。我跟你說實話，很多都是猜想出來的。」
當時的中國，一個城市唱片店老闆和打口帶商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這個城市的音樂品味，而石家莊的音樂口味就是被天津的盜版商販決定的。紅糖俱樂部的老闆劉利當年去天津淘帶時，「拿著簸箕搓，一簸箕十塊錢，但是裡邊可能有壞的，還有重的，我們就好幾個人坐車過去一人十塊錢，搓回來換著聽。」
曉朱爸爸所在的化工部第十二建設公司（十二化建）在90年代後幾年快速地由盛轉衰。在此期間，曉朱先是自己開一家小唱片店賣打口帶，後來加入位於石家莊的《通俗歌曲》雜誌，參與推動了這個小歌詞本向16開的「中國搖滾第一刊」的轉型。
1997年，曉朱在《通俗歌曲》工作時第一次聽到董亞千和姬賡的樂隊「The Nico」（萬能青年旅店前身）的小樣，鼓手是當時的「石家莊第一鼓手」張培棟。曉朱帶他們去北京鐳典麗聲的棚里錄他們的第一首作品，合輯《非常次序》中的《巢穴在望》。
當時，「The Nico」和合作方簽協議談錢交涉的時候都請曉朱出面，所以他需要個身份——幾個人拿一破紙片子，寫一個協議，歪歪扭扭委託曉朱作為經紀人。
「當時大家還是比較純情，我說我作為已成年的經紀人就不參與分錢了，結果他們還推讓半天。我只是單純惜才，後來搞《愛搖》一忙，他們也陸續成年，我就顧不上經紀他們了。」曉朱清清楚楚地記得，給過他們一把木琴、一台效果器、一套鼓麥克，「當時都說是借，但一直不還就成了給，幸虧我沒把錄音室的數字錄音介面』借』給他們。」
《通俗歌曲》隸屬事業單位，不是一個滾青長期能呆的地方，曉朱便帶著幾個兄弟翻牆而過，自立門戶。他們借用瓊·杰特一首經典搖滾歌曲的名字，創立了非官方出版物《我愛搖滾樂》，從領導審查變成了自我審查。
起這個名字時，曉朱記得有人提出了反對，卻記不得是誰。面對非常主觀的的他，反對容易，提出可接受的提單方案卻很難。於是反對根本無效，1999年11月19日，第一期《我愛搖滾樂》出版。
創刊團隊包括總編/第一任主編曉朱、第二任主編吳濱、第三任主編大勇、版式監督/公司監事楊雲傑、發行人於小青。
曉朱信奉「懷理想主義的目標，以現實主義的手段行動」，從《愛搖》開始，他們已不是滾青，而是出版人。趁長假從景德鎮來幫忙的張翼飛在創刊號中寫過，「望望煙霧繚繞的房間里幾張正由蒼白變成慘白的臉，希望這一切值得。」
創刊號
曉朱曾想像自己在2000年的形象屬於手持老槍或是身穿白大褂的四化人才，「所謂的未來是如此確定無疑，據說那未來的實現還要靠我們」。可2000年真到了的時候，已經沒人再提四化的事兒。
大勇在第二期《愛搖》中回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值得你懷念的音樂是什麼」時寫，「這十年值得回憶的事情有很多，實際上真正永久留在我腦海中的只有以下幾件：Kurt Cobain、商業化靚仔男孩組合、地下Hip-Hop的崛起、更加充滿暴力的生活、性開放與避孕套及高中里屢次發生的槍擊事件。」
在《愛搖》剛創刊時，假如存在所謂的「中國青年文化」，那麼曉朱覺得缺少一些「中國」、一些「青年」以及一些「文化」。換句話說，就是模仿為主、人數太少、流於表面。
體現在雜誌領域就是，《讀者》和《知音》式的美文在佔據了報刊亭最好位置，設計粗糙、文風通俗的《愛搖》顯得十分突兀。早期讀者對《愛搖》的評價中，說得最多的就是「沒見過這樣的」。外媒也因此爭相圍觀，曉朱形容外媒對《愛搖》的好奇程度，「大約類似於咱們在印度發現一家名叫《德里崑曲愛好者》的雜誌」。
曉朱曾提到創辦《愛搖》的初衷就是為了「爽」，還把《愛搖》比作出版界的法外之徒，「自由、翻牆、肖申克越獄，你能體會吧？」
儘管後來他忘了自己用過這個比喻，但一聽倒還是覺得，他們確實像在監獄挖牆角活動的愛好者。他們也從來沒有對雜誌的定位含糊其辭過：《愛搖》是一本搖滾雜誌，而不只是搖滾樂雜誌。
用曉朱的話說，「搖滾樂是可拓展知覺世界的音樂，搖滾是拓展知覺世界之行為，並不局限於音樂。」
