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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初建

為了停止失去控制的諸侯國相互間的亂斗,許多受到過教育的民間有識之士(對他們進行教育的最早就是從國王處流落到民間的學者們)想了各種辦法、創立了各種能夠實現和平的政治學說,通過遊學宣講、收徒、或作為權貴侯王的門客、幕僚等方式擴大影響,以期實現人們共同的和平期盼。然而事與願違,他們的努力不僅未能令侯王們放棄爭鬥,反而由於他們互相之間的意見分歧,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國家的分崩離析,不同學派盤踞的地區間在文化風格上形成了較大差異。到了戰國時代晚期,各大諸侯國儼然已經完全獨立,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氛圍、文字寫法、度量單位、流通貨幣,乃至不同的施政綱領,假如這種情形再保持幾百年,中華大地上很可能出現跟你們熟知的歐洲格局同樣的情況。但是,王道信仰不允許我們永遠分裂下去,棄王道者,非我華夏。

王道本身作為一種人本主義的政治信仰,從一開始就內在地規定了其實現方式必須以統一的政權存在為前提,無論那統一的政權有著怎樣的施政綱領,它都要首先證明自己有能力統領中原大地上的華夏一族,然後才能去追求王道信仰的實現。政治是對一切資源和財富的合理分配,對我們而言,一切資源和財富皆誕生於土地,所以我們的政治概念中包含的兩大基本要素就是:人和地。人即華夏民族,地即中原國土。自古各路英雄豪傑「逐鹿中原」爭霸天下,唯得中原與民心者,方為國之正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世世代代不管忍受多大的苦難和犧牲都要堅決尋求一統天下的根本原因,我們不懼怕鬼神的威嚴,我們只聽從王者的號令。國家的分裂意味著王道的失落,信仰的丟失將致使人間只剩下掠奪和殺戮,這是理論上的必然,也是屢屢得到歷史驗證的事實。

要是這麼說不容易理解,用宗教教義作個類比也無妨,在王道政治理念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就相當於一神論宗教中的終極至上神,那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原點,沒有它,信仰就沒有了合理性的支持。華夏民族原本就是一國百姓,如同宗教中說所有信徒都是神的子民,只是國家為我們的意志親自締造,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去建設它、改善它,並實實在在地把它交給子孫後代。相比於宗教,我們的王道信仰更務實、更世俗化,沒有很多玄虛奧秘的大道理,也不是只能通過冥想和懺悔才可以感受其存在,一切皆肉眼可見,只要保證每個人都能彼此友好相待,王道的國度觸手可及。

戰國末期,秦王嬴政採用法家學派的執政理念,以准軍事化的方式治理國家,建立強大軍隊的同時挑撥其他幾個實力超群的諸侯國的關係,動用各種或明或暗的鬥爭手段消滅了六個大的地方獨立政權和一些割據勢力,終結了持續五百餘年的諸侯混戰,首次建立了完全統一的華夏帝國政權——秦王朝。法家學派的政治觀點非常強調君王的意志對整個帝國的實際掌控,秦政權因而不設侯王爵位,全國上下皆由向皇帝一人負責的官僚集團管理,首開郡縣制行政模式,依靠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是種最傾向於極權的執政方式。即使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法家學派的主張也被認為是比較極端的思想,但在一片混亂的爭霸年代裡,秦始皇把這一學說講究務實、高效的特點變成了現實,把自己支配下的國家力量化作了一部武力征服的機器,在較短時間內接連吞噬掉了實力與自己相近甚至超過自己的數個政權,成就了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許多侯王可望而不可及的王圖霸業。

然而,嚴酷的刑罰和武力威懾無法永遠讓百姓馴服,耗竭民力的浩大工程中奴役般的勞工徵募屢釀冤案(孟姜女的故事算是個代表案例),屈服只是暫時的,反抗不會停止。也許在經歷了幾百年的分裂混戰後,統一全國各地的文字、貨幣、度量單位是勢在必行的舉措,可嚴苛的刑律難道也是必需?也許對於已經習慣了受到地方權貴器重、總自以為是地認為其他學派都不值一提的某些腐化學者是該給點教訓,可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卻是為何?也許面對人強馬壯、來去如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襲擾,興建規模龐大的邊疆防禦工事確屬不得已而為之,可那極盡奢華的宮殿以及即便在幾千年後看起來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巨型陵墓,是否也能為國家帶來一點實在的利益?顯然,秦始皇身為帝王的意志力、執行力和軍事能力都是非常卓越的,可惜他好像欠缺一點寬宏大量的胸懷和為百姓謀利的覺悟,僅僅把國家當成了一己之私,雖然他盡心經營希望國家統一、強盛而付出的努力不容否認,但他的目的似乎不像是為了讓舉國百姓們過上健康、安寧的生活,他在巡視途中遭遇的襲擊及死後全國紛紛出現的起義,充分表明了其統治方式難以贏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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