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開：蒙古襲來，萬古人間一昏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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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時候，看過一本介紹別國民族英雄的書，現在還記得的就是越南陳朝的興道王陳國峻和日本鎌倉幕府的執權北條時宗。這兩位的共同點都是力敵蒙古，拯救國家於危亡，然後達成民族覺醒的大目標。

這樣的人物，中國是沒有的。中華民族的自覺自省、自強自立，是要從晚清末年到新中國成立這半個多世紀才陸續達成，期間革命黨與國共兩黨的先輩前赴後繼，赴湯蹈火，方才有一絲小成。時至今日，倒又漸次退縮了回去，實在很是叫人無奈。

話題扯遠了，還是繼續討論日本歷史吧。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鎌倉幕府時期，北條得宗家以執權的名義操縱幕政，烹制天下，說到底是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後人評說起來頗有一些不屑，時不時總被當做亂臣賊子，竊國大盜的典型範例拉出來打靶。

北條一門，九葉榮華，被公認推崇的止有北條時宗一人，所為者只「蒙古襲來」這四個字。遙想當年，狼騎滾滾，好一似滔滔洪水，吞天掃地。蔽日旌旗，連雲檣櫓，白骨紛紛如雪。到末了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時宗自元寇的奔襲中兩次不可思議地挽狂瀾於既倒，無怪乎後人仰之彌高，極盡尊崇。

北條時宗於公元1251年六月五日出生於鎌倉，是當時幕府執權北條時賴的嫡子。時宗六歲的時候，父親時賴才三十六歲，盛年出家，將執權的位置交給同門北條長時接任。隱退的時賴身居幕後指點幕政的運作。

時宗七歲元服，十一歲迎娶堀內殿為妻。1263年父親時賴病歿，第二年執權北條長時出家，曾祖父北條泰時的弟弟北條政村繼任執權。遵照北條時賴的遺命，十四歲的北條時宗就任幕府連署。

此時的鎌倉幕府，承久之亂裡面打垮了朝廷公卿的勢力，次第消滅內部各個門閥豪族，迎來了河海晏清、政局穩定、經濟騰飛、人口滋生的歷史最好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成為國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國家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值此堂皇燦爛之盛世氣象，少年連署的北條時宗雄姿英發，壯懷激烈，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大好時日。

只是，北方的天空，已是陰霾密布了......

公元1266年，蒙古世祖皇帝至元三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三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來到高麗國都。兩位使者隨身帶來了皇帝的兩通國書，一通是希望高麗國王協同勸諭日本，另一通國書則是準備遞交日本，要求其遣使來朝，以示降服。書中有言：「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言辭很委婉，意思很明確，甭耍花樣，不投降就用兵。

當時的蒙古鐵騎，踏碎女真金國，降服王氏高麗，持續壓迫苟活的南宋，兵鋒所指，紛紛男兒齊卸甲。依照忽必烈的想法，以高麗為先導，詔諭日本臣服，勢必將徹底孤立南宋，由此寰宇澄澈，江山一統，何等快意，正是長生天庇護下草原好男兒的偉事業。

除了滅亡南宋，統一大陸的戰略構想，現代也有人提出說蒙古征討日本的起因是覬覦列島豐富的貴金屬產量，以此來緩解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內戰而導致的財政危機。此說當是後人的附會。當時的大陸，其富誇天下者，惟江南而已，日本列島的金銀產量尚不顯著，不足以引發外人的貪慾。蒙古貴族如果要解決經濟問題，能想見的只有攻破南宋，應當不會想到浩渺海疆之外的區區島國。

而此刻的王氏高麗，又是另外一番情狀。說來大家也許會詫異，半島上這麼一個謙謙君子的「隱士之國」歷史上也是有一段武夫當國的強橫時期。其時起自1170年高麗明宗元年，止於1270年高麗元宗十一年，期間武臣控制朝政，國君形同傀儡，史稱武人時代。1196年崔忠獻殺李義旼後奪取政權，時值蒙古入侵，崔氏奮勇抗爭，至死不休，甚至在半島全境淪陷的境遇下，依然移都江華島以作最後的抗爭。

1258年高麗王朝終於不支，武臣集團內部分裂，金俊殺死最後一任崔氏首領崔竩，將國都從江華島遷回開京，以示向蒙古降服。即便如此，崔氏家族私有的軍事武裝三別抄（原名夜別抄，是為了鎮壓盜賊而設置的警察部隊。後來分為左右別抄，加上蒙古逃歸的神義軍，合稱三別抄）的部分武士仍然不願意放棄對蒙古的武裝抵抗。

如此連番變亂，高麗一國骸骨曝於野，千里無雞鳴，國家孱弱，民情窘困，無力承受再一次全面戰爭的沉重負擔。只是如果違抗忽必烈的旨意，下場只怕會越發凄慘。而今之計，高麗唯有千方百計打消蒙古東征日本的意圖，或許能夠換得幾天休養生息的和平時日。

於是，護送蒙古使者到達巨濟島，高麗宰相李藏用便以「風濤險阻，不可辱天使」的借口再三勸阻，終於說得使者黑的放棄詔諭日本的使命，返轉大都。

自古東興收小弟，要的是拳打銅鑼灣，腳踢尖沙咀。這還沒開打呢，先委委屈屈跟個小奶狗一樣叫屈喊難，真真要爾等何用。忽必烈一眼覷破高麗國王王禃的小小心思 ，嚴詞申斥曰：「卿先後食言多矣，宜直身焉。」王禃被迫派遣使者潘阜攜帶國書前往日本。潘阜在日本居住了半年之久，一無所獲。