《愛搖》的排版設計總被誇有一種「粗糙的美」，版式監督楊雲傑說，「和我不專業有關。」每次排版的時間短，又以實用性和功能性為第一考慮。這只是客觀原因，曉朱承認了另一原因，「美，是很主觀的事情。如果我承載了你的青春，我就莫名美了起來。」
雜誌封面角上的「隨CD附送」不是調侃。因為當時很難獲得正式的出版物書號，編輯部在比較了各種方案成本後，申請了出版光碟的國際標準音像製品編碼，再把雜誌作為歌詞本附贈出去。
這麼多年下來，為了獲得半合法的出版資格，僅購買版號一項就花了估計有60萬，曉朱感慨，「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僅不免費還巨貴」。
編輯們渴望獲得豐富的海外資源，但資訊在當時極為緊缺，拿錄像機錄製Channel V的事兒編輯們都干過。當時還可以在中圖公司訂閱進口雜誌，《滾石》雜誌一年26本大約需要六百多塊。
《愛搖》視版權為無物。編譯是當時的常事，像是反全球化暴亂這種事兒，只能聽人家說。這一自作主張的習慣貫穿了《愛搖》從創刊到停刊的始終，除了文章以外，封面圖也經常是趙亮把網上下載的圖，用ACDSee調成油畫效果，再放得很大，加點噪點，就這麼完工。
在這件事上，曉朱很看得開，「版權這種事兒，能保護創作者是真的，但印度的盜版藥物，對於拯救生命也是極為有效的。」
最早的發行渠道，主要是批發給各地的書商。比如，在一次全國性的非官方的出版物訂貨會上，編輯們列印了幾張大海報張貼在書商們下榻的酒店裡，宣稱有本叫作《我愛搖滾樂》的雜誌即將出版發行，瞬間收了幾萬塊錢現金回來。
雜誌出到第三期時正逢學雷鋒日，編輯們想用雷鋒做封面，而團隊里唯一有一點敏感度的於小青覺得，這樣做太冒險。但他實在拗不過這一幫熱血青年，「我愛搖滾樂」幾個大字印在了雷鋒頭頂上。
發刊後一位瀋陽的記者以《雷鋒也能愛搖滾樂？》為題發表文章，《愛搖》的編輯部和出版社都遭遇查封。這次的打擊不小，編輯們不得不開始找新的出版社。
第八期上市後，市新聞出版局稽查隊又以「家長舉報」為由來了三個人，問東問西，還要拿走書作為證據。於小青出面解釋時，雙方談得不大愉快。三個人沒說什麼就先離開，結果下午一下過來二十多個人。掃黃打非、文化稽查、新聞出版三家一起，帶了個搬家公司的車來聯合執法，把編輯部的書裝上大車拉走。
當時的種種困難，對於於小青來說，就是遇到事情、解決事情，倒沒想過要因為這些事停刊。在他想像中，這個事就是要一直做下去，甚至做成百年老店。曉朱則是認為，《愛搖》從來就是朝不保夕，從第一期開始，一直準備著突然死亡。
《愛搖》在千禧年之後磕磕絆絆地步入正軌。2000年，第一屆迷笛音樂節在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的禮堂舉辦，啤酒和音樂都是免費。2001年3月16日，石家莊很多橋東區的學生因為戒嚴遲到了，石家莊人靳如超因與家人不和製造了「3·16」特大爆炸案，有些牆塌也就只在一瞬間。
原《愛搖》編輯部所在地
除萬青以外的石家莊音樂人們，總是要冥思苦想一下，才能回答出那些所謂的「石家莊烙印」。
莊裡唯一的後搖樂隊旋轉軸心，覺得他們最「石家莊」的作品是《我想在斑馬線上睡一會兒》，因為石家莊有標誌性的地點並不多，他們大多數歌曲靈感都來自於普通的街道、角落。
劉鍵也只在作品《城南的孩子》中透露過一點石家莊的特點，如「城南已看不到麥田」、「城北的工廠難續風光」。
用反調樂隊的話來說，「石家莊，有三多，戰士多、學生多、澡堂子多。石家莊的洗澡文化，如果誇張一點來講，一天換一個不同的地方，可以洗一年不重樣，甚至洗不完。」還要再加上「會說各地村裡話」，畢竟這是座沒有本地方言的「移民城市」。
於小青想了好幾次才說，「你看咱們在這飯店二層吃飯，還有隻狗一個勁往裡跑，這不就石家莊的特點么？」
「幸福指數高」是關於石家莊的經典描述之一，原因在於，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高。一位22歲的計程車司機，沒聽過萬青也沒看過《愛搖》，他的回答是「大家都這麼說」。
趙亮仍然重複著他七年前文章中那句話——「石家莊與北方平原上的其他城市，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
趙亮在2005年大學畢業後來到石家莊，不是因為這個城市有什麼特殊的吸引力，而是因為他最好的哥們在這裡。在此之前，趙亮、水惑（筆名）、姬賡、史立一起在中南林業科技大學上學，趙亮聽了姬賡寫的歌覺得挺有意思，更讓他覺得了不起的一點是，姬賡竟然是個簽了廠牌的藝人。
直到來了《愛搖》他才發現，姬賡所謂的「So Rock！」廠牌「就是這幫人做的」。
編輯部當時的地址在石家莊中山東路448號，一個很小的居民區院子里，七層，148平米。趙亮剛到的時候，正好大家印的一批T恤到貨，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家一箱箱搬衣服。
作為「領導」，曉朱當然只在電腦前辦公，不參與體力勞動。趙亮不太會社交，又想說句話打破尷尬的氣氛，最後憋出一句，「呦，你還挺輕鬆哈？」曉朱白了他一眼，等他後來反應過來想，「我怎麼這樣？！」
公司的電腦特別破，趙亮卻覺得不用去網吧就能天天上網下歌很快樂，第一個月工資800就把他高興壞了。
趙亮在編輯部附近的方北村租了一個小房子，90塊錢一月，那個時候的豬肉5塊錢一斤。床是底下壘了磚，上面按了一個床板，晚上上廁所還得跑老遠到院里，「一個人在那住挺嗨的」。
很快到了需要起筆名出刊的時候，他想起聽姬賡彈唱過一首小時候聽過的歌，叫《土撥鼠》，從此有了個一點都不搖滾的筆名，叫「土撥鼠」。
2003-2008年，是《愛搖》黃金的五年，銷售量突破10萬，內容上也越來越豐富，除了音樂資訊、評論以外，社會諷刺方面有基本的政治知識普及、《求真新聞月刊》；亞文化類寫過官能小說、獵奇漫畫、極客偶像；科普教學方面還有手把手教讀者怎麼下載、怎麼開一家小店、帝吧熱詞深度掃盲等等。
如今最多被讀者們提起的《求真新聞月刊》和「洋蔥新聞」相似，編輯們會寫一些假得非常離譜的新聞，又能讓人知道他們在諷刺是什麼。比如，《我國「最後的流氓」為自己申遺》、《京藏高速音樂節舉辦》、《心理學最新研究發現數錢能陣痛》。
編輯們在解釋這個欄目時喜歡打一個比方：如果告訴你黑煤窯出事故10人遇難，不管是黑煤窯、媒體還是圍觀群眾，都不會太關注，但如果告訴你是10億人遇難呢？
讀者們習慣把這些音樂以外的內容統稱為「後半本」，對「後半本」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但曉朱個人最喜歡聽大家評論為「特別好玩」。趙亮從來不把「後半本」當成所謂的「社會責任感」，而是一種「天然的正義感，天然的憤怒」。
2006年，編輯部完成了從中山東路448號到梧桐苑小區的搬家，但雜誌上印的地址並沒有變。從此，找上門來的檢查人員少了很多，尋找編輯部撲了空的讀者多了很多。
同年，趙亮變成了第四任主編，一直到2013停刊。從這以後，他沒想過離開石家莊，因為創刊元老們不再經常參與編輯，已經被稱為「員外」，趙亮還沒找到可以接班的人，如果他也走了，《愛搖》就沒人做了，所以「只要《愛搖》不黃，我就還在那」。
左起：齪齪、土撥鼠、魚工（楊雲傑）、雷帝、半隻螞蟻、曉朱、史立、段郎、老吳、老孫
曉朱總自豪於編輯部同仁們的不懈努力，他說那幾年，認識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一群人。「往前一百年，這樣一個團隊會是成功的同盟會石家莊分舵；往後一百年，這樣的團隊經營模擬女友生意也將會大獲成功。」
編輯們自稱「鏟鏟隊員」，這一詞來源於貓撲，用戶「哈哈哈33123」經常以街邊的鏟鏟民工作為故事的主角發帖，編輯們自認為是文字民工，就自稱鏟鏟隊員。