1268年正月，應蒙古的要求高麗派出第二批使節，這一次使者潘阜到達大宰府，參見鎮西奉行少貳資能，向其轉交了蒙古國書與高麗國王的書狀。國王王禃的書狀坦然曰：「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皇帝不貪圖你那點破銅爛鐵，只求你低低頭認忽必烈做大哥，從此一起跟著有肉吃。

國書與書狀先後被送往京都的朝廷與鎌倉的幕府。朝廷方面正在為慶賀後嵯峨上皇五十壽辰而舉行連日祭，接獲異國國書，公卿百官狼狽不堪，無以應對，慌忙向伊勢神宮以下二十二寺社進獻幣帛，延請得道高僧頌念仁王護國般若經來祈求敵國降服。

鎌倉這邊時年六十四歲的執權北條政村無力承擔抗戰的重荷，匆匆將執權的位置讓渡給了十八歲的北條時宗，自己擔任連署的職位。北條時宗初登執權寶座，即刻發布飭令，命令西國各處御家人、守護和地頭加固海岸防禦，以備戰事。

十三世紀後半葉的日本社會正處於一個欣欣向榮的大變革時期，其顯著的特點就是南宋錢幣在經濟領域的大量流通，以及武士、農民、工商、金融業主等社會諸階層之間經濟活動的頻繁發動。與繁華的盛世景象相呼應，幕府御家人生活奢靡，不惜舉債度日，甚至將莊園所領都予以抵押。而下層的農民則受到了領主越發殘酷的剝削，朝九晚九，終日無休。正嘉饑饉（1257年 ），各地盜賊蜂起，惡黨橫行。種種迷離混亂非是一時之景，而是社會急速前進時的自然反應。處於巨大變革浪潮之中的日本，人們或者隨波逐流，或者全力打拚，懵懂無知於另一個更加宏大壯烈拍打世界的巨浪正在呼嘯而來。

也並非沒有清醒看世界的人。早在1260年，日蓮宗的始祖日蓮上人便敏銳捕捉到了時代變遷的流螢撲面，在《立正安國論》的書中預言他國入侵，日本內亂的可怖景象，勸說幕府改弦更張，皈依正道。只是此種言論，除了蠱惑無知小民，在當權者那裡形同泥牛入海，全沒有用處。

鎌倉幕府一面發布惡黨鎮壓令來改善社會治安，一面憑藉御家人所領回復的德政令，以犧牲工商業者和金融業者的利益為代價來保護身為幕府支柱的御家人利益。社會動蕩如激流，幕府唯有砥持武家政權的權威，才能維持執權北條氏的統治地位。也正因此，當時的幕府根本沒有可能在和蒙古的交涉中輕易低頭，否則其構架於浮沙之上的威權頃刻便會坍塌。

公元1268年三別抄將領林衍殺金俊，廢黜親元的高麗元宗王禃，獨攬朝權。王禃在蒙古軍勢的挾助下方才驅逐武臣，重歸大寶。林衍與三別抄殘軍竄居海島，四下襲擾，蒙古征東的軍兵深受其苦。

公元1269年二月，蒙古國黑的、殷弘和悲催的高麗國潘阜再赴日本，登陸對馬島。因為日本的地方當局抗拒與蒙古的外交交涉，蒙古人挾持當地土著塔二郎、彌二郎返回大都。忽必烈只當兩位平民是日方的使者，很是喜歡，對他們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然後厚賜財物，派人送其回國。

蒙古與高麗的使者先後五次訪問日本，希冀得到幕府的回復，日本方面只是置若罔聞，當蒙古是一團空氣，全不存在。

幕府也不是全無動作。早在最初的使者到達日本的文永五年（1268），京都的朝廷尚在繁冗討論的時候，執權北條時宗便已經向西國的御家人下達了警戒令。1271年東國的御家人在幕府動員下陸續前往九州戒備，第二年九州當地的御家人開始在筑前、肥前一帶的沿海巡邏警備（異國警固番役）。與此同時，九州地方一方面強化武備，一方面也加強了對領內惡黨的鎮壓。

1272年十月，鎌倉幕府開始調查各地領主、守護的領地以及莊園公領的土地數目，以便掌握各地的軍事動員力和經濟實力，為全面抗戰做最終的準備。調查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御家人買賣領地的行為。

憑藉抗戰的契機，北條時宗不但攫取了朝廷在西國的行政權力，在幕府內部和社會文化領域也採取了強硬的統制政策。1272年北條時宗捕殺有不穩跡象的異母兄弟北條時輔，並將批判幕府的日蓮上人流放到了佐渡。

鎮壓惡黨、控制守護、封殺異己、警戒九州，鎌倉幕府從一開始就抱定了全面抗戰、誓死抵抗的決心。而一直無法得到日本正面回應的世祖皇帝忽必烈也終於認識到了外交壓服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

公元1273年四月，蒙古駐高麗統帥忻都、洪茶丘以及高麗將軍金方慶率軍攻破反元勢力的根據地耽羅島（今濟州島），徹底鎮壓了三別抄起義，而後東征日本的計劃便順理成章地付諸實施。

第二年公元1274年，元朝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蒙古命令高麗造艦九百艘，要求其中三百艘千石大船，三百艘快速戰船，三百艘汲水小船。限期急迫，高麗舉國上下深以為苦，怨聲載道。由於時間緊急，最後完成的海船是依照較為輕便的高麗船式建造，而非依照堅固的南宋船式。六月，軍船完工，忽必烈遂任命征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領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人，合計二萬五千餘人預備停當。

文永十一年十月三日，蒙古、高麗聯軍乘坐九百艘海船自合浦出發，航向日本。第一次東征日本的文永之役於焉開幕。

（第二十九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