《愛搖》鏟鏟隊的隊長曉朱把編輯們的個人修養概括為「三硬一大」重要思想。停刊五年，趙亮依然張口就背出——「三硬是身體要過硬、酒量要過硬、選題眼光要過硬，一大是知識面要擴大。堅持』三硬一大』重要思想，緊密團結在以曉朱同志為核心的滾中央周圍」。
大部分編輯們在生活上沒什麼搖滾范兒，唯獨LC（筆名）不一樣。他留著鬍子和紅色的長髮，床底下全是煙頭，「絕對特別嬉皮范，而且不是刻意打扮出來那種，他生活習慣就是那號人。」
LC來的時候是一個夏天，大家在一個很爛的攤子上吃烤串，哥幾個故意把他灌大，結果又都背不動他，就生拉硬拽弄幾百米到了一個路口拐角，找到一個擺攤下餃子的地方，大勇過去就把人家的自行車借來把LC駝回來。
創刊元老們普遍酒量很好，大勇又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張羅去外邊吃個火鍋或串串。趙亮剛來時酒量很差也沒那麼多錢，捨不得每次都參加卻又很嚮往。大家因為喝多沒少闖禍，比如悲傷（筆名）喝大了就往趙亮身上蹦，把趙亮壓倒了，「摔的巨疼」，再比如大勇一喝多就酒炸，大街上要跟人開練。
當時編輯部資源匱乏，也因此鍛煉了那幫年輕人自力更生的能力。比如老孫非常喜歡金屬樂，但他喜歡那些唱片在中國都找不到，索性自己下載圖片、設計封面、調色、壓盤。
《愛搖》的美編、萬青的小號手史立，甚至還被《愛搖》救過一次。在他還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天告訴姬賡說父親要來抓自己。為了保護史立，姬賡冒充了曉朱給史立父親打電話，「史立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年輕人，《我愛搖滾樂》希望接納他。」
這事讓姬賡一直過意不去，因為他爸特別好一人——「您的孩子交在我手裡您放心吧」——於是他爸就信了，史立四處遊盪，還去襄樊拍了一個月電視劇……
史立在學校實在呆不下去了，哭著喊著拚命要去石家莊。他說，石家莊就是他的天空之城，他夢中的地方，死活都要去。姬賡覺得，「都是兄弟嘛，我也看不下去，就又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給董二千打了個電話，說有個兄弟要過去，罩一下」。
楊雲傑提起史立的時候嘿嘿一笑，「他來之後他排版，我監督他，我就不幹活了。」但至於史立哪年來的，他完全不記得。趙亮坦言當時把史立坑慘了，編輯們總拖稿，留給史立很少的時間排版，最短的時候三天排出一本書來。
曉朱言簡意賅，「和在樂隊里差不多——非常悠閑、穿著隨意、只是在一小段時間內工作，但不可或缺、效果顯著、值得信賴。」
曉朱自己也有流傳在外的傳說：小區業主維權，他開著輛破切割機，把車往小區門口一橫開始發傳單。
30歲生日那次酒會，編輯們送給曉朱一包龍星同款的「吵架王」大橫幅捲軸，但他覺得，沒有啥可吵的，都是些業務決策問題，只是正常討論。他堅信大家送我這個條幅，無非是對我的遠見、洞察力、邏輯性、口才、辯論勝率等等指標表示深深折服。
編輯們熱衷於和讀者互動，曾有一位後來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年輕女讀者坐火車過來，讓曉朱讀了她寫的詩，還邀請曉朱與之共渡春宵。
在編輯部收到的禮物里，有讓大家好奇又不好意思拿回去用的充氣娃娃，在辦公室一角慢慢地癟下去。有四川的讀者寄來的幾十斤辣椒，編輯們從09年吃到16年都沒有吃完。有人寄過通遼廣發草原的手撕牛肉乾，趙亮到現在還會自己從淘寶上買。
還有很多讀者特意到石家莊尋蹤覓跡。2009年，還是讀者的段郎第一次去辦公室朝聖，「我的天哪，簡直就像豬圈一樣，太亂了。」趙亮接待了他，找來於小青那張老闆桌，結果一個腿已經折了。想給他倒杯水，結果發現桶裝水裡沒有水了，紙杯也找不到了。最後坐在了平時用來拆貨放雜物的髒兮兮的沙發上，找到一塊不知道臟不髒的抹布擦了擦。
和編輯部在同一個小區有一間140平的毛坯房，外地來的編輯們大多住在這裡。他們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關注社會卻並不常接觸社會，但外界的變化仍然不緊不慢地來了。
2006年，石家莊第一個live house「地下絲絨」在一個200平米左右的車庫裡開張，名字自然是借鑒了美國早期搖滾樂隊「地下絲絨」。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奧運會舉辦，舉國歡騰與舉國擔憂貫穿了全年。
「三年大變樣」也大刀闊斧地開始了，首先是把街邊平房拆成廢墟，小書攤隨之消失，那曾是《愛搖》最主要的銷售渠道。
趙亮在2008年換了新住處，那是幾年前靳如超爆炸案發生的小區。他在出門買菜時經常看著大量廢墟上蓋起的幾棟新樓，想著這些居民如何和死難者冤魂共處一室。
2009年，首屆張北音樂節舉辦，李峰前去觀察學習如何策劃音樂節。
2010年，趙亮為了家庭，貸款28萬，在全城房價最低處買了房子，成為房奴。在當時的江湖傳言中，他是那個「他媽的在《愛搖》工作都敢買房子」的人。
2011年底、2012年初，石家莊紅糖俱樂部開始營業，對劉利來說，這是理想，也是生意。
2012年之後，霧霾突然開始變得無法接受，曉朱開始想要離開石家莊了。
中山東路某一處路邊
在萬青現場一次次「如此生活三十年」的大合唱中，很少有人知道，這三十年間的石家莊什麼樣，就連主唱董亞千對這座城市的氣質的描述也幾經變更。
2006年，他終於說起了自己在2000年患上抑鬱症的原因，當時他認為自己稟賦超群，足以成為搖滾明星，「可是又覺得周圍環境爛，資訊、機會都不行，自己很急，而越急越寫不出東西。」過了一年，他不再埋怨周邊環境，而是開始找自己心理上的問題。
2012年，他的關注點再一次變化，「跟石家莊的變化也有關係。小時候石家莊工業沒那麼發達，家門口就是菜地，印象里那時候每天陽光特別燦爛。長大後石家莊變得擁擠，突然意識到怎麼變得特別難受，呼吸困難，自己做事又不怎麼順利。」
2018年，趙亮說起眼裡的萬青，還是更依賴於人的狀態。石家莊對萬青來講，還算是比較宜居的地方。雖然有點閉塞，但是畢竟他沒有見過比萬青還不愛混圈子的人。就連和萬青吉他手蘇雷很熟的劉鍵，也是看了報道才知道蘇雷加入了萬青。
萬青有義務去「代表」石家莊嗎？趙亮覺得這事「特別無聊」，石家莊就這樣，別的城市好多也這樣。先是因為偶然的機會樂隊成立，然後才汲取了石家莊這個城市帶給他們的影響，如果這幾個人在別的城市，音樂可能也差不多，「真的不是那麼特殊。」
「真的不是那麼特殊。」同樣的一句話也被於小青和楊雲傑用來解釋《愛搖》和石家莊。
石家莊的音樂氛圍不算好。於小青說，《愛搖》在石家莊的銷量與全國相比，一直是倒數。劉利以「hometown」的諧音為自己的live house取名「紅糖」，也只是利用一個諧音而已，和石家莊的氛圍、地理文化沒有任何的關係。
2012年底，《愛搖》放出豪言壯語，「在新的一年裡，我們將帶著每位讀者的十八塊大洋和各位領導的殷切關懷，繼續上路，一路絕塵。」
2013年10月，《我愛搖滾樂》（紙質版）第135期（休刊號）上市。此後，大家又垂死掙扎一段時間，終於作鳥獸散。
停刊前的幾年，趙亮已經意識到一個越來越尖銳的問題——《愛搖》總是在重複那些正確的廢話。雖然總有新的社會現象，《愛搖》總會不停地評論，但你會發現它顛過來倒過去就是那些東西。
「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是不是那些原來需要啟蒙的人，現在已經逐漸不需要我們啟蒙了？我們現在是不是該有一些新的觀點了？《愛搖》從理論或學術上來講，很難說是偏左還是偏右，而且可能左和右在國內來講，和國外本身不是一碼事。」
又一面無形的牆在《愛搖》面前出現了，趙亮越來越難看到真正有啟發性、刺激性的東西，也不願意把那些特別公知腔調的東西給讀者看。「弄到他媽大半夜你也找不到一篇覺得合適的，我他媽寧可弄一個特別混不類的文章往上放。」
垂死掙扎的時間裡，趙亮試過在多看閱讀上發布電子雜誌，問題就在於，這「後半本」要怎麼放。他們做了一個6寸的PDF，讓所有購買電子版的讀者在留言里寫郵箱，編輯部把PDF發到郵箱里去。
這一舉動引起了多看閱讀領導的注意，覺得這東西太危險了。本來熱情擁抱電子雜誌的趙亮被當頭潑了涼水，「那時候心有點涼了。」
有投資方聯繫過《愛搖》，有的希望控股，有的想以「愛搖」名義辦音樂節。趙亮不願意就這樣把品牌給了這些人，也不想為了尋求其他出路而改版。
在120期左右，《愛搖》已經有了明顯的虧損。很多讀者提倡眾籌，現任新媒體主編段郎解釋，眾籌出一期是可以的，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到了那個時間節點上，趙亮第一次深刻地感覺到，他的使命可能已經完成了。
停刊的那幾個月，大家平靜地離去，沒有任何散夥飯或紀念活動。
曉朱開心地開著他的車，載著他的家當，來到了現在居住的雲南。他投身教育事業——對象是自家小孩，要是為這個事情配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應該是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他還和鄰居家八九歲的小孩組起了樂隊，玩AC/DC。還有體育事業——參加了鐵人三項比賽，加入過兩家賽車公司，自己定期上路飆自行車摩托車汽車。他平常登山下水，採摘捕撈種植。
「我的生活對世界沒啥意義，但對自己很有意義。我有時間也有錢，並且和大家一樣按部就班地走向死亡，所以幹嘛不享受生活呢？」
於小青在2016年患腎衰竭，《愛搖》賣掉以前編輯部房子的錢，先用來給於小青做腎移植手術，這兩年他一直在恢復中。這正如曉朱在談黑豹樂隊泡著枸杞的保溫杯時說的，「人人都有生理衰老這麼一天，小青年兒們還理解不了，以為搖滾宿將27歲沒死就應該永遠生猛下去，他們和那些認為奧黛麗·赫本不用屁股拉屎的人是同一性質。」
楊雲傑回到普通的銷售公司上班，每天接送孩子。在妥協於我們採訪《愛搖》的強烈請求後，還講述了他和曉朱、吳濱、大勇在喝多之後游野泳，結果只有他不會游泳還碰上雷管的悲慘經歷。
趙亮來到了摩登天空，做文案和萬青的經紀人。他說自己不是一個厚古薄今的人，那是很腐朽的做法。現在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愛搖》，還有其他東西可以看，不聽搖滾樂，還可以聽嘻哈。
不過，做《愛搖》主編時留下的「後遺症」還未消失，比如曉朱對於語言規範的嚴格要求，使得他直到現在看文章時，還會敲著鍵盤移動著游標，一個字一個字地過。
2015年，原編輯段郎得到曉朱的授權，成為「我愛搖滾樂Fanzine」新媒體和演出廠牌的主理人。在新平台的發刊詞中，他這樣寫道：「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記得自己的初衷，記得第一次聽到搖滾樂時心中的顫動，記得第一次讀到《愛搖》時三觀碎裂的聲音，記得自己真正愛上一種生活方式時的從容。老去的時候，你不會為』我愛搖滾樂』這五個字感到一絲絲臉紅。」
「不要奢望永恆——宇宙都不永恆。」曉朱如此總結。
渤海聲場 滄州站合影
趙亮來到北京工作四年了。因為媳婦在太行山裡教書，他還是會每周往返石家莊，穿過「耕地稀少、黑白分明」、立志建設「中國鈣都」的井陘縣。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人們向下挖掘煤炭，向上崩山採石，煉製白色鈣質品。一黑一白，不是琴鍵，而是一整個縣的營生，還有縣裡人的兩個肺」。
他想說的當然不是為了環保，他怎麼會指望以一個「小清新」的方式去解決一個結構性難題。
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萬青即將發行新專輯的「概念三部曲」中，取名《泥河》、《採石》、《山雀》，那其中有句讓趙亮瞬間飆淚的詞，「高地奔流，略山光，過太行。平原午休，縱魚兒，躍西洋。」
姬賡曾解釋「概念三部曲」，這不是你作為一個旁觀者去批評生態，而是你本人和世界是一體的。「這和一個人被消耗的過程是一樣的。」
留在趙亮心底的是，「你看到這些景物，一開始不覺得怎麼樣，但每次每次你重複看它，總有一個東西在心裡邊一直鬱積。你可能會覺得，世界怎麼是這樣的，不應該是這樣的。」
為了孩子上幼兒園，趙亮全家馬上就會定居北京。他曾在文章中詳細地講述過自己簽下「不享受石家莊低保待遇」後，終於成為官方認證的石家莊人的過程，現在他把石家莊稱作第二故鄉。
這幾年中的「Rock hometown」也從未幻滅。2013年，石家莊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型戶外音樂節「石家莊星光（國際）音樂節」在正定舉辦。市委市政府沒見過這麼大規模的音樂節，怕會出問題，李峰的愛人、星光傳媒董事長王紅向市委書記保證，他們一家三口一人負責一個舞台，「如果出現任何問題，先讓樂迷從我們身上過去」。
星光音樂節如今已經紮根正定，並計划走入河北各個城市，李峰這位不折不扣的「老搖滾」，今年整整50歲。
在辣強看來，現在是地下絲絨最好的時候，「因為沒有壓力」。「石人制噪」系列演出做到了第50場，資助了50所小學，他覺得這是更有價值的事。雖然他不願意用「正能量」這個詞，「但是不管怎麼說吧，想讓大伙兒覺得搖滾樂也挺陽光的。」
店員們面對辣強時，已經有了點長輩的意思，主動稱他為「強叔」。強叔覺得這樣的狀態挺好，歲數大了蹦不動了，可以沉下心來做一些創造性的事。
2014-2017年，北京的多個地標性live house紛紛關閉或遷址，但劉利並未對紅糖俱樂部感到擔憂，「太多這種採訪問我了，我想跟他們說實話，我覺得這行是能掙到錢的。因為稍微偏地下一點的樂隊，或者獨立音樂人，是需要live house的。我也希望這個市場能變得更加溫暖。」
2015年，石家莊守望者展演中心開始營業。
劉鍵在從小玩到大的紅旗大街附近開了一家樂器行，一邊教課一邊做新的音樂、準備接下來的演出。旋轉軸心在這個沒有太多想像力的城市裡總結出自己的核心理念——第一對立感，第二是畫面感。
反調樂隊的樂手們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吉他手石正說，「我在一個很正經的單位裡邊玩搖滾，還開了一輛特別搖滾的車。」
段郎依然奔走在各個演出現場中，公眾號「我愛搖滾樂Fanzine」會免費為音樂人發布演出信息，「我愛搖滾樂」廠牌發起了「渤海聲場——河北城市新聲」巡演計劃，希望能顛覆樂迷們對河北的認識，聽到那些「你不曾聽到的聲音」。從16年開始，他每年年底組織一次《愛搖》生日派對，也仍然會在每一次的採訪里明確地表示，他想復刊。
曉朱在《愛搖》上公開過的七位數QQ號至今還在用，天天還在接觸讀者，大家都會講講自己的生活經歷，有時候他還會直接給些建議。他知道，被一本小冊子改變過的人太多了，「一個人往往可以撬動歷史，我們在這方面說不定會有點什麼蝴蝶效應，在某地掀起風暴呢」。
只不過，他已經太久沒有公開發言了。當他再次開始追憶似水年華，「我26歲時覺得世界會一點點變好的，現在仍然覺得會變好，但不同的是，我對自己能否親眼看到變化的信心已經徹底動搖了。」
回顧那十四年在《愛搖》寫過的文章，他最喜歡的是「那些關於愛的文章」。
曉朱對石家莊的吐槽一如在雜誌中一樣直接，「石家莊有什麼好聊的，多說點美好的事情不行么？我覺得雲南人大概理解不了石家莊地獄一般的冬天」。
那麼如果讓他重新選擇，還會選擇生活在石家莊嗎？
他說他會。因為「我曾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說了一切我想說的，認識了一切我想認識的人，這都緣於我曾生活在那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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